脫離實際必然走向謬誤—就大飢荒年代的人口問題與孫經先商榷/楊繼繩

我在《墓碑》一書第23章中提出在1958－1962年非正常死亡3600萬人。網上廣為轉載，引起了強烈反響。多數讀者支持，也有批評意見。這是一個十分敏感的問題，也是在現有的資料條件下難以搞準確的問題。對這個問題的爭論是正常的事。

我是很關注批評意見的，凡是批評的文章我是必讀的。可惜的是，為數不多的批評文章中，幾乎沒有真正下功夫研究的，大都是謾罵。令人高興的是，孫經先先生提出了一篇有一定理性色彩的批評文章。儘管我不同意他否定大飢荒、否定餓死人的結論，但我尊重他的發言權利。我不是人口學家，我在《墓碑》一書中，只是介紹了多位人口學家的研究和結論，當然我自己也作了分析判斷。但是，對孫先生這樣的經過認真研究的批評，我也有責任回答。

統計局的人口數據中不應有的差額

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人口數據是公安部三局戶籍處（四處）提供的。中國大飢荒年代到底多少人非正常死亡？四處的人最有資格回答。四處至今健在的還有兩個人。一位是張慶五，當年戶籍處處長，今年86歲，離休前是公安大學人口研究所所長。另一位是王維志，今年82歲，上世紀五十年在在蘇聯專攻人口統計學，六十年代在公安部三局四處從事人口統計工作，離休前是中國社會科學人口所研究員。我曾向他們二位提出過這個問題。張慶五回答說：「我們戶籍處沒有統計，沒有形成正規的數字，也沒有上報。我個人估計兩千多萬吧。」王維志向我提供了他計算的結果：1959－1961年三年非正常死亡3500萬人。

不考慮人口國際流動，如果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人口數據是準確的，則在全國範圍內：當年年底人口－上年年底人口＝當年出生人口－當年死亡人口

即下表第3欄中的數字應當等於6欄中的數字。7欄中的數字應當為0。但按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字算出來不是零。（見下表）。不過，由於當年中國人口基數高達6.6億，統計上的誤差造成的差額，一百萬以內可以視為正常誤差。由此可以認定，1955年－1956年是基本正常的；1965年－1969年基本是正常的。1970年實行計劃生育，出生少報使得自然增長數縮小，差額就超200萬了。

歷年總人口數（年底數）和出生數、死亡數（單位：萬人）

歷年總人口數和出生數、死亡數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人口統計司、公安部三局編：《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統計資料彙編1949－1985》，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8年，上表中總人口取自該書第2頁，出生、死亡數取自該書第268頁

孫先生也列出了上面的表，但孫先生的出生和死亡人數是根據統計局公布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算出來的。其實，國家統計局的死亡率和出生率是根據基層上報的總人口、死亡人口和出生人口換算的。而且換算是用的平均人口不是年終人口，所以孫先生算的結果與上表有差異。

研究大飢荒的學者和人口學家早就注意到了上述差額。我在《墓碑》第23章中也作了介紹。這不是孫經先先生的發現。

不應有的差額是怎樣產生的？

為什麼會產生不應有的差額？這不是從理論上能夠回答的問題，只能從人口統計實踐中尋找答案。

2012年5月11日上午，我到張慶五家就大飢荒人口問題進行了討論。

我問：為什麼人口數據中總人口增長數和人口自然增長數不一致？這個差額是怎樣產生的？

張答：籠統地說，差額是由統計誤差造成的。細說起來原因很複雜，是多種因素造成的。不同的年代產生誤差的情況和原因也不一樣。大飢荒那幾年的誤差主要是死亡漏報造成的。1960年－1961年這個差額最大，主要原因是非正常死亡。

我仔細詢問了人口數據的形成過程。張慶五介紹，人口數由基層單位（農村是生產大隊）填一個《人口及其變動情況統計表》。統計表交到縣公安局戶籍科匯總以後報省公安廳戶籍處。省公安廳戶籍處匯總以後報公安部三局四處。四處再匯總成全國的數字。從1954年以來，每年出一本匯總的書。張慶五從他的書櫃里找到了表的樣本，他說，這就是。我一看，是1980年代的，說，不對呀。他說，五十年代跟這是一樣的，這個表沒有變化。我抄了下來（只抄表頭）：

