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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王」閻錫山(ZT略有刪改)

作者:飛雲  於 2015-4-9 11:27 發表於 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作者分類:好文分享|通用分類:文史雜談|已有4評論

關鍵詞:閻錫山, 山西

閻錫山1949年贈送給陶德中校的照片

1948年11月,美國《生活》雜誌記者Jack Birns來到重重包圍中的孤城太原,眼前的景象讓他感到震憾。在太原期間,他先後採訪了閻錫山、今村方策等人,與之相關的報道和照片不久發表在美國《生活》雜誌上。

一位真正的和平軍閥

  他同時創建了包括採煤、採礦、煉焦、冶金、電力、機械、化工、建材、毛紡、皮革、麵粉、火柴、造紙、印刷等廠礦的西北實業公司;整頓了山西省銀行,新設了鐵路、墾業、鹽業等銀號及其實物準備庫,發行鈔票;總資產達到2億銀元。

  以治國之策治理山西

  從大連回山西后,他提出「十年建設」的口號,想在經濟上維持割據。他還向下屬廣泛徵求意見,反省過去。他悟到:兵力再強,無政治理論基礎也是不能成功的,孫中山傳給蔣介石一個「三民主義」,自己有什麼呢?

  閻錫山:共產黨很厲害

  「共產黨將私有土地拿來分給貧農,使貧農同情於他,成為擁護他的基本分子。所以他是以平分一切土地取得農民擁護為其革命手段,是摧毀現在政府建設的基礎。」

  「山西王」閻錫山

  這是本刊「軍閥系列」的第一篇。我們試圖通過這樣一個特殊人群,重新打量中國現代史。

  簡單地說,「軍閥」是這樣一些人:他們掌握一支私人軍隊,控制一個地區,並在一定程度上獨立行事。

  軍閥的孵化是在清朝的最後50年裡完成的,可一路追溯到曾國藩的湘軍和李鴻章、袁世凱的北洋系。「獨立行事」、「地方自治」的政治訴求則可上溯到「東南互保」運動,伴隨鴉片戰爭之後「尚武」精神的蔓延和軍校的設立,軍閥應時而生。

  通常,北洋系軍閥的迅速分裂是從袁世凱死後的1916年算起,而軍閥混戰、各據一方的局面到1928年蔣介石執政為止。

  這12年裡,如果視旅長以上的軍人為軍閥,那麼有1300個大小軍閥可供考察。大軍閥的名字耳熟能詳:皖系的段祺瑞,奉系的張作霖,直系的馮國璋、曹錕、吳佩孚、「辮帥」張勳、「布衣將軍」馮玉祥,屹立38年不倒的「山西王」閻錫山,以及最終收袋的蔣介石。

  第一個出現在美國《時代》雜誌封面上的中國軍閥是吳佩孚。那是1924年9月8日。照片下有行註釋:「Biggest man in China(中國最強者)」。

  第二個是蔣介石,第三個是馮玉祥。平日里馮將軍一身農民打扮:頭戴氈帽,腳著布鞋,身穿粗布藍色大襟棉襖,腰間還扎著一條布腰帶。

  從1917年起就在上海主編英文刊物《密勒氏評論報》(上海資格最老的英文刊物,1928年夏,埃德加·斯諾曾加盟,任助理主編)的美國人約 翰·本傑明·鮑威爾曾跟《紐約時報》一位記者一道去採訪馮玉祥。《紐約時報》記者說:「馮將軍,你長得真高大!」身高1米83、膀闊腰圓的馮玉祥答道: 「是的。你要是砍下我的頭,頂在你的頭上,那麼我倆就一樣高了。」害得這記者幾天沒有睡好覺。

  1928年7月2日,《時代》周刊這樣描述封面人物馮玉祥:「他站起來足有6英尺高,他不似黃種人那樣纖弱,而是一個身材魁梧、古銅色皮膚、樣子和藹,將《聖經》拿在手上或者放在口袋裡的虔誠基督徒。」

  鮑威爾還採訪過張作霖:

  「我一直聽說他的兩個綽號(「紅鬍子」和「東北虎」),斷定他是一位兇狠的、滿臉絡腮鬍子、屁股後面插著兩支快槍的土匪頭子……當我坐在會客廳 里,看見一位矮小、溫和、沒有鬍子的人走進來,有人介紹說這就是張作霖將軍時,不由大吃一驚……我笑著問他年輕時在哪裡讀書,他眨了眨眼睛,通過翻譯回答 說:『綠林學校。』」

