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貧農的女兒高舉「打倒毛澤東」的標語闖中南海 ZT

1960年6月10日至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上海錦江飯店舉行，主要討論國際形勢和第二個五年計劃后三年的補充計劃問題。在會議后的七月三日，毛到北戴河避署去了。這時候，北京中南海北門外面發生了一件驚天大案，使他的面子掃地以盡。
    
    1960年7月26日下午，中南海北門外鐵灰色的宮牆下，站著一名身著靛藍色工裝的青年女子，雙手各舉著一塊硬紙牌，一塊上寫著」消滅人民公社！人民公社餓死我叔叔一家六口！」另一塊上寫著」打倒毛主席！彭德懷萬歲！」
    
    中南海北牆外的那條街道名曰文津街，有多路公共汽車、無軌電車經過，但不設站。那天只有少數過路人看到過這名青年女又雙手高舉著的反革命標語牌。青年女子很快被宮牆外的便衣警衛發現，拎進北門去，在接待室給她拷上手銬，做了簡單的訊問，口供筆錄取如下：
    
    問：你叫什麼名字？那裡人？什麼成分？職業？要老實回答！
    答：我叫劉桂陽，湖南衡南縣人，祖宗三代貧僱農。我本人是共青團員，鯉魚江火力發電廠運煤車間工人。
    
    問：你來北京，有沒有單位說明信？
    答：沒有。但我有工作證，上面有照片、出生年月、家庭成分、政治面貌等。你們搜出來看，可以打電報到我們工廠去查問。
    
    問：你的同夥哪？他們在那裡？
    答：沒有同夥，就我一個人，連我愛人都沒告訴，憑天地良心來告狀。
    
    問：你這叫告狀？是不折不扣的現行反革命行為。
    答：隨你們怎樣講，我反映的是真實情況。
    
    問：你既是貧僱農出身，本人又是工人、共青團員，為什麼要跑到黨中央、國務院的門口來干這種不要命的反革命勾當？
    答：同志呀，天爺呀！你們住在北京，坐在中央，飽崽不知餓崽飢呀！不知道公社社員吃野菜、樹葉，吃觀音土······鄉下連貓、狗都餓死了，一些人家滅了門，我叔叔全家六口都餓死······同志呀，天爺呀，我從小沒有父母，叔叔嬸嬸把我養大，送我讀初中。一九五六年進電廠當學徒，三年沒回老家。心想大躍進、吃公社食堂，他們日子過得好，我就粗心了。去年下半年聽講鄉下沒吃的，我還不相信。大半年也沒有寫信。
    
    今年五月請假探親，回老家看望叔叔、嬸嬸、兄弟姐妹，沒想到都得水腫病，吃觀音土吃死了呀······（嗚嗚嗚），新社會，餓死貧僱農，造的什麼孽呀！我 老家那村子，餓死三十幾口······我找到一個堂叔、兩個堂妹，他們還沒有死，只是偎在火塘邊，剩下一口氣。堂叔告訴，我叔叔一家六口，都是他拖去埋的，一人一把茅草，連張裹屍身的席子都沒有······堂叔破衣爛衫，和我講話，只是蹲在地下不起身，我的兩個堂妹也蹲在地下不起身。
    
    堂叔說，妹子你帶有吃的，就留下一點，一家三口動不得身，去山上挖觀音土都沒有力氣······我們也出不得門，沒有東西遮下體，遮下體呀，（嗚嗚 嗚）······同志哥，老天爺！你們要關我、殺我，槍斃打靶，也要聽我把話講完，把話講完······我帶回去四包高價餅乾，只好給了堂叔、堂妹。他們接了餅乾，就當了我的面沒命的吃啊，吃啊，四包餅乾，共是六斤，一口氣吃光······邊吃邊灌水。
    
    第二天一早，要我去離行。你們猜哪樣了？堂叔和兩個堂妹久餓猛吃灌水，都脹死了！（嗚嗚嗚）我造的哪樣孽呀！我哭天喊地，做了殺人兇手呀······我回到工廠，廣播里天天喊三面紅旗，大好形勢。
    
    我什麼話都不敢講，講了就是反革命。（嗚嗚嗚），我曉得兇手是哪個。搞大躍進，辦人民公社，吃公共食堂，我們一個村子就餓死三十幾口，還有更多的老人，小孩在等死······（嗚嗚嗚），我一個貧僱農的後代想不通！一個共青團員想不通！一個電廠女工想不通！我就是到北京來喊口號，我要打倒人民公社！我要打倒毛主席！我要喊彭德懷萬歲！萬萬歲！
    
    在中南海北門接待室，青年女工又哭又鬧，戴著手銬還在地下打滾。只好用抹布堵上她的嘴，給她加上腳鐐，交北京市GA局去收押。
    
    如此重大的反革命案情，新中國開國以來首宗平民女子大鬧中南海的惡性案件，北門值班室人員不敢隱瞞，將訊問口供繕寫清楚，作為急件送北戴河，報中央書記處。 總書記鄧小平於百忙中看過，寫下六個字：「請少奇同志閱。」主持中央工作會議的劉少奇看了「口供筆錄」，臉色鐵青地批下一行字：「悲慘，湖南災情還算輕的，別的省區呢？此件交會議簡報組印發。又：全黨幹部要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會議之後，每位領導幹部都應深入農村基層，去看看那裡發生的事情。」
    