人口及其變動情況統計表

還有一個「填表說明」，註明某些數字不能反映的特殊情況。這個「填表說明」供上級匯總時參考。到省級以上這個「填表說明」就不起作用了。

請注意，這個表只有「年末總人口」和「當年人口變動」兩大項。當年總人口比上一年總人口增長多少沒有顯示，也無法算出。這樣，當年總人口的增長和人口自然變動就無法核對。我想，這應當是當年總人口的增長數和當年人口自然變動數不相等的原因，即本文表中第7欄（差額）產生的原因。

王維志也曾向我介紹，中國的人口數據最基層是由生產大隊的會計或文書上報的，他們不專門從事這項工作，上報的數字就不太準確。總人口是按生產隊留糧人口和油票、布票的供應人口上報的，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是上報時回顧的——生產大隊幹部在一起回憶一下：今年死了幾個人，生了幾個孩子。遷出數、遷入數也是上報時回顧的。在食品和布匹等生活資料按人口供應的情況下，總人口和出生人口有多報的情況，死亡人口有少報的情況。死亡率和出生率是公安部門根據總人口、出生人口、死亡人口三個數字計算出來的。

由於總人口是按各級基層組織層層匯總形成的，出生人口總數和死亡人口總數也是基層組織層層匯總而形成的。但是，基層上報數據時，這兩組在理論上應當互相對應的數據在統計實踐中沒有數量上的對應關係。匯總起來，就出現了上表第7欄中的差額。孫先生不了解我國人口數據的採集過程，說「國家統計局的人口數據是通過戶籍登記的辦法取得的」。這就把人口數據採集中的兩大項（總人口和人口變動）歸併為一大項了（戶口登記時總人口和人口變動可以一次採集）。他在這一脫離中國實際的認識上，推出了一系列脫離中國實際的結論。

 

中外人口學家怎樣分析這個差額

據我所知，中外人口學家、當年在公安部系統從事人口統計工作的人、當年在基層進行過死亡人口調查的人都一致認為，《中國統計年鑒》大飢荒年代的人口數據，出入最大的是出生率和死亡率。主要原因是出生和死亡人數與實際不符：嚴格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後，出生人口漏報較多。在生活物資按人頭定量供應的年代，死亡漏報很多。對家庭和生產隊來說，這個人死了，如果上報了，一切生活物資供應就停止了；如果死亡不報，其它人還可以享用這份資源。

死亡不報還有政治原因。死亡過多，對地方官員來說，影響他的仕途。對省級和中央政府來說，死亡人數過多，有損其政治形象。王維志說，基層人口數字報到縣裡、省里以後，上面看到死亡人數太多，就問：「你的數準不準？再核一核！」經過這種暗示，把數字改到上級滿意時為止。在1958到1962年間，死亡普遍少報，而出生少報的情況較少。在基層，隱瞞死亡人口數字的事例非常多，《墓碑》一書中有大量的、詳細的介紹。

鑒於中國的人口統計數據的不準確，人口學家通常採用人口學的方法來校正。他們校正的基礎：一是人口普查的數據，二是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生育率調查。相對於年度人口數據而言，人口普查數據要準確得多。中國1953年和1964年進行了兩次人口普查。1982年進行了第三次人口普查，這次普查比前兩次規模更大，普查項目更多。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1983年公布了對千分之一生育年齡婦女的抽樣調查，即對1940年以來的41年的婚姻和生育史的回顧性調查。這一調查是由計劃生育人員挨家挨戶進行訪問。可靠性較高。

中國全國人大原副委員長蔣正華用生命表的辦法校正，也是基於上述基礎。

人口數字的校正，計算工作量很大，是人口專家的事。我不是人口專家，無力從事這種工作，只能用他們的研究結果。當然，我對他們的研究結果是進行了一番分析和鑒別的。王維志則是根據他自己的實踐經驗和理論研究，對已經公布的1959年到1961年的人口數據進行了修正。我認為他的研究結果更接近實際一些，因為他知道在人口統計中，有一些外人無法得知的操作性事件，如1964年在總人口中消除了800萬。中外人口學家和中國人口統計專家對中國人口數據的校正工作，在我的著作中作了介紹和評論。這裡不再贅述。

