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 鄉村社會的下降線

泛泛地說，從中國被逼打開大門開始，中國的城市化就已經開始了。雖說中國自古以來，就有古代社會最發達的工商業。也因此有了作為政治和商業雙中心的大都市，以及作為商業據點的名鎮，但是，在清朝，中國工商業的發展，卻陷於一個低潮。在朝廷崇本抑末的高壓之下，不僅傳統的商道和商業重鎮暗無顏色，而且，像北京、南京這樣的大都市，也失去了過去的光彩。說清朝的中國是一個自然經濟狀況的國家，倒也未必，但農村的商品化程度，的確比之於明朝，要低一個格。雖說農村的集市貿易，依舊存在，但一口通商的外貿格局，流通量有限的茶馬古道和張庫大道，使得絕大多數農民，跟對外貿易無關，跟國內貿易關聯度也在降低。

鴉片戰爭之後，五口通商體系建立。在最初的十年，並沒有導致中國發生重大的變化。在清政府的暗中抵制下，五口除了上海之外，名開實未開。除了對長江三角洲的商品經濟有一點刺激之外，對中國影響最大的，就是鴉片貿易。鴉片貿易的泛濫，對中國農村最大的影響，是鴉片的本土化生產和流通。鴉片貿易事實上合法化之後，國產的「土葯」，很快就壓倒了進口的「洋葯」，鴉片，成為中國農村的一種特殊的經濟作物。這種經濟作物，極大地刺激了農村經濟的市場化，吸食鴉片的人越多，這個市場就越大，種植鴉片的農民也就越多。因為太平天國戰爭而徵收的厘金，到了後來，其中土葯的收益，已經佔了舉足輕重的份額。

但是，中國農村真正的變化，卻是在1960年，英法聯軍用武力將中國拉入西方體系之後。此後中國的開放，才名符其實。中國的城市化，或者說西方意義上的城市化，才真正拉開帷幕。凡是列為通商城市的口岸，有了越來越快的發展，這樣的發展，由於有租界在，多半有了西化的意義。

沒有自主關稅的對外貿易，的確比較迅速地導致西方商品進入中國，也刺激了中國農村的商品化和市場化。但缺乏關稅保護和遍地厘卡的中國市場，對於被拖入這個市場的農民來說，的確是一種潛在的災難。況且，這種災難，有得到了鴉片流行的推波助瀾。

儘管，這樣一種政治經濟狀況，為王朝政府既保持舊制，又能辦洋務，提供了財政支撐。比如說，可以既不裁撤一百多萬綠營，同時還可以維持淮軍的武器現代化，辦新興的海軍。但是，在這樣一種狀況下，整個國家的現代化和城市化，都進展有限。但農村的破敗，卻相當普遍。農村破敗，導致大量浮生人口，但新興的開放口岸，卻沒有那麼多的現代工商業，可供進城的農民來就業。國中富人辦的新式產業，不是掛外商的旗幟，就得戴國有洋務企業的帽子。只有這樣，才能勉強生存，否則，單厘金一項，就會把企業搞垮。產業不發達，那麼稅收負擔還是得落在農村。朝廷越依賴鴉片的稅收，農村的破敗就越嚴重。

清朝只有在最後幾年，才意識到要解決國內產業發展制度瓶頸的問題，然而，一場革命，卻突如其來地打斷了這個進程。新生的共和國，沒有辦法解決秩序紊亂的難題，只能被軍人政權所替代。在軍人割據的狀態下，害人的厘金始終沒有被廢除，而軍閥混戰的需求，使得軍隊越來越多。大城市有外國的存在，還可以抵抗軍人的橫暴，但中小城市和農村，則很容易成為軍閥勒索和混戰的犧牲品。儘管各地的情況不一，有的省份，由於割據者的明智，還能有些建設，但總的來說，農村的破敗，已經成為一個知識界的共識。

清朝中期之前的農村社會，在文化上和道德上，比之於一般的市鎮，具有優勢。市鎮里的商人和其他脫離了土地的人，包括衙門裡的衙役和家人，顯然跟鄉村的士紳沒法相提並論。即使做官做得很大的人，致仕之後，也很有可能退回到鄉村居住。然而，這樣的文化優勢，隨著現代意義上的城市的出現，以及鄉村的破敗的逐漸顯現，最終消失了。現代城市由於有了上下水系統，衛生狀況得以改善。城裡生活的享受，以及戰亂時期的安全，又是鄉村所完全不能比擬的。

