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到底經歷了多少次學運?很難有統一答案。從大陸出來的人大部分會說,那就是1985、1986和1989年在北京的那幾場吧!為什麼是這樣呢?因為1919年的5.4運動就是從北京開始的。如果不在北京的學府區生活,不少人也許都不知道,在1985、1986年間,北京居然還發生過幾場學生示威運動。其實那種遊行示威因為起因小,要求提得低,參與人的少,規模都不大。回想起來,好像基本上都是由北大發起,帶著一幫學生到長安街游一圈回來后,遊行完了,回來就沒什麼事了,如其說它是學運,還不如說它是學生遊行,這樣也許更貼切一點。實際上,在同一時間段(1985~1986),上海也有類似的學生集會,但都是一天、半天的遊行而已。
而發生在1980年10~11月間,由長沙高校學生髮起的在湖南省省委門口絕食運動確是一場影響深遠、鮮為人知的名副其實的學運。這場學運歷時近二十天,在長沙有影響的二十幾所高校里的學生都有參加,好多學校還停了課,遊行隊伍規模空前,人數眾多,整個形勢的發展頗為震驚。在那段時間裡,每天都有不同學校的學生組織遊行隊伍,徒步跨過湘江大橋,跨過熱鬧的長沙城區,到省委門口去聲援絕食的同學,湖南醫學院(湘雅)的學生在那裡當起了義務醫護工作人員,為在絕食中休克的同學搶救,因為已經是初冬,也有不少地方志願者為學生送去被子,毛毯等物質,,,總之,一切都進行的得井井有條,各高校之間的遊行活動協調也做得很好,真有點6.4前的味道。這場運動後來被確認為是改革開放后第一場學運,由於當時通訊不發達,除了中央高層外,這場運動在外界很少有人知道。儘管如此,它在當地影響還是非常大,長沙市民把它跟當年的馬日事變規模相比較,經歷過文革的人們,一個個關門閉戶不敢出來觀望。
這件事的起因是由當時的湖南師範學院(現在的湖南師大)選人大代表引起的,外界對這件事的起因說法不一,有的說是因為剝奪了大學生的人大代表選舉權,有的說是選舉中有人採取了選票賄賂和營私舞弊等等。其實這件事的起因是由於一個意外的小事造成的:學院領導擅自更改了候選人名單,使得學生對此不滿,而要求換回原來的候選人,但遭到校方的拒絕。很多高年級的同學就說了,這「人大」本來就是個橡皮圖章,沒有一點實權,誰當選還不是一回事,愛改不改呢!但在當時的民主氣氛中,各類民主沙龍正在找搞活動的理由,這種事件對經歷過文革的人而言,他們是不會去上綱上線的,也不會這糾纏不放的,而對於當時的大學生卻不一樣,正好找到一個理由來行使民主權利,校方越是不讓步,這邊就更覺得有理,最後,大學生中成立三人領導小組,把事件推給了湖南省委來處理。時任湖南省委書記的毛致用對此事反應很強硬,工農出身的毛致用對學生運動處理沒有經驗,方法也過於簡單,直接導致了學生在省委門口開始絕食以抗議省委的處理意見。
值得一提是,在這三人小組的組員中,有兩個人的背景還真有點與眾不同。其中一個名叫陶森,另一個名叫梁恆。據說,陶森的父親是老紅軍,而且是唯一的一名由毛澤東當年准許解放后解甲歸田的老紅軍,他的父親和王震還是戰友;梁恆是中文系高材生,文才和口才都很好,人也長得也清秀,當時正在和在師大教書的美籍女老師在談戀愛呢。當他們看到湖南省委不願意讓步時,三人小組的核心成員直接去了北京,找到了王震。可想而知,這麼一個本來看似簡單的事件一旦驚動了中央高層,就不是小事了。後來,他們幾個人拿著據說是中央的批複回到長沙,告訴在絕食同學們,我們的要求基本上滿足,和平示威結束。一個歷時近三周的學運就這樣平息了。
其實哪個批複到底說了什麼?那個人大代表候選人,有沒有換回來?早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學運領導小組的幾個頭們都有了安排的。陶森願意主動回來結束那場絕食活動,據說是中央高層給了一些承諾,具體細節不得而知。但梁恆的所獲的好處是眾所周知的,這就是他的涉外婚姻申請得到批准。在當時,要跟外國人結婚,哪像今天這麼方便,一般地方公安局是批不了的,好像北京市公安局也沒有這種特權。為了和平解決這場學運,鄧小平直接干預了這件事,破例同意了改革開放后的第一例涉外婚姻,這就是學運發起人之一的梁恆和當時在湖南師大教書的美籍女教師,夏竹麗(Judith Shapiro)的中美聯姻。現在回想起來,中共最高領導人為某一個年輕人的涉外婚姻破例開綠燈,不能不說明事關重大,這在改革開放后的1980年,也算得上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件了。1981年,梁恆和夏竹麗一同去了美國,後來還合著了一本書,名字叫做《革命之子》(Son of The Revolution)。因為沒有看過他寫的這本書,不知道他在書中是如何描述1980年這段學運經歷的,下面這張封面圖是從亞馬遜圖書網站上抄來的。
應該說,這場運動雖然短暫,但還是促使了中央高層在對待學生運動的問題上有了新的認識,也算起到了一個警示作用吧,同時也為後來在北京處理1985、1986的幾場學生遊行活動提供了一些參考的實際經驗。據說,雖然幾個學運領袖找到自己的歸屬,得到了自己所要求的待遇,而其他主要參與者和許多追隨者後來的分配都不理想,大部分被分配去了邊疆,有的還需要寫檢查才能通過,有點6.4後期的味道。從這個意義上,這場運動同時也給那些想參加學運的人一個警示作用,那就是如果你不幸沒能成為學運的領導人物或核心人物,沒有談判的機會,不能把握自己的命運,後果可能會是凶多吉少。31年後再來看這件事,應該說,80年和89年的兩場學運有不少相似之處,比如說學運的特點:學生運動都是突發性的,沒有明確綱領的,也沒有明確目標,更沒有長遠打算,其結果必定是容易被學運領袖所利用或綁架,成為了學生領袖們為自己利益去談判的籌碼。因此,經歷過80年那場學運的人們對6.4結果不會感到太意外。中國自古以來,就有寧為雞頭不為鳳尾的說法,這些歷史事件告訴人們,它並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