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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弗拉基米諾夫的《延安日記》﹝一﹞--------鍾仁

作者：笑臉書生於 2012-9-22 11:58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前塵往事|已有10評論

「歷史是由勝利者寫的」這句話頗有威脅受壓迫者、縱容政治強盜的意味。它宣揚一種錯誤的史觀——人物的歷史地位不在於其作為，而在於其是否控制了話語權。控制了話語權，生花之筆可掩生蛆之瘡。

有民主憲政意識的人在歷史的面前是謙卑的。有神論者看到歷史背後有上帝的嚴厲目光在注視；無神論者聽到人類的良心在搏動-----天理不可違，人心不可欺，歷史不可壟斷。

只要是經歷過的人，都有書寫該段歷史的同等權利；凡是人類，都有評說歷史人物功罪的同等權利——這是不需證明的天道人理。

失敗者——包括曾信奉「歷史是由勝利者寫的」失敗者。發覺他們自己也有敘述歷史的衝動。他們的呻吟聲是微弱的，還常被勝利者的高聲嘲笑所淹沒。但是只要失敗者所言不虛，這微弱的呻吟聲會被清晰地記錄下來，在歷史長卷上佔據一頁。

篡改了的歷史故事是毒藥，拒絕服毒是人的本能，揭露泡製毒藥的罪行是保護人群的正義責任。

用謊言的水泥澆注自己的功德碑，是專制者一項近於病態的嗜好。而自然法則又是無情地鄙夷專制者這種淺薄的惡癖。謊言經不起自然風化，他們精心設計的功德碑總是坍塌於基座的致命裂隙。

一. 極力張揚的和極力掩蓋的

1936年春，宋慶齡接到中共中央託人轉交的一封電報。希望她推薦一位西方記者到陝北訪問，報道中共「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的立場，打破國民黨的封鎖圍剿。

宋慶齡馬上想起剛拜訪過她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

宋慶齡初次會晤斯諾是在1931年9月。當時斯諾要撰寫宋慶齡傳記，兩人在上海進行了多次長談。斯諾為宋慶齡的風采人格所折服。他「體驗到了中國最美好的思想和感情」，斯諾寫道：「多虧早結識了宋慶齡，使我領悟到：中國人民有能力從根本上改革他們的國家，並且迅速地把中國提高到憑其歷史和眾多的人口在世界上應有的地位。」在後來出版的書《活著的中國》的扉頁上，斯諾印上了「獻給S. C.L.（宋慶齡）以示尊敬。

斯諾帶著用隱形墨水寫給毛澤東的推薦信。從西安秘密進入陝北蘇區。蘇維埃國家政治保衛局（國安部前身）局長鄧發親自接應，蘇維埃國家外交部官員付錦魁一路陪同，旅程經過精心安排。斯諾順利地訪問了從毛澤東到普通百姓的眾多人物。

人人似乎都在為蘇維埃爭光。連留宿的農家老大娘也覺悟高高，一定要殺一隻雞款待斯諾，為的是「咱們可不能讓一個洋鬼子告訴外面的人說咱們紅軍不懂規矩。」在訪問臨結束時，一位滿臉稚氣的紅小鬼——中央首長的通信員，很規矩地向斯諾行了軍禮，然後報告說，他的姓名叫「季邦」——不是「雞巴」。斯諾同志寫文章時一定不要搞錯了。同志們開玩笑亂叫一氣他沒辦法，這事要誤傳到外國去，那裡的人們聽說有一個紅軍戰士叫「雞巴」，那影響就不好了。

《西行漫記》引起世界轟動，朱毛「赤匪」第一次以正面形象出現於西方媒體。赤匪們不是一味殺人放火打家劫舍的綠林大盜，而是一批有理想有抱負的社會改造者，蘇區是希望之地------中共在這場爭奪輿論的宣傳戰中獲得巨大成功，斯諾更是以獨家報道匪區而聲名大噪。

六年以後，彼得-弗拉基米諾夫也到陝北。這一次不是出於中共的邀請——相反中共反而有些不大情願——這位蘇聯人是受第三國際領導季米特洛夫的派遣，調查評估中共的抗日活動的。

弗拉基米諾夫目睹了中共利用日本全面侵華的國難乘機崛起的過程，見識了毛澤東攫取政權的手段。他憑藉做戰略情報工作的機敏，挖掘了中共高層的內幕，其中有不少的黑暗和罪惡。

《延安日記》同樣引起了轟動。弗拉基米諾夫暴露了中共最不想為人所知的醜陋一面。

斯諾被稱為「中國人民的偉大朋友」。是北京最尊貴的客人。然而對於弗拉基米諾夫中共還沒有公開評價的勇氣。我們不知道弗拉基米諾夫算不算「中國人民的敵人」。只看到《延安日記》在網路上被無情刪除。偶爾讀到對弗拉基米諾夫的攻訐文字，可以看到「反華小丑」、「被蘇聯利用的反華工具」等言詞。可以想象，中共被踢到「襠中央」隱私處之後，疼痛地咧著嘴，又不敢叫出聲，惱羞成怒的窩囊相。

