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應對南海外交宣傳策略進行反思 / 黎蝸藤

      作為一個研究南海歷史和國際關係的學者，我對每年一度的香格里拉對話會總是非常感興趣。這個對話會以政要、學者和傳媒共濟一堂的形式，以非官方（或者半官方）的姿態把南海所有利益相關方都拉到了圓桌之上，力圖讓各方暢所欲言地表達和交流他們的觀點。

    由於這個對話會並沒有「官方」這兩個字眼所體現的嚴肅面孔和條條框框，所以各種觀點，儘管可能是不合理甚至偏激的觀點，都能在會場上出現併產生碰撞。但也正因如此，也正好能讓各方充分地表達自己的態度，展示自己的理由，和力圖說服不同意見的參與者。

     本屆的香格里拉對話會同樣在一片坦誠與熱烈的氣氛中落幕。以往中國對此論壇的參與程度一直不高（和其他國家相比），但在這次會議中，中國派出了以人大外事委員會主任委員傅瑩和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王冠中中將為首的代表，提升了規格，其目的無疑是希望更好地在東南亞國際舞台上為中國在南海的姿態發聲。

     在過去一年中，中國在國際問題上展開了很大的輿論攻勢，其中最相關的有四個：第一是在國際範圍內對日本展開了「誰是伏地魔」的批判；第二是宣傳中國是一隻「文明善良可親的獅子「；第三是對東南亞提出「命運共同體」的構想；第四是提出「亞洲的事務應該由亞洲人處理」的中國版門羅主義。中國的宣傳目的無疑是要在南海問題上展示善意並把美日排除出南海問題之外。

   但是，在作為衡量這一年外交宣傳成果的指標之一的香格里拉對話會上，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國在過去一年的外交宣傳努力不但沒有取得成功，在南海問題上的國際形式反而更為較上一年對話會的形勢惡化。

    在上一屆對話會上，儘管會前的氣氛是緊張的，但是在會議過程中各方都表現得相當溫情脈脈。外國代表並沒有對中國點名，而中國代表也提出了南海問題最好的解決方法是繼續「擱置爭議」的觀點。這表明，在上一年，各方對南海爭議還基本是平心靜氣的。

    但是，在本屆會議中，這些溫情脈脈都被更趨激烈的言論所取代。

    首次作為日本首相出席該會議的安倍在30日晚間的開幕式發表基調演講，考慮到中國，12次提及了基於國際法的「法律支配」。安倍在發言中強調在南海問題上應該遵從三原則：「相關國家應該在國際法的框架內提出自己的主張，不訴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努力以和平手段解決紛爭。這是必須遵守的三個原則，也是人類社會的基本準則。」並不點名地批判中國：「企圖不斷造成既成事實，從而使現狀改變成為固定化的行為理應遭到強烈譴責」。在演講后的提問環節，安倍被中國軍方幹部問及歷史認識時回答稱，「在對過去戰爭的沉痛反省的基礎上，我們建立了如今和平、民主的日本，對此深感自豪」，各國與會者響起熱烈掌聲。

     美國國防部長哈格爾更加點了中國的名：「中國聲稱擁有南中國海的領土，正在造成地區形勢不穩，中國和相關國家的紛爭威脅到東亞的長期進步。」，並表示「當國際秩序基本準則遭到挑戰的時候，美國不會視而不見。我們將堅持這些原則。」

   在中國最後一天的發言中，王冠中則脫稿指責美國和日本：「是美國和日本聯起手來咄咄逼人，而不是中國。」並為中國辯護：「中國從來沒有以武力威脅過任何國家，從來沒有主動挑起事端，當然，中國也絕不接受他國打著『積極和平主義』等旗號挑事鬧事，為一己私利把地區搞亂。」

   從場下的反應來看，與會者對日本首相和美國防長的認同顯然大大超出對中國副總參謀長的認同。在前兩者發言后的問答當中，提問者的態度多是肯定他們對南海事務積極參與的立場，而在後者的問答當中，則是繼續追問中國的真實立場。以致在整個會議中，香格里拉對話會幾乎變成了中國vs各國的會議，就連中國的「准盟友」俄羅斯代表也對中國的聲援極為有限，他在講話中花了大部分篇幅在和南海無關的「顏色革命」上，僅僅指出在南海問題上，各國一律平等，並應該以運用現成的對話機制解決爭議。他的發言，與其說是俄羅斯對中國的支持，還不如說為自己在烏克蘭行為的辯護。

     我們還注意到在會場之外的同期其他聲音。菲律賓與越南繼續在南海問題上堅持自己的立場不在話下。而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更是明確指出南海的事務不是中國和部分國家雙邊的事務，而是東盟和中國的事務。印尼外長Natalegawa在此會召開期間更是強調：「南海不能成為一個中國湖」，並承諾要大幅增加軍事預算以「平衡」在此地區的安全格局。可以說，在東盟最重要的四個國家（印尼，人口最多面積最大GDP最高綜合實力最強；新加坡，唯一的發達國家；越南，軍事實力最強；菲律賓，唯一與美國有互相協防的軍事聯盟），其立場已經相當趨向一致。