鄉紳的劣質化和武裝化，自從太平天國戰爭結束后，就已經普遍存在了。原有的文治派的鄉紳，被大量軍功出身的所謂的鄉紳所取代，原來鄉村的文化威權，被武化統治所取代。這種狀況，雖說最初並沒有像今人想象的那樣可怕，但伴隨著城市化特別是軍人統治的盛行，鄉村的衰敗，越來越不能令人忍受。鄉村重建，已經成為一個國家的重大課題，從知識界到各類鄉村精英，甚至部分的軍人，都參與到這個貌似運動的活動中來，交出了各式各樣的答卷。

民國的國民黨統治時期，雖然勉強結束了大規模的內戰，而且大體上統一了貨幣，實現了半個關稅的自主。但困擾中國城鄉經濟的割據問題，苛捐雜稅問題，統一市場建立的問題，始終沒有解決。而且由於國民黨政府的列寧主義的因素，使得政府的官僚資本擴張特別迅猛，反而使得民營資本失去了一些原有的空間和自由。這一時期，城市化的速度在加快，從上海、天津、漢口這樣口岸城市的擴張，就可以看出端倪。但農村的破敗，卻沒有因眾多精英經營鄉村建設而得到遏制。這樣破敗的鄉村，大量淪為城市所難以吸收的流民，為革命提供了豐厚的土壤。儘管如此，到了這個時期，中國的中心，已然是城市，尤其那些現代化程度很高的城市。所謂的逐鹿中原，實際上體現為城市的爭奪。這就是為何在戰時可以選擇鄉村作為領導中心的中共，在打下天下之後，也必須完成自己的工作重心的轉移。

從鄉村走進城市的新的領導人，在政治上一邊倒，選擇了一條蘇聯式的現代化道路。這種道路，在當時還被視為一種現代化的捷徑，是后發國家現代化的一種看似合理的選擇。這樣的道路，是斯大林式的，一種以體制力量犧牲農村發展城市的道路。如果不加以強力遏制，勢必造成空前規模的農民進城。雖然說，當年這個新生的國家，曾經嘗試過放手讓農民進城，以超常的速度實現趕英超美式的現代化躍進。然而，眾所周知，這樣的嘗試，遭遇到了慘烈的失敗，成千萬的農民，又被遷回了農村。今天被人詬病的城鄉二元結構，恰是因為這失敗，得以穩定和加固。

進入1960年代之後，中國的城市化和現代化進程，由於繼續革命的政治運動的緣故，實際上處於停滯。甚至還發生了兩場逆城市化的運動，一次是三線建設，在非戰爭狀態下，把沿海都市裡的工廠內遷內地，在內地中小城市甚至鄉村，平地建成工業新城。一次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成千萬的城市中學生，被遷往鄉村，在農村落戶。實際上，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前，中國的城市化和現代化水平是相當低的。但是，由於體制性地剝奪農民的結構，農村人口雖多，但發展水平卻相當有限。大部分農村不僅沒有公路，沒有通電，交通通訊都非常落後，連拖拉機都沒有，農業生產，還處於牛拉犁杖的水平。農民的溫飽問題，都沒有解決。

但是，應該承認，由於逆向的城市化運動的存在，那個時候的農村，文化人的數量，還是挺高的。一些農村的小學和中學，居然會有因為反右或者別的什麼運動被發配下來的大學生，甚至教授。所以，一些有心向學的農家子弟，居然得到了很好的教育。農村的黨政群團體制的完善，以及體制性的各種農村衛生站，農技站和供銷社的存在，雖說現代化程度都很低，但的確可以保證農村的秩序。極個別領頭人比較有能力的地方，秩序還比較好。只是我們必須承認，這種秩序，是建立在農民普遍的貧困，低水平生活的基礎上的。由於民國時期殘存的鄉村精英被徹底掃蕩，所以，這種農村秩序的背後，傳統已經消失，鄉村的自治不復存在，在文化上，已然徹底淪為城市的附庸。這個時代的逆城市化運動，並沒有遏制晚清民國農村的衰勢，城鄉二元結構，使得農村人的地位和待遇，嚴重低於城裡人，所以，即使有政治高壓和大力的宣傳，反而使得人們更不樂意待在農村，只要有機會，就想跳出農門，進城去。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城市化浪潮，無論從時間視角，在歷史上，還是在空間視角在世界範圍內，都是空前的。湧向城市，尤其是沿海開放口岸以及發達地區的農民，實際上已經提前讓中國實現了城市化。他們不僅改變了中國產業工人的構成，替代原來的產業工人，實現了工人身份的轉換，而且眾多服務業，也被他們改變。甚至相當的多的企業家，也是由他們轉換而來的。如果說，改革將近四十年有什麼奇迹的話，農民進城才是這個奇迹的真諦。所謂改革開放高速發展的人口紅利，其實就是進城務工農民提供的。