讀過《西行漫記》，會理解共產主義蛹蟲為什麼在東方這塊土地上羽化升天；讀過《延安日記》你會認識西方共產主義烏托邦和中國封建主義相結合產生的毛澤東的政治思想本質上是狡詐的、殘暴的專制主義。馬克思主義加秦始皇最終會給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禍害。

二. 天上飛來是非鳥

1942年5月7日，由遠程轟炸機改裝的運輸機圖波洛夫TB-3 從蘇聯的阿拉木圖出發。經由新疆迪化（現烏魯木齊）、蘭州、哈密飛往延安。飛機上載著援助延安的醫療器材和藥品，無線電台的零件，一部供電台動力的發電機和足夠發電機運行兩三年的燃油。由於超載，飛機爬高受到限制。到達延安之前，TB-3被困在低層濃霧中，幾次與山峰相距不足百米，險象環生。 5月11日，飛機終於在延安安全著陸。弗拉基米諾夫步出機艙，覺得自己撿回了一條命。

彼得-巴菲諾維奇-弗拉基米諾夫出身貧寒。他曾經做過機械裝配工，參加過紅軍。複員後進入莫斯科東方研究院學習，學習成績優異。他畢業后成為塔斯社駐中國軍事記者。這一次再赴中國負有兩項任命：塔斯社軍事記者和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弗拉基米諾夫的任務是：搜集日軍在遠東地區的軍事情報；評估八路軍、新四軍的抗日軍事行動；促使八路軍、新四軍對日軍展開有力打擊，阻止日本在東方開闢入侵蘇聯的第二戰場，防止德、日兩國形成東西兩面夾擊之勢。

弗拉基米諾夫擁有一項特別權力讓中共側目而視，這個第三國際聯絡員還有權提出蘇聯對華軍事援助的建議。向蘇聯要槍要炮，要錢要物。都繞不過這位聯絡員同志。弗拉基米諾夫角色的重要是顯而易見的，以致毛澤東和康生親自到機場迎接。

機警的蘇聯布爾什維克很快發覺情報部門頭子康生向他提供假情報。

弗拉基米諾夫從心底討厭康生。那倒不在於康生的熱烈的虛偽擁抱、絲絲沙啞的聲音和講起俄語來不正確的名詞變格、動詞變位。主要是康生的作為令人厭惡。此時毛澤東正發動延安整風，打擊王明為代表的「莫斯科國際派」。康生在莫斯科期間追隨王明，
每次王明講演，康生都跳起來拚命鼓掌，還歡呼「王明萬歲！」但是在他看到毛澤東與王明決裂的徵兆，馬上棄弱投強，成為毛澤東的主要打手。他主持中央社會部和情報處，實施「搶救運動」。通過嚴刑逼供，拘禁槍斃，把大批人打成國民黨特務，製造了延安的恐怖氣氛。人們在驚懼中向黨輸誠、向毛澤東獻忠以求自保，格外增加了整風效果。

弗拉基米諾夫還認為情報處策劃了毒害王明的陰謀；康生促成毛澤東和江青聯姻是為了結成毛、江、康三角聯盟，意圖在黨內有個穩固靠山。康生趨炎附勢，虛偽冷酷。弗拉基米諾夫認定他是一個危險的敵人，相信中共黨員們總有一天會識破他。

弗拉基米諾夫認為毛澤東是一個反共產國際的農民領袖，一個正在興起的獨裁者。為了攫取權力，不在乎國家民族利益。為達到目的，不擇手段，不受道德約束。毛澤東破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反蔣重於抗日，處心積慮要以日軍制蔣和以蔣軍耗日。他不在乎國民政府被日本滅亡，反而設想國民政府滅亡后共產黨依然生存的前景。

另一方面。毛澤東有求於蘇聯和第三國際，不得不把弗拉基米諾夫奉為座上賓。毛澤東經常請弗拉基米諾夫到家中做客。幾乎每一兩個星期都有長夜敘談。弗拉基米諾夫逐漸能應付毛澤東口音濃重的湘潭話，在這種場合，不需要翻譯在場。

毛澤東希望能把共產國際聯絡員拉到自己一邊來。這位蘇聯情報專家也就扮作理解或者正在理解毛澤東主義的姿態。這讓毛氏覺得更應該多做這位國際同志的工作。

弗拉基米諾夫經常出入毛澤東警戒嚴密的居所，他是延安唯一一個能直接上前敲門而不被衛兵阻攔的人。這令其他的高級幹部也對他敞開了大門。他不動聲色，在中共軍內黨內廣交朋友，遍結善緣。突破了康生布置的障礙，掌握了不少中共內部情況。