    可以說在整個會議中，中國代表的任務並沒有成功：中國既沒有能在會上說服其他國家的代表，也甚至沒有能進一步澄清中國自己的立場。比如在最為引人矚目的南海九段線問題上，即使在這個非官方的場合，中國還在繼續打太極，沒有明確中國的對九段線的解釋。

     當然，正如我在一開始說的，在這個非官方的論壇上坦誠相對並非壞事，但我們也確實看到了經過一年時間的輿論戰和外交戰，中國在南海問題上愈趨孤立乃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這不由得不讓我們反省，到底中國為什麼在外交輿論戰上經常性地處於下風。

     就在年初，我寫過一篇《為什麼中國在伏地魔論戰上無法佔上風？》一文，裡面指出中國在這場對日的輿論戰中將不會是贏家。經過半年左右的時間，我的結論基本上被證明是正確的。中國在這一年內和日本互相在各國「挑撥離間」，最後被證明日本「挑撥離間」的功夫更勝一籌。在東南亞這一塊，日本日益被各國視為重要的「再平衡」的力量而歡迎；在美國眼裡，日本對集體防衛權的解禁是被歡迎的；在歐洲的眼裡，日本也被視為可靠的同盟。

     並不是日本人的遊說功夫更好，原因很簡單地只有兩個：第一，中國的著眼點在於歷史，日本在過去70年來都是一個和平國家，中國再反覆提70年前的恩怨又有什麼用呢？而日本的著眼點在於現實，現實是如何才是各國最關心的；第二，中國在東海和南海一再表現出單邊主義的行為（防空識別區，南海休漁區，赤瓜礁建人工島和西沙爭議海域勘探等等），而日本卻一再強調遵守國際法的重要性。作為一個第三國，你是歡迎一個守規矩的同學呢？還是歡迎一個崇尚力量的同學呢？

     中國鷹派傳媒不合時宜的鼓噪也是重要的因素。每每國家領導人發表善意的講話之時（文明可親的獅子，命運共同體等等），各種主流的鷹派傳媒就置講話的百分之九十九不顧而強調當中的一兩句話（「捍衛國家利益」、「不惹事也不怕事」等等），在各種宣傳中營造極為強硬的姿態。就連奧巴馬發表的被廣泛認為是極為軟弱的西點軍校講話時，國內傳媒也居然能把它歪曲為「美國強硬表態要在南海動武」之上。這些國內傳媒，惟恐天下不亂，一天到晚炒作民族主義情緒，實際上已經偏離了領導人發言的本意。他們也沒有意識到，在現在這個社會並沒有對內宣傳和對外宣傳的區分。偏偏由於國際社會對中國傳媒性質的理解，這些言論也被廣泛被外界解讀為官方的強硬態度，從而更加加深了國際社會對中國的不信任。這些鷹派媒體的所作所為全面地抵消了一些正面的外交宣傳工作所作出的努力。

    此外，在戰術上說，中國專家缺乏讓別人可以接受的方法展示自己的理據的能力也是中國在南海問題上難以服眾的一個重要因素。平心而論，中國在東海和南海方面亦有相當的理據。但問題是，中國從來沒有把這些理據用讓世界信服的道理說出來。中國方面的邏輯經常和世界的理解有難以溝通的困難。

     以香格里拉對話會上中國軍官的發言為例。已經是第三次參加會議的中將姚雲竹對哈格爾發問關於釣魚島的立場。她認為：

     「他（哈格爾）雖然說美國在主權問題上不持立場，但卻把釣魚島的管轄權納入了日美安保條約範疇，把管轄權和主權實際上變成了相同的東西。按照他的邏輯，韓國對獨島擁有現實管轄權，而且也受韓美安保條約的保護，日本就沒有理由對其再申張主權。」

     關於美國在釣魚島上的立場美國已經重複過無數次，也有不少專家分析過無數次。這就是美國在「最終主權」上持中立態度，但是其管轄權現在屬於日本，任何一方不得以武力改變現狀。

     「管轄權和主權是不一樣的」這並不是一個難以理解的概念。美國在釣魚島最終主權上的中立並不等於美國在（可能的）中日釣魚島衝突中保持中立。美國鼓勵中國和日本以和平及符合國際法的方式解決釣魚島的主權問題（日本就是這樣和韓國交涉的，日本亦屢次向中國提出根據國際法解決釣魚島問題），但不能通過脅迫和武力的方式。

    這個再三闡明的淺顯道理居然被姚中將所不能理解。我不懷疑姚中將在軍事方面有足夠的能力，但是在這個邏輯上的認知缺陷卻使她的邏輯難以被其他國家的專家所接受。

     再舉一個例子就是王中將在問答環節的發言。王中將在7分鐘時間內對中國九段線的回答可以用令人「抓雞」來形容，單是他用了足足一分鐘的時間去反覆表明他「僅僅」擁有七分鐘的發言時間就令人抓狂。

     在回答問題時，王中將又反覆重提了諸多各國所不能認同的「事實」：

     比如，他說「中國在南海的主權、主權權利、管轄權主張是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的，從2000多年前的漢朝就開始發現和逐步完善了對南海、特別是南沙諸島礁以及相關海域的管理。」