前些時我將孫經先的《關於我國20世紀60年代人口變動問題的研究》一文列印出來給了王維志。2012年1月18日晚，我到他家看望他，談起孫經先的文章，他說：「這篇文章跟中國的人口統計工作根本不沾邊！他的結論與中國的實際差得太遠！」他談到，當年死亡漏報、總人口多報的情況比較多，這是人口數據產生誤差的主要原因。我問：「當年死了人不註銷，以後總是要註銷的。這樣，註銷這一年人口的死亡率不是高了嗎？1959年到1961年有死亡漏報，為什麼1962年至1965年死亡率還是那麼低呢？」他說：「當年死亡不報，並不是下一年補報，而是一年一年往下拖，拖到一定的時候就一次性註銷。1964年就在總人口中註銷了800萬人。人口普查時會消除一些過去遺留的問題。」王維志還說：「人口問題不是用數學能推導出來的，要結合中國的統計實際。數學只能是工具。」

張慶五由於年齡大，沒有讀孫經先的文章。我向他轉述了孫經先文章的要點。孫經先說「人口非正常變化（即本文表中7欄顯示的差額——引者注）只取決於戶籍遷移過程中所產生的遷移漏報、重報和虛報行為（及其對這些行為的糾正），與出生和死亡漏報行為無關」。張慶五表示，他不同意這個看法。談到孫經先的論點「那種認為我國1958－1961年期間出現了全國規模的非正常死亡的說法，是沒有科學根據的。」張慶五說，這個論點不符合事實。

孫經先的「科學推導」

孫經先說，他這個結論是用數學方法建立的人口統計學的「戶籍人口異常變動理論」嚴格推導出來的結論。接著，他將上表第7欄中的差額定義為「人口非政黨變化」，進一步將「人口非正常變化與出生和死亡漏報無關」這一結論推廣為「我國20世紀60年代初人口非正常減少不可能是由人口的死亡漏報引起的」。由此斷定「數千萬人非正常死亡」是「重大謠言」。

孫先生說，他的結論是「用嚴格的數學方法證明的」。這一說法有點嚇人，為了讀懂孫先生的理論，我找出了自己早年在清華大學學過的高等數學，準備複習。看了孫先生的文章才得知，他說的「數學方法」僅僅是初中二年級的代數知識而已（孫先生是非線性泛函分析專家，可惜這裡用不上）。他提出了「人口非正常變化」、「虛擬人口」、「實際人口」等概念，然後用簡單的代數繞來繞去。他的結論與其說是「用嚴格的數學理論」推導出來的，不如說是假設一些脫離中國人口統計實踐的概念「繞」出來的。

他的理論也是從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人口數據的差額（他用「人口非正常變化數」概念代替）出發的。

某年人口非正常變化數＝（當年歲末人口－上一年歲末人口）－（當年出生人口－當年死亡人口）

這個等式是常識。在這個等式中，（當年歲末人口－上一年歲末人口）就是總人口的增減；（當年出生人口－當年死亡人口）是人口自然變動。這兩個本應相等的兩個數據不相等才出現差額。

孫先生是怎樣「用嚴格數學方法」得出「人口非正常變化與死亡漏報無關」這一結論呢？下面我抄錄他的《人口統計學中的虛擬人口理論及其應用》中有關數學方法的一段：

證明：（一）設某一年年初戶籍人口數（即上一年年底戶籍人口數）為a人，當年出生b人，死亡c人，由國內人口遷移產生的遷移型虛擬人口為d人。

假定當年所有出生和死亡的人全部在當年如實的進行了戶籍登記，並且沒有人補報出生和死亡，則當年年底戶籍人口數為a+b－c+d，人口非正常變化數為d人。

假定當年所有出生的人全部在當年如實的進行了戶籍登記，沒有人補報出生和死亡，戶籍遷移情況不變，同時有m個人已經死亡，但沒有在當年進行死亡登記。在這種情況下，年初戶籍人口數仍為a人，當年戶籍出生人口仍為b人，由國內人口遷移產生的遷移型虛擬人口仍為d人，但戶籍死亡人數因為有m人死亡漏報而變成c－m人，年底戶籍人口數變成[a+b－（c－m）+d],所以這一年的人口非正常變化數為

[a+b－（c－m）+d]－a－[b－（c－m）]

