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大聲疾呼以「德先生(Mr. Democracy)」和「賽先生(Mr. Science)」來救中國的五四運動以降近百年,民主一直是中國人孜孜不倦、前赴後繼追求的理想。中國人對於民主的執著甚至狂熱絕不遜於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
但是,讓夢寐以求的理想付諸實踐必須對民主的概念、歷史、基礎、目的以及成本做出冷靜的思索和客觀的判斷∶什麼是民主及其具體表現形式?民主是一成不變的嗎?什麼是有效的民主賴以生存的基礎?民主的終極目的是什麼?什麼是民主的經濟成本?
民主民主,顧名思義,人民當家做主,掌握自己和國家的命運。但現實世界中,由於個人無法事必躬親以及可能的利益衝突,只能通過多數原則選出代表,實際操作政府的運行和政策的制定和實施,為民做主。今天在大部分國家,民主的具體表現形式就是每過幾年由人民通過選舉產生國家和地方領導人,重新組織一次政府。
民主始於公元前510年的古希臘的雅典,源遠流長。民主的形式也在不斷的變化中。時間縱向變化莫大於民主的參與範圍,民主進步到其最高形式「普選」(Universal Suffrage,即所有公民都有神聖一票),也只是近百年的事(如美國婦女1913年後才有投票權)。從地區橫向看,民主的形式也有所不同。美國的總統制就相異於歐洲(法國除外)盛行的議會制。日本的自民黨支配日本政壇長達54年(1955-2009 -- 中間有短暫的11個月由幾個小政黨聯盟執政),與西方的多黨制和頻繁的執政輪替大相徑庭。
有效的民主需要一定的經濟,社會和文化基礎。在蘇聯解體后不久的1991年,俄國採取震蕩式經濟改革方式,全面快速私有化,為初生的民主奠定經濟基礎。給每個公民相同份額的資產股份。絕對公平吧?但面臨25倍的超高通脹,平民百姓為了生存,賤價出售手中的股份,使原國有資產快速集中,造就了極少數影響政局的巨富。在短短五年內,國內生產總值暴跌40%,貧困人口也從2% 劇增到40%-50%。經濟和言論自由也受到波及。譬如,2009年俄國的媒體自由度跌落到世界(175位中的)第153位。又如,在最近的阿富汗選舉中,候選人用各種標誌(玫瑰、馬、鈔票等等)來代替,以便大多數不識字的選民識別。在這種情況下,通過了解候選人不同的政策來投票幾乎不可能。
民主並非終極目標(為投票而投票)。有效的民主,可以保障自由(包括經濟自由,人身自由和言論自由),使作為最重要生產力元素的人得到前所未有的解放,從而促進科技的發展、經濟的繁榮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當然,世界上也不乏妨礙經濟發展的低效和無效的民主。總而概之,民主是否促進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迄今尚無定論。但是,經濟發展后逐漸走向民主,以便保障個人利益、財產和自由的範例倒是不少(即所謂的亞洲模式)。
其實民主的最大價值在於可以大幅降低獨裁、暴民政治和暴力革命的可能性,減少政治巨變帶來的巨大社會風險和經濟成本。在民主制度之下,人民如果選出了一個惡劣的或低能的政府,無需訴諸暴力,可以期待幾年後把它更換掉。不過,不成熟的民主就另當別論。如誤國貪君馬科斯1966年當選為菲律賓總統,在他當政的20年內,菲律賓從亞洲第二富國淪為經濟上二流國家。
如同汽車和房屋保險一樣,民主是一種政治保險,因此毫無例外地帶有經濟成本。常言道,金錢是政治的母奶(Money is the mother's milk of politics)。競選就是昂貴的投資,所以「有奶便是娘」,當政后政策向利益集團的傾斜也就十分自然了。為什麼日本的食品奇貴而不開放農副產品進口呢?因為只佔人口5%的農民總是槍口一致對外,投票高度一致,成為關鍵少數,所以政客們沒人敢惹。更為普遍的是,政客們因為過短的任期,只看眼前收益,不做「前人栽樹,後人乘涼」的長期打算。在最近的全球大衰退中,許多發達國家政府無視長期利益,為持續當政,無限制地舉債。使債台高築從過去發展中國家的專利(阿根廷,泰國,俄國),變成發達國家的惡夢。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測,到2011年,發達國家總公共債務占GDP的比率將從2007年的78%劇增到106%。
感嘆於民主高昂的經濟成本,已故的經濟學大師(諾貝爾獎得主)、貨幣經濟學的開山鼻祖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極度推崇他認為自由市場經濟的最佳範例、但只有極少民主成本的(回歸前)香港。他曾說∶「如果你要看運行中的資本主義,到香港去」(if you want to see capitalism in action, go to Hong Kong)。如果不是因為無法找到降低民主成本的良方,作為自由派旗幟的弗里德曼,是不會在冷戰時期,甘冒被自由派同行指責的風險,把尚未民主化的香港作為心目中理想的資本主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