  1930年5月19日的封面人物,輪到閻錫山——他是一個多月前爆發的中原大戰的主要發動者。

  這次內戰歷時5個月,馮玉祥的西北軍、閻錫山的晉軍、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軍等幾方共投入兵力110多萬,主戰場在山東、安徽、河南、湖北,波及20多個省,死傷官兵30餘萬,是中國近代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內戰。

  《時代》這樣介紹「山西王」:「他是一位真正的『和平軍閥』,這是他多年來的第一次戰爭,因此,上周公眾的興趣和同情,都集中在這位偉大的、長滿胸毛、操著渾厚嗓音的閻元帥身上。」

  閻錫山 能成大事業,難得大機緣

  他是「錢鬼子」出身,算盤打得最精,總要把敵我雙方的力量,放在戥子上稱了又稱,只有在自己的力量大大超過敵人的時候,他才會明白表示態度;不然,他照例是八面玲瓏,決不貿然得罪人的……」

  閻錫山的炮兵司令周玳在解放后回憶:「我們跟隨閻錫山較久的人,都摸透了他的脾氣。他是『錢鬼子』出身,算盤打得最精,總要把敵我雙方的力量, 放在戥子上稱了又稱,只有在自己的力量大大超過敵人的時候,他才會明白表示態度;不然,他照例是八面玲瓏,決不貿然得罪人的……」

  閻的這種騎牆作風由來已久。據他表侄張瑞生回憶:1911年10月29日,山西起義軍加入反滿復漢的辛亥革命,殺了山西巡撫陸鍾琦及其子陸光 熙。閻錫山在這一仗中帶著親信躲在樹叢中觀望——「如果起義成功,他跟進的部隊可以參與邀功;如果失敗,造反的責任可推到別人身上。」

  民國人士孟默聞回憶說:少年時代,同學間對腳踏兩隻船的人常用「你這閻錫山」戲稱。

  不肯輕易亮底牌的閻錫山為什麼北伐時期擁蔣而後來發起反蔣?很簡單,蔣介石的北伐在1928年以成功收場,成為取代北洋軍閥的「新貴」。與李宗仁、馮玉祥、閻錫山分地盤的目標不同,蔣介石更具備肅清異己、統治全國的野心。

  1928年底的西山會議,眾軍閥聚首,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並排而坐,留下現代史上一張重要的合影。會議最後,蔣介石突然提出「編遣」,即裁軍,會場空氣立刻緊張起來。

  蔣介石說:戰事基本結束,今後進入建設時期,中國的經濟無力負擔如此龐大的軍費,必須精兵簡政。各集團軍中質量較好的,應當編成若干師,作為中國的國防力量;老弱殘兵則當遣散。蔣想趁機削弱各集團軍兵力,等待時機各個擊破——各軍閥心知肚明。

  周玳陪著閻錫山參加了南京煦園的編遣會,記下了各派明爭暗鬥的細節。會議初步商定:總盤是42-44個師,蔣介石獨佔16-18個;閻錫山分得第3集團軍8個師,馮玉祥是最大的輸家。

  回到太原的1929年2月16日,正是陰曆除夕。這個年,閻錫山過得比較糾結。

  沒有永恆的敵友,只有永恆的利益

  1929年2月,蔣桂戰爭爆發,白崇禧敗,南方基本平定。圍觀中,閻錫山充當了偏向蔣方的「和事佬」。

  這一年年初到年中,從山西到南京任文職的官員漸多,人們盛傳蔣、閻關係日益密切。其實每個大軍閥都像八爪魚一樣多頭聯繫,彼此若即若離。兩年前 的北伐時期,馮玉祥跟蔣介石結拜成換譜弟兄,而此時蔣欲置他於死地。原先依附馮的劉鎮華、楊虎城、馬鴻逵等部先後宣布歸順蔣介石,心腹韓復榘、石友三也離 他而去,通電「擁護中央」。馮玉祥不得不通電全國,「潔身引退,以謝國人」。

  此時閻錫山承受著蔣介石要他對馮用兵的壓力。他越來越清楚地看到,蔣是要瓦解地方實力派,各個擊破,或讓他們互相擊破。形勢每天都在變。沒有永恆的敵人,沒有永恆的朋友,只有永恆的利益。

  思前想後,他走了著「與馮共進退」的穩棋,拒絕向西北用兵,表示要跟馮玉祥一同出洋。他擺出準備出國的架式,專程到北平檢查身體併購置服裝等。

  6月21日,馮玉祥應邀赴山西,同時押上了自己的妻女。他受到禮遇極周的款待,但閻錫山就是不跟他共商反蔣大計,笑呵呵道:「不著急,咱慢慢 來。」其實他是在挾西北軍以自重,向蔣介石施壓。「生意」做得順暢,他坐上了僅次於蔣的第二把交椅:陸海空三軍副總司令。馮玉祥意識到自己相當於被閻軟禁 了,大罵閻背信棄義,憤怒地絕食了一陣子。西北軍其餘將領痛恨閻錫山已久,決定聯蔣倒閻。閻錫山迫於利害,不得不調過頭來向馮玉祥「誠懇請罪」。