但是，此番城市化跟以往的城市化不同，以往進城務工的農民，很快就會變成城裡人，即使頭幾代還是遭遇歧視，但他們的身份已經改變了。可是，今天進城的農民，由於城鄉二元的戶籍制度壁壘，哪怕已經在城裡待到第二代，第三代，依舊還不是城裡人。對於務工地的管理者來說，他們只希望農民做候鳥，呼之即來，揮之則去。直到今天，一些人考慮解決失業問題的時候，還是考慮將農民趕回去。戶籍的鬆動，到目前為止，還僅限於中小城市，主要是縣城。事實上，進城的農民，尤其是那些把家人都帶出來的農民，事實上已經回不了農村了，他們的第二代，連農活都不會幹了，但他們卻在城裡待不下，孩子上學，醫療和社保，都在自己的原籍。進城的農民工，變成了城裡待不下，鄉村回不去的制度化遊民。

與此同時，鄉村已經嚴重空心化。有的山區，一個自然村一個自然村的空掉，剩下的，也是十室九空，青壯年都走了，只餘下些老人和孩子留守。如果城裡允許進城農民的孩子在本地上學，哪怕給他們留下點打工子弟學校，估計留守兒童也走了。農業生產，基本都是都是承包給承包人耕種。這些承包人如果不是本地人的話，跟進城農民一樣，也待不下來，因為政策不許。這樣的話，承包人也沒有這個心情，去善待土地和農村的環境，能儘快撈一把，就撈一把。

如果說，在改革前，農村的傳統文化，已經只剩下些殘餘的話，那麼，眼下正在消失的農村，原來的傳統，基本上已經蕩然無存。倫理道德，社會規範，信仰和禁忌，如果還沒有消失的話，也正在消失之中。

以往的城市化，進城的農民，基本上是按照地緣的線路進城的，進城之後，各個地緣派系依舊存在，比如上海的蘇北幫，江陰幫，揚州幫等等。就業的行業和生活的區域，有相對的集中性。或多或少，原來在鄉村的傳統，還能剩下一些。跟自己的家鄉，也能保持相對固定的聯繫。但是，今天的進城農民，最初也許也是按地緣路線走的，進城之後，就散了。農民原來的文化和規範，都是熟人社會的產物，一旦進入一個陌生人社區，自然就百無禁忌了。辛辛苦苦掙一年錢，如果還要回鄉的話，除了賭博炫富，不會有其他事兒做。如果說，婚喪嫁娶上還能剩下些傳統的形式的話，也不過是具空殼。

從理論上講，只要中國還處於現代化的過程中，只要有一個相對長的和平時期，就肯定會有大規模的城市化浪潮。大批農民進城，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但是，眼下的城市化高潮，此前存在了一個較長時間段的人為抑制期。然後突然爆發，勢必過快過猛。這個國家從上到下，都沒有準備，以至於問題成堆，即使想解決，都一時無從下手。

當然，縱觀世界各國的城市化過程，農村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人口密集的后發國家，更是如此。但衰落不等於衰敗，更不等於衰亡。城鄉的格局演變到一定程度，一定會出現一個新的平衡點。到了這個時候，鄉村還可以在一定的範圍重建，獲得新生。然而，由於歷史的原因，中國的城市化，最終走上了一條超快速發展高速鐵路，由此帶來的鄉村衰敗乃至衰亡，也就自然的了。我要說的是，這樣的城市化，病是在鄉村，但最終還是會波及整個中國，給中國今後的發展，帶來一系列的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