即仍為d人。這表明雖然當年有m人漏報了死亡，但這一事實對人口非正常變化數沒有任何影響。

人口死亡漏報m在算式中消除了，人口非正常變化與死亡漏報無關，只剩下戶籍遷移的影響。孫先生大獲全勝！

這個推導正確嗎？否。

我們還是回到孫先生承認的這個等式：

人口非正常變化＝（當年歲末總人口－上年歲末總人口）－（當年出生人口－當年死亡人口）。

還是上述孫先生設定的條件設：當年沒有出生漏報和補報，沒有死亡補報。本年底人口數為A，上年底人口數為a，當年出生人口為b，當年死亡人口為c，死亡漏報數為m，遷移型虛擬人口還是d

則：總人口增長為（A－a），人口自然增長數為b－（c－m），

人口非正常變化＝（A－a）－[b－（c－m）]＋d＝A－a－b+c－m+d

人口死亡漏報m沒有被消除。孫先生的「人口非正常變化與出生和死亡漏報行為無關」的說法不成立。

孫先生的問題在哪裡？本來，「當年年末總人口」是生產隊逐級上報的「總人口」的匯總（即上式中的A），不是「上年底總人口加當年出生人口減當年死亡人口加遷移人口」（即孫先生說的[a＋b－（c－m）＋d]）。「當年歲末總人口－上年歲末總人口」取統計局公布的兩個年度總人口之差（A－a）就行了，他偏要說成[a+b－（c－m）+d]－a，無端引入了不應有m，為消除自然人口增長中的m預設了條件。

他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把人口統計實踐中兩組獨立採集的數據當成了可以互相換算的數據。由此，他的「當年所有的出生和死亡的人全部在當年如實進行了戶籍登記」的假定，不符合統計實踐。

 

孫先生說的「高度吻合」是不存在的

孫先生寫道：在1957年－1959年期間非正常增加（即上表第7欄中的正差額）合計1093萬人，1970年－1979年期間（1972年和1974年沒有計入）非正常增加合計1331萬人，再加上1965年－1969年、1972年和1974年這七年人口非正常增加的203萬人，共計非正常增加2627萬人。這個數字與我國人口在1960年－1964年期間非正常減少（即上表第7欄中的負差額）的2654萬人，是令人驚異的高度吻合在一起的。

他認為。這種「高度吻合」的原因是，：1956－1959年在大遷移有效期1144萬人重報、虛報了戶籍。在1960－1964年，這1144萬人重報、虛報的戶籍被註銷。1960－1964年又有1510萬人在遷移中漏報了戶口。二者相加為2654萬人。

也就是說，這2654萬人完全是由於戶籍漏報、虛報、補報造成的，與死亡沒有任何關係。

由於統計局的人口數據不準確，才出現了不應有的差額（即孫先生的「人口非正常變化」）。孫先生承認統計局公布人口統計數據不準確，卻用這不可靠的數據推出「高度吻合」的結論，「高度吻合」也是自然是不可靠的。為了求得「高度吻合」，他還把完全不同的1972年－1974年的數據也扯進來了。可見孫先生的「科學推導」缺乏科學精神。

多位人口學家用人口學的方法對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進行調整以後，說明孫先生的「高度吻合」是不存在的。對人口學家的調整我這裡不一一介紹，只舉出王維志通過實地調查和分析，對那三年的數據進行的調整。現將王維志的調整結果列入表中：

王維志調整結果

讀者可以簡單地計算一下，按照王維志的調整數據，哪有孫先生的「高度吻合」？至於他說的「高度吻合」的2654萬人是戶籍遷移造成的，不僅沒有提出一點事實根據，卻嚴重背離當年的現實。這一點下面再談。否認「高度吻合」不僅是王維志一個。最早研究中國大飢荒的學者丁抒先生根據他對出生率的修正後認為，1958－1959年不存在「非正常增加」，只有「非正常減少」。孫經先的「高度吻合」根本不存在。