這讓人想起一路神仙——中國民間信奉的灶王爺。人們對於灶王爺表面保持著恭敬，心裡存在著耍弄。每逢臘月二十三，人們供奉芝麻麥芽糖，這又粘又甜的麥芽糖粘住了灶王爺的嘴，讓他在玉皇大帝面前張不開口，難說人間是非，以求「上天言好事，回宮降吉祥」。

弗拉基米諾夫是比灶王爺要狡狤的神仙，他貪吃毛澤東供奉的芝麻麥芽糖，不開口說是非，卻用私人日記把中共的種種劣行劣狀記錄下來，他在筆記中嚴厲批評毛澤東權欲熏心，背棄馬列主義。他私下給康生取了個綽號；FALL MINISTER ——專職宣判犯人死刑的官吏，有「酷吏」的意思。以後的日記中，直呼「FALL MINISTER」代替康生名字。

有幾次毛澤東不用自己的直屬電台，而要求用蘇聯情報組直通斯大林的電台轉發他的電文。還有一次是給毛岸英的家信。毛澤東的用意狡猾。委婉向斯大林暗示中共與蘇聯駐延安代表合作得很好，無形中提高了他彙報材料的可信度。弗拉基米諾夫欣然答應毛澤東的要求，但在電文末尾悄悄加以批註：「以上數字是毛澤東為一批外國記者而準備的，從帶有傾向性的材料中摘取的。」甚至在毛澤東向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的高聲歌頌的電文後面。弗拉基米諾夫也加以批註，指出毛澤東對蘇聯心懷異志，卻不吝獻媚之詞。

弗拉基米諾夫在私生活上還算是嚴謹的。毛澤東關心他：「看上了哪個姑娘沒有？」隨後就有一個年輕漂亮的女大學生出現在他的窯洞為他打掃房間疊被鋪床。弗拉基米諾夫以對妻兒的忠誠拒絕了誘惑。當然，這也不排除他的職業警惕性在起作用。在這之前，就有一位漂亮女教師接近蘇聯小組「學習俄語」。實際是康生安插監視蘇聯人的眼線。讓蘇聯小組吃了些啞巴虧。

「世界上沒有免費的午餐」用俄語說應該是「世界上沒有免費的白麵包」。弗拉基米諾夫深諳其中奧妙，這位貪吃毛澤東麥芽糖的灶王爺，不敢擅自動用毛澤東擺在盤子里的白麵包。

1973年，弗拉基米諾夫的兒子整理老爸的生前日記，編匯成俄文版的《中國特區 1942-1945》。1975年，改名《延安日記》用英文發行。這本日記引起世界轟動。

毛澤東的俄文翻譯師哲讀後大跌眼鏡，他說：「孫平（弗拉基米諾夫的中國名字），一個老黨員，怎麼能寫出這樣的東西？！這樣的東西只有偽君子、兩面派、沒有良心的人才寫得出。」

師哲的義憤本應該這樣發泄：「毛澤東，一個老黨員，怎麼能做出那樣的行徑？那樣的行徑只有偽君子、兩面派、沒良心的人才做得出。」

毛澤東做都做過的事了，孫平為什麼說都不能說？

天下咄咄怪事：做過卑鄙行徑的人依舊奉為偉大領袖，揭露這種卑鄙行徑的人反而成了沒良心、兩面派？！可見在專制陰影下，滋生的奴隸主義毒素已經侵蝕了師哲的大腦，令他失去正常邏輯思維能力。師哲的腦筋大大地「破鑼哈、破鑼哈」（Плохой）了。

不過人們得承認，孫平的兩面派耍得比毛澤東的兩面派更深沉一些。在弗氏和毛氏假做親密互相利用的過程中，弗氏裝憨作痴，玩弄了毛澤東。

弗拉基米諾夫只欠給歷史一個回答：他既然能把新興的毛澤東獨裁專制的本質看得如此清楚，為什麼不能看穿早已成熟的大獨裁者斯大林呢？

不管弗拉基米諾夫是一位斯大林分子也好，還是帶有一定民主傾向的社會主義者也好，重要的是他以目擊者身份對延安發生的事做了詳盡記錄。事實是歷史的骨骼。作者的政治傾向性人們會淡忘，人們對他記錄的延安發生的事會興趣長存。

三. 抗日運動中的陰謀和危機

弗拉基米諾夫發覺無論蘇聯小組走到哪裡，康生所轄情報處的人總是先一步到達。蘇聯人要調查的問題，早有預先指定了的人答覆。有時候旁人插嘴，一邊的便衣會用眼色示意制止。偶爾有路人靠近答話，也會被便衣不客氣地趕走。

