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文藝復興是胡適先生在五四時期提出的一句話。我想借這樣一句話來比較一下西方的文藝復興與中國所謂的文藝復興有哪些異同之處。由此來分析一下中西方思想變革的發展道路之共通點。
我們先來回顧一下文藝復興背景。大家都知道西方的現代思想的源頭是古希臘文明。鼎盛時期的蘇格拉底,亞里斯多德,柏拉圖生活的年代正是中國先秦時的諸子百家時代,也是印度釋迦牟尼出生的年代。古希臘文化由亞歷山大大帝對歐洲,波斯及小亞西亞的征服而傳布世界。後來羅馬人崛起,取代希臘人成為世界的主宰,他們繼承了希臘人諸多文化成就。在道德思想上又接納了基督教文化。從此一直到文藝復興,歐洲進入漫長的中世紀。
從一個自由開放追求自然人性的古希臘文明進入專制封閉的中世紀社會狀態,是與羅馬人崇尚力量,紀律,勇敢,正義,服從等精神氣質分不開的。這樣的精神氣質同樣需要統一的意識形態。公元312年,君士坦丁頒發米蘭諭令,基督教成為羅馬帝國國教。他的兒子在他死後更下令將參與異教祭典者處死,基督教成為排斥其他信仰的羅馬國教。這是歐洲人思想由開放到封閉的開端。羅馬人的藝術作品中常常充滿血腥暴力,與希臘人對情感的歌頌有鮮明的對比。與武力屠殺專制相比,愛與平等自由這些思想常常顯得軟弱無力。
這一點和中國的思想變革歷史非常相似。先秦時諸子百家時代產生了老子,孔子,墨子等偉大的思想家。然而春秋戰國時各諸侯國變法圖強,彪悍的秦人統一六國,導致漢朝董仲舒獨尊儒術對先秦百家思想的毀滅,儒學基本上就像基督教一樣成為統一人們思想道德的唯一準則。中國人也由此進入了漫長的帝王專制社會,一直到民國初年。
人之複雜,就像這世界之多樣。花有千萬種,但當我們只能欣賞一種花的時候,這就是所有花的末日。人的思想也是如此。自然的力量無窮,愛與自由是生命之源,無論封建專制多麼牢固,都無法阻擋人對多彩的生命真正意義的追求。
文藝復興運動隨著歐洲資產階級的興起借對古希臘人性美的讚頌表達了對封建王權教權的反抗,也對基督教一統思想進行反思。後來的啟蒙運動及加爾文,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進一步解放了人的思想,使得歐洲走上了科學與民主的自由之路。中國從偉大思想的產生到進入封閉再到復興,經歷了更加漫長的過程。不同的是中國的文藝復興,已經看到了西方的科學,理性之光,對中國有極大的借鑒和幫助作用。
因此胡適先生把五四新文化運動比喻成西方的文藝復興是很恰當的。胡適在他的博士論文《先秦名學史》中對當時興起的孔學提出三個觀點:一是大力輸入西方哲學;二是恢復儒學在歷史上的原形;三是恢復非儒學派的歷史地位。胡適說:「中國哲學的將來,有賴於從儒學的道德倫理和理性的枷鎖中得到解放。這種解放,不能只用大批西方哲學的輸入來實現,而只能讓儒學回到它本來的地位;也就是恢復它在其歷史背景中的地位。儒學曾經只是盛行於古代中國的許多敵對的學派中的一派,因此,只要不把它看作精神的、道德的、哲學的權威的唯一源泉,而只是在燦爛的哲學群星中的一顆明星,那末,儒學的被廢黜便不成問題了。」
我這裡引用胡適的話。想說明胡適對儒家思想的本意。我們先不去評論儒家思想的對錯與否,就像我們先不去評論基督教思想本身一樣。我贊同胡適的這種讓百花真正齊放的觀點。文革時我們只有一本書,那就是紅寶書。我們只有一種戲,那就是樣板戲,我們只有一種思想,那就是雷鋒思想。連每個人穿的衣服都是同樣的藍色。人性對愛與美的渴望始終是在焦慮和壓抑狀態。人在枯萎的精神狀態下人性惡就開始呈現。
如果我們說先秦時諸子百家時代是中國思想史上最偉大的時代,民初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確是中國對那一段繁榮思想的文藝復興。其實諸子百家很多偉大的思想到後來因為獨尊儒術而沒有得到發揚光大,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如墨家後學的墨辨以及名家,有興趣的網友可以參考馮友蘭的中國思想史。科學起源於邏輯思辨,古代時基本上都是一種純粹的哲學思辨,當時並沒什麼實用價值。如數學抽象。在諸子百家中,名家就是研究這種純粹的哲學思辨的。比如名家對無窮大無窮小的研究,再比如對名與實的研究。這些哲學思辨到今天仍然是西方哲學的主要研究對象。這些研究在中國的消失一方面因為儒學的統一,另外也許與我們的漢字的使用也有關係。漢字是象形字,有利於我們的形象思維,這就是我們為什麼有慢長的詩歌歷史。但象形字不如西方字母字適合於邏輯表達。西方字母語言如果沒有了邏輯關係就不成句子了。而像中國古代文字是沒有標點符號的,因為不需要邏輯的原因,字本身就有含義。西方人有邏輯強迫症,而我們卻少邏輯,多感性。
改革開放的當代中國,借鑒了西方的自由市場經濟,使得我們有了豐富的物質基礎。然而道德淪喪的今天,我們在迫切尋找思想道德的家園,來適應急劇變化的生產關係和社會關係。封閉的統一的思想一定是倒退的,扭曲人性的,也是無法持續的。只有開放多元的,才是未來的正確道路。
參考文獻:http://economy.guoxue.com/?p=6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