關於「1960年比1959年總人口多了620萬」由於大飢荒，1960年的總人口比1959年減少了1000萬。這是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字。去年出版的黨史二卷採用了數據。孫經先認為，和1959年相比，1960年的總人口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多了620萬！他是怎樣「科學論證」出來的呢？首先，用他提出來的「人口非正常變化與死亡漏報無關」的論斷，對1960年的死亡率進行了「修正」。國家統計局公布的1960年的死亡率為25.43‰（學界認為這個數字偏低。美國普查局中國科科長班尼斯特修訂為44.60‰，美國人口與人口學委員會主席科爾修訂為38.8‰，中國全國人大原副委員長蔣正華修訂為32.40‰），孫經先「修正」為17.85‰。順便提及：他對死亡率調整以後認定「我國1958年－1961年期間的人口死亡情況大致與1950年－1953年相當」。從所周知，1950年－1953正是土改剛結束、統購統銷還沒有實行、農業還沒有集體化的時候，是中國農村情況最好的時候。孫先生卻認為大飢荒年代和這個最好的時期相當！他進而認為「那種認為我國1958年－1961年間出現了全國規模的非正常死亡的說法，是沒有科學根據的」。接著，孫先生用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人口數據，調整了1960年的出生人數。他說：「1960年我國出生人數為1392萬人。但是，按照我國2000年人口普查的數據，我國1960年出生並且2000年仍然存活在國內的人數為1468萬人。這表明1960年有明顯的出生漏報的現象。按照2000年的數據，2000年仍然生存在國內的出生於1960年的人數1468萬人，出生於1959年的人數為1306萬人，這兩個數字之差為162萬。由此可以合理地推出1960年實際出生人數比1959年應該多162萬。」「如按照1960年實際出生人數比1959年多162萬，調整1960年的出生人數，則1960年出生人數應當為1812萬，與戶籍出生人數1392萬比較，漏報人數為420萬。如果考慮到這一因素，那麼我國1960年人口數比1959年就不是減少305萬，而是增加了115萬！」他進而利用他「修正」后的死亡率算出：「我國1960年人口比1959年增加了620萬。」

汕頭大學的李澈教授分析，1964和1982年兩次人口普查的年齡別數據，與對應出生年份的數據比較，絕不是孫經先說的那樣，請看下錶。

1964和1982年兩次人口普查的年齡別數據，與對應出生年分的數據比較

對於1960年的出生數，1964年和1982年人口普查表明，與對應年份的差數只有－40.8萬人或－41.3萬人，這是可接受的統計誤差範圍。

孫經先不用1964年的數據，距離1960年只有4年，也不用1982年的數據，卻用2000年的數據，相距40年。眾所周知，人口統計中年齡誤差率有傳遞、積累效應，年代越久，誤差率越大。2000年對應1960年的出生人數1468萬人，與1960年1389萬之差是79萬人。

可是孫先生竟然說，「2000年仍然生存在國內的出生於1960年的人數1468萬人，與1959年出生人數1306萬人，這兩個數字之差為162萬。」拿40年後的前後兩年人數差異，來推算40年之前的1960年有無漏報出生，和漏報數，這怎能令人相信？連起碼的統計誤差和誤差傳遞與積累的常識都不顧，還奢談什麼「嚴格的數學理論」推導？

他接著又拿40年後的推算數據來調整1960年的出生數，說：「漏報人數為420萬。如果考慮到這一因素，那麼我國1960年人口數比1959年就不是減少305萬，而是增加了115萬！」

事實勝於雄辯

孫先生的上述看法是建立在假設上的：他假設什麼年代人口漏報、重報，什麼年代補報。這些假設都沒有事實證明，他就輕易作出了結論。

以上我從數學上（如果這麼簡單的運算也能算作「數學」的話）推翻了孫先生的「死亡漏報不會對人口非正常變化產生影響」的論斷。這個論斷被推翻以後，孫先生的另一論斷「人口非正常變化只取決於戶籍遷移過程中所產生的遷移漏報、重報和虛報行為」也就不攻自破了。

事實勝於雄辯，我還是要用事實進一步證偽。孫先生的「人口非正常變化只取決於戶籍遷移過程中所產生的遷移漏報、重報和虛報行為。」這一論斷完全違背了歷史事實。他假設，在這一期間「我國戶籍統計人口非正常減少2654萬人，完全由戶籍人口遷移所產生的遷移漏報、重報和虛報行為造成的。」

眾所周知，在那個年代，人們在的生活資料都要憑票證供應。從一個地方遷移到另一個地方，最為緊要的是趕緊辦理「糧油關係」的轉移，而「戶口關係」的轉移是「糧油關係」的轉移的前提。不辦戶口就沒有飯吃。孫先生斷定當年數以千萬計的人在遷移后不上戶口，這些人吃什麼？孫先生避談這個事實。