    載有這份「口供筆錄」的會議簡報，政治局常委會秘書田家英沒有呈送病中的毛主席。那不是打老人家的臉嗎。
    
    自有更「體己」的人拿給他看，這個湖南辣妹子說的情況使他大為震驚，使他對大躍進造成的惡果有了較清醒的認識。一葉知秋。他知道自己的威信在全黨和全國人民中已跌至谷底，非有特殊手段是很難扳回這一局了。從那以後，毛澤東吃飯飯不香，喝茶茶無味，睡覺覺不著，毛的健康狀況轉差，他很少下海游泳，常常一個人獨坐不語。
    
    經過深思之後，他向中央請假治療，並說自己已經進入遲暮之年，馬克思向他招手了。他並多次委託田家英向政治局轉達他的意見：在他生病休息期間，由劉少奇同志代理黨主席職務。他決定暫時離開第一線，休養思考一個時期。但劉少奇接手工作后，沒有對毛澤東的讓賢行為表示感謝，第一件事竟然是和鄧小平、彭真等人一起「勸說」（其實是逼宮）毛澤東，為一百多萬在反彭德懷鬥爭中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幹部平反，其中包括恢復鄧子恢的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職務。在一次常委碰頭會上，朱德竟然還提出為彭德懷平反。毛澤東很生氣。他說：「把彭德懷請回來，廬山的事一風吹，三面紅旗不要了？那好，我和林彪常住南方養病，把北京交給你們。」見此情況，劉少奇只好在朱老總和毛澤東之間打圓場：「彭老總的事，放后一步吧，先過了眼前的大難再講。」
    
    此次中央工作會議（1960年7月5日～8月10日北戴河工作會議）開了一個多月，確定了對國民經濟「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在最後一天的閉幕會上，毛澤東一臉病容，令人同情和可憐，心情沉重地作了檢討，承認自己不懂經濟，闖了大禍，發生這麼大的飢荒，餓死了人，他是始作俑者，難逃責任。在座的中央常委、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省市第一書記，也都難脫責任。責任人人一份。為了改正自己大躍進的錯誤，讓劉少奇等同志去放手工作，他宣布，這次全會之後，他要真正退居二線，不再過問經濟、黨務，不再指揮工農業生產；只和林彪兩人管管軍事和國際共運。還有就是讀書、養病，研究些理論問題。他並再次提議正式通過黨內文件，在他養病期間，由少奇同志代行黨主席職務，全面領導全黨全國的工作。可劉少奇在接著的發言中，照樣沒有感謝毛主席的讓賢舉動，反而有些刺耳地說：「現在代不代理不要緊，要緊的是全國救災救人，承認血淋淋的現實，立即調整政策，發放救濟糧款，分給社員自留地，允許農民種糧種菜，搞小自由，開放農村集市，生產自救。人民公社那些條條框框先放一放吧，誰的面子也顧不上了。既然一名貧僱農的女兒、青年工人都敢到中南海門口來喊冤，老百姓面對飢荒死亡，還怕你關他班房殺他頭？你不讓人活，人會讓你活？邏輯就這麼簡單。全黨同志立即行動，同心同德，千方百計渡過飢荒，等到出了黃巢、李自成再來補救，就晚了。」
    
    本來在延安時期，劉少奇和毛澤東這兩個湖南人配合的是很好的。他們一起清算了王明集團，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劉少奇也成為了二把手。劉少奇也是提出毛澤東思想的第一人。解放初期，儘管劉少奇和毛澤東在治國方略方面發生了一些分歧（比如在是否鞏固新民主主義新秩序和是否大力推廣互助組的問題上）， 但只要毛澤東一批評，劉少奇就馬上改正自己的「錯誤」，服從毛澤東同志的「正確」領導，因此才沒有讓「高崗反黨集團」篡黨奪權的陰謀得逞，保住了自己二把 手和接班人的地位。以後，在社會主義改造的過程中、在反右鬥爭中、在高舉「三面紅旗」的過程中、在粉碎彭德懷反黨集團的過程中，行動上都是緊跟毛澤東的 （思想上是不是緊跟就不知道了），因此毛澤東很滿意，很放心。作為獎賞，也可能是從培養接班人考慮，於1959年4月把自己的國家主席職務讓給了劉少奇。
    
    但一年多以後的一次湖南辣妹子事件，卻成了兩個湖南人關係的分水嶺。中國實際上出現了兩個太陽，一個是主持一線工作的劉太陽，一個是退居二線的毛太陽。
    
    附：
    
    劉桂陽，女，中國湖南衡陽縣人，中國共青團團員。祖宗三代貧僱農。1960年時，她在鯉魚江火力發電廠當運煤車間工人，聽說家人吃不飽，村裡餓死人，1960年7月26日上午，她在中南海北門外請願，將12條標語貼上中南海的紅牆，內容包括「消滅人民公社」、「打倒毛澤東！彭德懷萬歲！」，因此被認定為「現行反革命」，被判入獄五年。國家主席劉少奇知道后批示：劉桂陽無罪，應回原單位工作，撤銷判決等意見。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劉少奇被打倒。1968年9月8日，劉桂陽被重新收監。1969年3月16日，資興市公安局、檢察院、法院軍管小組對劉桂陽作出了維持原判五年，重新收監，加判有期徒刑5年，共10年的判決。文革結束后的1979年3月3日，鯉魚江電廠根據劉桂陽的請求，向資興市人民法院送交了一份建議重新複查劉桂陽案件的報告。資興法院第二天立案審查，3月13日作出了宣告劉桂陽無罪、建議恢復工作的複查報告。4月4日，郴州地區中級人民法院根據資興法院的複查報告正式判決撤銷了對劉桂陽的有罪判決，後來還重新安排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