  次年3月,閻錫山對馮玉祥說:「大哥來到山西,我沒有馬上發動反蔣,使大哥受了些委屈,這是我第一件對不起大哥的地方;後來宋哲元出兵討蔣,我 沒有迅速出兵響應,使西北軍受到損失,這是我第二件對不起大哥的地方。現在我們商定聯合倒蔣,大哥馬上就要回到潼關,發動軍隊。如果大哥對我仍不諒解,我 就在大哥面前自裁,以明心跡。大哥回去以後,倘若帶兵來打我,我決不還擊一彈。從今以後,晉軍吃什麼、穿什麼、用什麼,大哥的軍隊也吃什麼、穿什麼、用什 么。此心耿耿,唯天可表。」當即交給馮現款50萬元、花筒手提機槍200挺、麵粉2000袋。

  馮玉祥慨然表示:既往不咎,從此一德一心,反蔣到底。

  1500元敗給了2000萬

  國內的反蔣浪潮已持續一年,閻錫山患得患失、出爾反爾,使蔣介石贏得了各個擊破的空間,可以說,閻錫山幫助蔣介石渡過了數次危機。

  但蔣介石「削藩」的決心一點沒有動搖,他對閻錫山的鉗制開始加力:一是宣布在中央任職者不得再兼省職,國府委員應駐京,意思是要把三軍副總司令跟他的大本營山西隔斷;二是在經濟上壓制。「鐵算盤」大為惱火。

  中原大戰前,閻蔣二人展開了一場持續兩個月的電報大戰。閻錫山將國民黨內部的分裂、國家財政的困難、各派爭戰不停的責任歸之於蔣,態度強硬地要求他下台;蔣介石則要求閻踐行通電辭職、陪馮玉祥出洋的先諾。

  閻錫山請出國民黨左派汪精衛,在北平召開「國民黨中央黨部擴大會議」,選出了閻、馮、汪、李(宗仁)、張(學良)、唐(紹儀)、謝(持)7位國府委員,撇開南京成立政府,起草約法;按照汪主黨、閻主政、馮主軍的分工,推閻為中央政府主席。

  1929年9月9日上午9時9分,閻錫山在北平就職。如果他做成了,這一連串的9(帝王之數)會送他登上民國頭把交椅。

  擴大會議興師動眾,但新政府的組織工作很快轉入拖拉粘滯,「毫無開國氣象」。

  閻錫山又著手爭取張學良,但效果不理想,關鍵是他砸錢不如蔣介石闊綽。蔣的代表吳鐵城以高價購買瀋陽兵工廠武器、發行公債、撥給出兵費等名義送 給張學良大約2000萬元;通過請客送禮等手段收買少帥身邊的幕僚、秘書、副官及衛士。一次,他設宴招待東北軍政要員,飯後麻將開了十幾桌,每人抽屜里放 了2萬元,不論輸贏都歸坐下的人。所以他何時想見少帥都會受到接待。

  而閻錫山的兩位代表,一位帶了1000元,另一位揣著500元就上了門。頭一次會面后,二人再想見少帥均被擋駕。

  軍費的籌辦對每個軍閥都是要事,受盤剝的永遠是百姓。籌辦機關叫兵站,查封是主要手段。每到一地,將所需糧倉、房舍、運輸工具貼上一兩張紙條 ——「某某師查封」,派幾個兵把守就是了。如果這些東西的主人是大官僚、大軍閥或豪紳,可以通過政府從別地籌集軍隊所要的東西;如果物主是大商人,可以出 一筆錢請軍隊到別地徵購物資——這樣層層轉嫁,最後是中小地主、富農、貧農來負擔。1930年前後,在山西北部,這類負擔重到高出正稅的225倍,名列全 國之首。如果某地的官、紳、商拒絕這類負擔,部隊的辦法是「飢兵鬧事」,或者長官讓部下「自由行動3天」。

  閻錫山在中原大戰前10年搜刮的錢財大多用在軍隊和兵工廠上,到1930年時,他手中的現款還沒有辛亥革命前多。他對部下實行三聯單的辦法控制 缺額(以防多領兵餉)。上午開缺一個士兵下午就得報告;作戰前夕動員,每個師也只發2500元,包括了戰前的偵探費和向老百姓收買情報的費用。所以,多年 追隨他的高級將領生活相當清苦。

