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的日子裡想起了這麼一個 「黨的幹部」

 六四是個敏感的字眼，相信村子里很多人或多或少直接地間接地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這些影響是好的壞的不好不壞的都有可能。在這個特殊的日子裡，讓我想起了這麼一個人，一位黨的幹部，一個曾經是我們單位的人事科長。

八九年，我所在的那個研究所是新建的，業務不是很繁忙，但每年從各個大學分來的大學生倒是不少，年輕人多了，自然思維活躍，雖是新建單位，但和衛生廳直屬下的其他十多個兄弟姊妹單位相比，各方面活動絕不比其他單位遜色，每年的文藝匯演（那時候就好這個）總是前二名，演講比賽，體育活動也是名列前茅，為單位拿到了不少獎狀，獎品，光是掛鐘就拿了好幾個。我們單位的這位人事科長甭提多高興了，因為這些活動讓我們新建的單位在廳里有一定的地位和影響，當然管人事的幹部總是高興的了。那長得不咋樣的臉上因為總是堆著笑容，倒是顯得有幾分可親可愛，讓單位裡面相當一部分活躍分子放鬆了對他的警惕。

八九年五月十九日，我們單位組織了一次令人難忘的遊行，所有參與的遊行者穿上了白大褂，因單位在郊區，二人一排騎著自行車，身上斜掛著紅色標語，由單位的白色小麵包車帶路，浩浩蕩蕩，洋洋洒洒地沿著公交車路線騎車到了市中心加入了最壯觀的各界遊行活動，一路上所有坐公交車的乘客給了我們最熱烈和支持的掌聲。為時5-6個小時，當我們再回到單位，好幾位嗓音沙啞得說不出話，大家的心情都十分沉重。在那二個多星期中，單位的飯堂里，科室走廊的牆上，陸陸續續地出現了詩歌，演講詞，感想等大字報。無非就是表達自己對天安門廣場上學生的支持。誰知這些連研究所大門都沒有出過的詩歌大字報卻成了以後的「反革命反黨」的證據，這些意氣風發的年輕人被「無辜」地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處分，而這一切，就是由這位曾經是覺得面目和善的人事科長一手造成的。

六四過後，所長覺得那些在單位里出現的大字報不妥，所以當場讓這位科長將它們揭下來，當時在場的目擊者看到科長把這些撕了，並扔到了紙簍里，可是誰曾想到數月後清查運動開始了，這一張張大字報卻「破鏡重圓」地一一出現在科長的辦公室里，於是開始了文革期間的那一套，追查筆跡是誰寫的。那時候電腦還是稀奇之物，要查筆跡當然不是件難的事情，不久，所有的寫大字報的作者無一不受處罰，是黨員，那就是「留黨察看」的處罰，不是黨員是團員就「留團察看」，既不是黨員也不是團員，那就是「行政記大過」處分，一個也不能放過。其中一位因為參加遊行，千載難逢的公派出國機會也未能如願，因為單位不同意，護照不能辦理。數年後，當時被處分的人一個個紛紛離開了研究所，出國的出國，辭職的辭職。

今天再回想當時的那些事情覺得很可笑，憑什麼去處分那些敢說敢做的年輕人，我覺得最應該被處分的應該是所領導，上班時間去遊行不阻止，還默讓所里的司機和所里的小麵包「帶頭」去參加遊行。那位人事科長本指望通過清查來撈些政治資本，爬上研究所領導的位置，多年後他還是未能如願，誰敢用這樣的人啊？

據說十多年後，很多離開所的同事再回到那裡去看當年的同事，那位人事科長曾深深地表示歉意。算了吧，誰又能和那些特殊時代造就的「跳樑小丑」一般見識呢？還是原諒他吧！

象徵性的圖片說明：當年也是這麼騎車去參加遊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