弗拉基米諾夫把蘇聯情報小組分散到前線各個部隊中去，實地考察戰場。組員向他彙報的情況令人難以相信：前線部隊早已經撤退到安全地帶，脫離和日軍接觸，八路軍指揮部里的人在打撲克，這種情況已經持續經年。

在一個鎮子上，駐紮的日軍明顯地處於弱勢，八路軍部隊依舊繞過他們。前線的指揮說，上級有命令，不要惹他們，你消滅他們幾個，他們會來一大隊報復。

弗拉基米諾夫了解到，自從百團大戰之後，日寇展開瘋狂大掃蕩，抗日根據地大大縮小，抗日組織遭到很大損失。八路軍被追逐的四處逃竄，處境困難，而一度被破壞的鐵路很快恢復運行，被拔除的碉堡重新建起。共產黨內部有人認為百團大戰把日軍力量吸引到抗日根據地，替國民黨解圍，戰略上是錯誤的。接受這個教訓就是，八路軍從此對日軍採用游擊戰術，實則游而不擊，盡量避免交火，保存實力。這成為共產黨1941年後的抗日方針。

早在1937年7月，毛澤東在洛川會議對高層幹部作了有關抗日策略的講話，這個講話至今沒有公開發表，稱為被刪除了的毛澤東語錄。

毛澤東說：「有的人認為我們應該多抗日，才愛國，但那愛的是蔣介石的國，我們中國共產黨人的祖國是全世界共產黨人共同的祖國即蘇維埃（蘇聯），我們共產黨人的方針是：要讓日本軍隊多佔地,形成蔣、日、我，三國志，這樣的形勢對我們才有利，最糟糕的情況不過是日本人佔領了全中國，到時候我們也還可以藉助蘇聯的力量打回來嘛！」

毛澤東還說「為了發展壯大我黨的武裝力量，在戰後奪取全國政權，我們黨必須嚴格遵循的總方針是「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發展」。「任何人，任何組織都不得違背這個總體方針。」

在毛澤東做講話時，他還不是共產黨的「絕對領導」。王明、博古、洛甫、周恩來都還有相當權力，毛澤東的話人們未必全聽。彭德懷等不少人更傾向於追隨王明。隨著權力不斷向毛澤東集中，毛澤東的抗戰策略才逐漸佔據主導地位。

按照他制定的抗日策略，對於國民黨勢力，八路軍、新四軍就要動真格的，中共軍隊伺機採取主動進攻。日軍把國民黨趕出去的地區，共產黨軍隊會乘機取而代之。如果日軍還沒有把國民黨勢力清除乾淨，共產黨就代為消滅之——稱為擴大抗日根據地，打擊頑固派。也有時候八路軍、新四軍公開向國民地方政府討要一塊抗日地盤。當地駐軍不答應，那就是反對抗日了。對於反對抗日的國軍，圍而殲之，也就師出有名了------這樣的例子屢屢重複。以致和國民黨軍隊摩擦不斷。

弗拉基米諾夫在 1944年10月14日的日記這樣評論：「中國的分裂是日軍獲勝的主要原因。這並不是中國軍隊的戰鬥力問題。毛澤東看到敵人的勝利是削弱蔣介石力量的一個因素。」------「毛澤東認為，如果蔣介石在前線打勝仗，那就是對他的政策的威脅。因此，無論如何也要削弱蔣介石，這就是中共領導所採取的政策實質。讓日軍佔領中國土地、燒毀城鎮去吧！」

1945年5月10日，劉伯承在「七大」發言總結八路軍、新四軍的作戰歷史說：「我們打日本人時總用游擊戰，只是打國民黨時才用正規戰常規戰。」

弗拉基米諾夫還發現，前方儘管沒有什麼戰鬥發生，打勝仗的捷報還是頻頻傳來。好像中共軍隊沒有白吃抗日飯。 1944年11月20日，弗拉基米諾夫寫道：「中共中央主席想用謊報情況的辦法，來達到很重要的目的。」「虛報是所有軍隊和黨的工作者無一例外的慣用手法，人們別想從這裡聽到真實情況。由於毛的讚許，說謊已經成為一種策略------」就這樣，八路軍、新四軍造出了他們輝煌的抗日戰績。這些戰績不僅和日本軍方自己的作戰記錄驢唇不對馬嘴，甚至在共產黨內部一件事情存在著幾個版本的說法。

在抗戰剛結束，一個偶然的機會，弗拉基米諾夫在新四軍參謀部看到一份過去的電報，令他感到十分意外。他在 1945年8月18日日記中寫道：「我無意中看到一份新四軍總部的來電，這份總部的報告完全清楚地證實了：中共領導與日本派遣軍最高司令部之間，長期保存著聯繫……電報無疑還表明與日軍司令部聯繫的有關報告，是定期送到延安來的。」

弗拉基米諾夫驚異之餘，深感這是一件前所未聞的可恥勾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