是的，在1958年，由於大辦工業，有數以千萬計的農業勞動力進入了城鎮。1957年，城鎮人口總數為9949萬人，以後連續三年猛增。1960年達13073萬人。三年共增加3124萬人，增長31.4%。

其中從農村遷入城鎮的大約有2218萬人。

1961年－1962年精簡城鎮人口時，有2000多萬城鎮職工下放到農村。但是，孫先生說，正是這種大規模的人口遷移中的漏報、虛報、補報才顯示出這幾年我國統計上人口在大量減少，這就不符合實際了。農業勞動力進城需要糧食，城鎮職工到農村也需要糧食。在那個年代，糧食就是生命，人口遷移必須伴隨糧食轉移。而糧食轉移就與戶籍人口轉移相關聯。怎能人口遷移后不報戶口呢？《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是1958年1月9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九十一次會議通過、並於當天經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公布施行的。當時，城市居民一家一個戶口本（機關、學校住集體宿舍的為集體戶口），農村一個生產大隊一個花名冊戶口本。糧食統購統銷是1953年開始的。實行統購統銷以後，城鎮人口按戶口供應糧食，農村人口按生產大隊的總人口留糧食。農民從生產隊到城市當工人，必做從農村的公安部門辦遷移證，到城市以後，憑遷移證上戶口，同時辦理糧食關係。

當時不帶戶籍、沒有糧食關係的人口流動是有的，就是從農村逃荒出來的饑民，這些人被稱為「盲流」。據當時任公安部長的謝富治提供人的數字，1960年全國流動人口最多，省內流動人口為600萬人，省際流動遠遠小於這個數。政府不允許「盲流」，都被當地政府收容。

孫經先還認為，「那種認為我國在1958－1961年間出現了全國規模的非正常死亡的說法，是沒有科學根據的。」他還寫了《徹底揭露「數千萬人非正常死亡」的重大謠言》的文章廣為散發。按照孫先生的「科學推導」，1960年和1959年相比，總人口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620萬人！

是的，孫先生的推導是否科學，我在上面已作了否定的回答，我現在要說的是，1958－1961年間出現的「數千萬人非正常死亡」，雖然孫先生用他的「科學推導」來否認，但確有大量的事實來證明。這些事實存在各地檔案館的官方調查報告之中，也散見於各地的方誌當中，也在大量當事人的見證當中。信陽事件餓死了108萬人，是中共中央、河南省委調查組現場調查的結論；通渭人口減少三分之一，也是甘肅省委調查組現場調查的結論。四川餓死1000萬，不僅可以從四川省的人口統計中得到證明，也可以至今還健在的一些四川老幹部那裡得到證明。中監委李堅當年到安徽調查的估計是，非正常死亡是300萬人。文革中，中共中央原組織部長安子文下放安徽勞動，回京后對李堅說，安徽餓死500萬人。薄一波對山東省長趙健民說山東餓死300萬人。

1961年底，糧食部長陳國棟、國家統計局長賈啟允、糧食部辦公廳主任周伯萍三人受命，讓各省填報一個糧食和人口變動的統計表。經匯總後，全國餓死人幾千萬！他們三人將這個報告送周恩來，周看了后沒有否定，只是說：「不要外傳，立即銷毀！」幾天以後，周恩來又問他們：「銷毀了沒有？」周伯萍回答：「銷毀了，連版也銷毀了。」

這麼多黨的高級幹部都確認當年大量餓死人，請問孫先生：這些是不是「重大謠言」？

更令人震憾的是，在大飢荒年代，全國有文字記載的人吃人事件達數千起之多。當年擔任山東省長的趙健民在1960年12月省委擴大會上的講話中說，1958年冬到1960年上半年，山東有文字記錄人吃人的事件有23多起，沒有文字材料但有口頭回報的的十多起。四川達縣地區出現過數十起人吃人的事件。

1961年安徽省公安廳向省委報告說，全省人吃人的事件1287起。青海省公安廳報告，西寧市和湟中縣發生人相食事件300多起。中國古代是「易子而食」，而當時的中國是父母吃自己的子女，子女吃自己的父母！試想一下，如果不是極度飢餓，怎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對這些令人痛心的事件，孫先生為什麼視而不見呢？劉少奇曾對毛澤東說：「餓死這麼多人，歷史上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是要上書的。」按照孫先生的「科學推導」，劉少奇這些說法不也是「重大謠言」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