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unmu按語: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類在滿足自己物質需要的同時,正在自覺或不自覺地挑戰大自然,從而影響到我們的生存環境。最近,美國傳染病權威 Fauci(福奇)和他的同事Morens在名刊CELL上發表了一篇關於新發傳染病暴發的展望,以下文摘是其中有關人和⾃然要和諧相處的部分)
長期以來,⼈們⼀直認為宿主轉換的主要決定因素是宿主A和B的進化親緣性以及其傳播准種的多樣性, 但最新的研究表明, 病原體機會( pathogen opportunity)可能是宿主轉換的主要決定因素(Anishchenko et
al., 2006; Araujo et al.,
2015)。從本質上講,如果病毒有⾜夠的機會,即使它對潛在宿主的適應性較差,也可以感染該宿主。這種認識的影響是深遠的。
如果宿主切換是由機會驅動的,例如,適⽤於SARS和SARS-CoV-2(新冠病毒)、Nipah和Hendra,那麼傳染病的預防和控制將不僅需要關注傳染原本⾝,⽽且還要著重關注⼈類⾏為,尤其是動物和⼈類的界限,例如在活禽市場中進⾏採購、野⽣⾁類的準備和食⽤、集約化農業/畜牧業、環境退化等其他⼈類⾏為(Allen et al.,
2017; Carroll et al., 2018)。
如果我們要控制傳染病的出現,則需要更充分地理解這些謎團(Dobson
et al., 2020)。更完全地了解新型傳染病的晦澀機制,能使我們能夠通過以下⽅式預測其暴發的風險:1)監測和表徵潛在新型病毒的分類群,包括親緣關係可能最近的病毒,例如冠狀病毒、肝炎病毒、沙粒病毒和絲狀病毒;2)對可疑的⾼風險病毒類別進⾏深入研究,以確定合適的實驗動物, ⽤於疫苗研發的保守表位,以及抗病毒療法的準確靶點;3)在實驗動物研究中發現潛在的⼈類傳播機制;4)在諸如畜牧業、野⽣動植物接觸、控制嚙齒動物、病媒和蚊⼦/虱⼦等領域建立完善的控制機制;5)制定環境、⼟地管理、野⽣動植物保護/防控計劃;6)利⽤病毒學、信息學和技術領域的新⽅法來了解病毒的進化,或預測疾病暴發的可能性(Allen et al., 2017)。
某些傳染病的暴發反映出我們越來越無法與⾃然和諧共處。多個世紀以來,城市化進程和⼈群的擁擠導致了鼠類侵害和疫情,例如鼠疫、鼠傷寒和鼠咬熱。正在肆虐的COVID-19 (新冠病毒感染)⼤流⾏提醒我們,如運動場館、酒吧、餐廳、海灘和機場等⼈類住所和活動場所的過度擁擠,以及⼈類的地理遷移都在加劇疾病的擴散。
與⾃然和諧相處需要⼈類對其⾏為作出改變,還要作出其他可能需要數⼗年才能實現的根本性改變——重建⼈類⽣存的基礎設施,從城市到房屋、⼯作場所、⾃來⽔和污⽔系統、娛樂場所和聚會場所。在這種轉變中,我們需要優先考慮改變那些構成傳染病風險的⼈類⾏為。其中的主要舉措是減少家庭、⼯作和公共場所的擁擠,並最⼤程度地減少環境破壞,例如森林砍伐、激進的城市化和集約化畜牧業。
同樣重要的是,我們需要消除全球貧困,改善環境衛⽣和衛⽣狀況,減少與動物的不安全地接觸,從⽽限制⼈類和潛在⼈類病原體接觸的機會。值得注意的是,直到最近幾⼗年⾄幾個世紀,許多致命的⼤流⾏性疾病要麼不存在,要麼並不是什麼重⼤的問題,這是⼀個非常有趣的「思想實驗」。
例如,霍亂直到⼗八世紀晚期才在⻄⽅國家為⼈所知,且僅因為⼈類擁擠和國際間旅⾏⽽發展為⼤流⾏。這種認識讓我們不得不懷疑,為了在最近幾個世紀內實現⽣活上的改善(很可能是⼤多數改善),⼈類付出了⾼昂的代價——其⼀就是致命性疾病的暴發。
即使我們不能回到古代,但我們是否⾄少可以借鑒那些時代的教訓,向更安全的⽅向轉變現代社會的發展呢?這是所有⼈都需要回答的⼀個問題,包括所有社會群體及其領導者、哲學家、建設者、思想家,以及重視⼈類健康的環境決定因素並希望做出改變的⼈們。
SARS-CoV-2(新冠病毒)處在⼀系列致命的微⽣物目錄上,這些微⽣物對⼈類構成了巨⼤的威脅。它迫使我們重新考慮⼈類與⾃然世界的關係的本質、作出反應並調整適應。新興的和重新出現的傳染病是⼈類⽣存的副現象,也反映了⼈類彼此之間以及與⾃然的相互作⽤。
隨著⼈類社會的規模擴⼤和複雜性增強,我們為遺傳不穩定的傳染原創造了無數機會,讓它們前赴後繼地湧入⼈類尚未填補的⽣態位中,⽽且我們還將繼續創造更⼤的空間。 ⽇光之下並無新鮮事,唯⼀新鮮的是,在我們如今⽣活的這個⼈類主導的世界中,⽇益⾛向極端的環境變化引發了來⾃⾃然界的強烈反對,且這種反對愈演愈烈。
科學必將為我們帶來許多救命的藥物、疫苗和診斷⽅法;然⽽,我們沒有任何理由相信,僅憑這些就能克服傳染病癒加頻繁的暴發和隨之⽽來的致命性威脅。證據表明,⼈類終將引來如槍林彈雨⼀般的冠狀病毒或其它病毒的暴發,⽽SARS,
MERS和COVID-19只是⼈類先⾏迎來的幾個例⼦。
COVID-19⼤流⾏已被納入迅速擴展的歷史性警⽰事件檔案中,它給我們再次敲響了警鐘,在以⼈類為主導的世界中,我們的⼈類活動與⾃然的相互作⽤極具侵略性和破壞性,在這種失衡的狀態中,我們會不斷激發出新的疾病。
在可以預⾒的未來,我們仍將處於⽔深火熱之中。 COVID-19是⼀個世紀以來最深刻的警醒之⼀,應迫使我們開始認真的集體性思考——⼈們應該如何與⾃然界和諧共處,在考慮周到的情況下發揮創造性,即使我們時常還會為⾃然界帶來不可避免的意外。
Morens DM, Fauci AS. Emerging Pandemic Diseases: How We Got
to COVID-19 [published online ahead of print, 2020 Aug 15]. Cell.
2020;S0092-8674(20)31012-6. doi:10.1016/j.cell.2020.08.021
https://www.cell.com/cell/fulltext/S0092-8674(20)31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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