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可親

初到美國

作者:yunmu  於 2020-11-25 20:26 發表於 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移民生活

本人在一篇博文中說過,剛從日本來到美國時,我的目的地是匹茲堡大學醫學中心(UPMC)當Fellow,第一天去報到時正好遇到肝移植的創始人Starzl幫我引路。但是我的臨床導師正好到外地休假了,於是,我就返回旅館等待。

 匹茲堡都市區大約有兩百多萬人口,包括了幾十個城市, 匹茲堡市大約也就30萬人吧。匹茲堡大學和醫學中心主樓都位於匹茲堡市東南附近的一個名為奧克蘭的街區,該區域的只有第五大街和Forbes大街兩條東西走向的主要街道。CMU 和匹茲堡大學的其它學院主要座落在街道南邊,醫學大樓主要位於街區北邊的小山坡上。

 於是我就到奧克蘭街道上看看。那物價比日本真是便宜得多,例如雞蛋12個一盒才 0.30 美元(那天是打折扣,平時是0.5美元)。這時我已經過了只帶 100美元去日本的階段,就順路走進一家美國飯館吃午餐。吃完后才發現自己隨身只帶有10美元,僅夠支付飯錢。但是往口袋裡摸了一摸,還有不少日元。

 我就拿出一把日元硬幣,對侍者說能不能夠讓我用這些硬幣來付小費。 女侍者們把這些硬幣看來看去,然後一人眉開眼笑地走過來對我說, 正好她們可以留個紀念。還熱情指引我如何返回旅館。

 回到旅館后,我就給已經在美國的朋友打電話,他們說匹茲堡的房租很便宜的,我們找個當地朋友幫你租一個房子。很快朋友就開車過來了。帶我找了個帶衛生間的一卧室,租金不到100美元, 但是廚房是幾家公用的。那時匹茲堡大學醫學中心已經有近百中國醫生在工作,但基本上是做實驗室的。

 過了數天,我的導師回來了,就打電話到旅館去找我,旅館告訴他我新租的房子,他就直接開車過來找到我。一看到我,沒有說上幾句話,就說你怎麼能夠居住在這種地方呢?我帶你去一個物美價廉的地方,非要我把房子退掉搬遷不可。

 我導師找的公寓是有物業管理和配套設施的公寓樓, 必須有卡才能進入樓內,房子是一房一廳,月租為360美元 (我最近上網查了一下,類似公寓的租金已經長到 1000多美元了)導師還帶我去購買了床墊和其它日用品,看到他累得滿頭大汗的,我心裡怪不好意思的(後來我又偷偷把該公寓退掉搬到華人堆去了,主要是因為該公寓樓內沒有同胞)。

 我這個移植外科病理的Fellow。主要是外科出錢資助的。當時Pittsburgh 大學在一些醫學期刊上登載了要招收移植Fellow的廣告, 我就把我的個人簡歷寄去,  結果他們決定錄用我。該醫院的外科,其實是以Starzl的移植中心為核心的。我和我的導師一樣,主要是屬於外科病理。但是橫向連接著移植外科,移植內科 和移植小兒科等。

上班后不久,科里就給我發下了BEEPER,這是我首次看到這東東。有個技術員開玩笑說,以後你就給管起來了,隨叫隨到。我說你為什麼可以不帶BP啊?她說,她只有小小的腦子,喜歡享受人生。

其實,病理的呼叫也不多,對我印象最深的是做冰凍切片。即使是當班,醫生們為了趕那幾分鐘,不乘電梯,從10層樓以上的病理科跑到地下室的冰凍切片室,我的體力不如他們,常常跟不上他們的步伐。

病理科大約有十多個病理醫生(兼教授),除了一個DO外,全是MD。有些是從歐洲醫學院畢業的,他們和我討論起中國的醫學教育,並認為中國版的醫學教育和歐洲日本版的十分類似。病理科還有大約20多個住院醫生和Fellow 除了臨床病理外,大病理系還包括非臨床部分,也有一些PHD教授,但是我很少涉及。

我的導師是個認真負責, 不苟言笑的人。例如他對某個病理診斷不大放心時,他會去翻閱臨床記錄和其它生化記錄,看看它們是否有些關連或矛盾,再把病理切片重新看一遍。技術員和秘書們對我說,你跟著他要小心點。看的出他們有些害怕他。其實正式上班時間我和導師在一起的時間不多。

作為Fellow我每天和一個不同的醫生教授一起讀片診斷,最後由我手寫出一句最重要的診斷並把它們放在一個固定的寫字檯上,  這主要是為了讓分管患者的臨床醫生能夠及時看到病理結果治療病人,病理醫生的正式報告要晚些時間才出。導師大約要兩周才輪到和我在一起正式工作一天。 儘管我的普通外語不行,但是專業上還可以溝通。

但是,下午5點下班后,導師和我經常在附近的飯館簡單解決晚餐,然後一起做科研8點多。當然這科研還是看病理切片,和實驗室培養細胞和動物實驗有很大的不同。他的妻子時而會打電話來問候和查崗,似乎也問過他幾點才能回家。有時他對他妻子說 XX和我在一起工作,你和他說兩句「。 接著他把電話遞給我,示意我說話。

導師對我感嘆說,美國學醫時間太長了。學完了還要住院醫生(病理是4年),做完住院醫生還要做Fellow。報考醫學院時都有雄心壯志,讀出來后才知道,要在醫學上出點成果並非易事,連他的頭髮都掉了不少。有個教授說,他有個學化工的中學同學,高中學習成績和他差不多,現在存款已經可以退休了。而他有些醫學院的同學還沒有還清學生貸呢。

科里的人有點害怕我導師的認真。我們年青人經常在一起嘻嘻哈哈, 別的教授有時也和我們打成一片。但是,如果我導師來了,大家就打住了。有一次,我導師對我說 「所有的人都喜歡你, 那是因為你不用負責任。不少人並不喜歡我, 那是因為我要責任」。現在想來, 他說的也有幾分道理。

但是,在幾個月後,導師給了我一項新的負擔,要我在其它病理教授診斷不準確時指出他們的錯誤。這太為難我了,我只是一個接受其它教授指導的Fellow,何以指正他們的錯誤?再說,  他們都是有很高水平之醫生.  同時病理診斷中存在著很多灰色地帶, 正因為如此,那時本人認為定性的病理學已經達到了它的頂峰,但是定量在醫學上還大有發展空間。

匹茲堡臨床病理科有個很好的主任(似乎他後來一直在做主任),他能夠很好地協調各個教授,他總是那麼熱情陽光,成為一群住院醫生和Fellow的主心骨。他對我的幫助和指導也很大。有一次我的同學來我處玩, 晚上我帶他到各教授的辦公室去看一看, 無意中發現主任推薦我成為該科Faculty的信。當時我來美國還不到一年,差距還是不少的我知道這種推薦沒有通過的可能,但是仍然對他心懷感激。同時對當年的導師和其它病理教授和別的員工也心存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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