     這點就難以讓各國信服。中國對南海的「主權」和南沙群島的主權實際上並沒有那麼早，更不可能從2000年前就開始。「開始發現和逐步完善」這個字眼掩蓋了中國對南海諸島實際控制和主權主張都很晚的事實。其實，中國直到1909年才第一次聲稱對西沙的主權；而南沙的主權是由法屬印度支那在1930年最先主張的；英屬汶萊政府在19世紀後期已經有對南沙部分島嶼實施有主權管轄性質的舉動；菲律賓對黃岩島的實際管轄亦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紀。僅僅強調中國在南海的「傳統權利」而不理會南海也是周邊國家的歷史悠久的生命之海這種說辭是不符合事實的。

        比如，他說：「關於南沙群島包括西沙群島及其相關海域，在長久的歷史過程中，周邊國家並未對中國的主權、主權權利和管轄權提出質疑，只是在1970年代以後才出現這個問題。出現這個問題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南海發現了豐富的石油資源。這方面的歷史，諸位可以去查。」

     這也是不符合事實的。查一下歷史就知道了，越南（法屬印度支那）早在30年代已經提出對西沙和南沙的主權，一直不間斷地堅持這個立場到現在；而菲律賓在1946年也提出對南沙群島的主權。說什麼1970年代發現石油后才出現這個問題顯然是罔顧事實。

     比如，他又說：「在二戰期間，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侵佔了中國的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1946年，中國政府根據《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從侵略者手中收回了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的主權。1948年劃定和宣布了現在所說的九段線。」

     事實上，無論《開羅宣言》還是《波茨坦公告》都沒有提到西沙和南沙問題。所謂中國根據這兩個文件收回了這兩個群島也因此是沒有根據的說法。所謂「劃定和宣布了現在所說的九段線」也是似是而非，中國是劃了這麼一條線，但從來沒有說這條線是個什麼東西。

     可見，王中將的短短几句話中幾乎所有觀點和描述都無法和與會者找出一絲共同的立場。在連基本共識也缺乏的情況下，也難怪與會者對這些說法基本無法接受。

 

     我不認為國內專家缺乏這方面的能力。但是在國內專家的「研究」，面向的對象幾乎都是國內的領導和群眾。他們大部分在發表意見或者文章的時候，都傾向挑這些對象喜歡聽的話來說，而不顧那些「事實」到底是不是真的事實，那些理論到底是不是真的能在國際法上站得住腳。

     國內缺乏在公開場合發表另一面意見的空間，也缺乏能夠就這些問題公開辯論的場合。這些專家也沒有和外國專家直接「辯論」的責任，因為中國並沒有通過國際法在國際場合解決這些問題的意願。這使這些專家在「溫室」中發展而成的理論往往缺乏在國際上的說服力。久而久之，這些還變成了國人甚至領導心目中「理所當然」的真理。在此一廂情願之下，難怪這些理論無法和周邊國家找到公約數。

     因此，我認為中國的專家不能繼續採用這種面向國內的姿態來研究東海和南海問題，而是應該更多地認識外國的理論，換位思考外國的立場，方能調整自己的理論，達到更好地和鄰國溝通與說服的目的。

     當然，這些問題到最後還是歸結到一點，這就是中國願不願意和鄰國根據國際法解決領土與領海的紛爭。不願通過國際法解決這些紛爭就是中國在國際社會和國際輿論長期處於下風的根本原因。你一邊說自己有理，一邊又不肯和別人講理，這怎麼能說服自己是有理的一方呢？

     事實上，很多國人也對中國不願以國際法解決紛爭感到不解。對此很多歷史和國際法「專家」常常在國內宣傳國際法是針對中國的。根據他們的說法，儘管中國對這些爭議有著「無可置疑」的證據，但是一旦走上國際法的途徑，中國還是會輸的。因為，國際法是「西方人」制定的，國際法庭是「西方人」把持的。因此，中國在國際法庭上必定會失敗。

     我不明白，如果一個國際法專家研究了一輩子國際法僅僅能得出一個「國際法是沒有用」的結論，那麼他的研究還有什麼意義。這些專家難道不是應該渴望在屬於自己的戰場去貢獻自己的力量嗎？

     事實上，這種冷戰思維是很可笑的。這罔顧了國際法庭不是西方人把持的事實：它有來自世界各國的法官所組成，法官名額基本上根據聯合國安理會成員國而分配。作為五常之一，中國經常性地擔任法官的職務，而中國人史久鏞還曾擔任院長。這也罔顧了和南海問題最直接相關的最主要的兩個國際法：《聯合國公約》和《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都有中國深度參與制定的事實。

    現在，連在國際社會上屬於「矮窮挫」的越南也正準備拿起法律武器，這更加令人質疑屬於「高富帥」級別的中國還在堅持拒絕以法律為解決途徑這一原則的正確性。

    王中將的認識肯定不是他自己研究得出來的結果，而是國內「專家」的研究成果。這就牽涉到國內專家或者「智庫」的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