  也有例外。山西所購戰鬥機是閻的外甥經手的,全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義大利淘汰的舊貨,沒有戰鬥效能,花了大價錢,卻始終不敢在作戰時使用。外甥從中得到一大筆傭金,閻大為光火,將他降級,但錢是回不來了。

  張學良的奉軍成了中原大戰的關節之一。大戰之初張少帥「採取了善意的中立」,9月突然倒向蔣介石,在關鍵時刻出兵關內,導致閻、馮聯軍先勝后敗。

  另一關節在於馮、閻、李諸派都想保存實力,雖然湊集兵力很多,戰略上缺乏統一指揮,有利時爭先,無利時退縮。

  《時代》報道中原大戰的文章說:「中國的戰爭以3種形式進行:1.大量的金錢賄賂,常常達到數以百萬計的金錢交易;2.鋪天蓋地的通電、公告、 宣言,任何一方軍隊都要面對它們;3.人力,成千上萬的窮人和無知的人,今天為這一派打仗,明天又為另一派打仗,視他們的長官得到的賄賂而定。所有這些方 式一直在運行著,早已形成一種體系、一種慣例,中國人——不管他偉大也好,善良也好——都必須讓它們發揮作用。」

  「一般而言,要到冬天下雪之後,或者出現特別有效的金錢交易,中國的戰爭才會暫停。」1930年5月19日的《時代》報道。不幸言中。10月 底,敗局已定,馮玉祥通電下野;11月,閻錫山宣布辭職,部隊聽候蔣介石編遣。但蔣不給他喘息機會,「堅不允許」閻某人滯留山西,派偵察機在太原上空盤旋 示威。閻錫山只得避居大連,一面搖控山西,一面研究「理論」。

  他在日記里寫道:「一個人從高山上掉到萬丈深溝里,身體摔得粉碎,此時還有什麼?還想什麼?」

  想起17歲那年的炎涼么?那年父親閻書堂開的錢鋪破產倒閉,欠下一屁股債,只好上了門板回鄉躲債。鄉里也呆不成了,父子倆只能沿著滹沱河繞小路去太原,行前閻錫山還偷偷拿了繼母的一副銀鐲子。

  那時他還叫萬喜子,曾到親戚家借錢,被趕出來;曾提著盒子走街串巷,遇人小聲問:「買餅子嗎?」日後發達,有人編排了俏皮話:萬喜子賣餅子——不敢吆喝。

  想起自己是個小老百姓時所受的苦么?八國聯軍攻進北京,慈禧和光緒逃經山西,清兵的糧秣供給由當地百姓承擔。萬喜子曾去擔水切草、喂馬遛馬,挨打受罵,吃了不少苦頭。

  不過,比起眼前大廈的崩塌,這些小窘迫實在算不得什麼。

  以治國之策治理山西

  10多年來,閻錫山在山西建立起了一個自己的小朝廷。1930年的《時代》記述:「作為山西省的『模範督軍』,閻實際上聳立在一個獨立王國之中 ——處於各軍閥的包圍之中。儘管目前晉西南地區還存在糧食短缺,但閻為1100萬人帶來了繁榮,在中國,他們最富裕,因而使他顯得出類拔萃。閻的嗜好不是 女人、酒、鴉片,甚至也不是金錢,而是優質的道路、紡織、防禦部隊、維持秩序的警察,發展優良的牛、馬、耕具、家禽、肥料——所有能為他的鄉親直接帶來好 處的事物。」

  閻錫山不好女色。他之所以娶了一房姨太太徐蘭森(5個子女皆其所出),實在是因為原配徐竹青不能生育。閻錫山是獨子,迫於壓力才續娶。

  據《山西史綱》記載,從1917年9月3日北洋政府委任閻錫山為山西督軍兼省長起,他就使山西在政治、經濟上自成一體,對外以「保境安民」為由 築起軍事堡壘,不許外省軍隊入晉;對內推行「自存自固」。面對北洋各派系爭雄的局面,他表示服從中央政府命令的同時採取「中立」態度,「一不入黨派,二不 問外省事,三不為個人權利用兵」。他專註於保衛地方治安,提出「三事」(種棉、造林、牧畜)「六政」(禁煙、天足、剪髮、水利、種樹、蠶桑),同時興修公 路、鐵路,建工廠,埋頭經濟建沒,擴充本省實力。在民國成立后的頭20年裡,確實為山西帶來了穩定與繁榮。

  閻錫山造的鐵路自成一體,全是窄軌。正太鐵路局局長朱霽青曾對人說:「不知閻老西到底安的什麼心。他堅決不肯讓同蒲和正太兩條路與全國鐵路成為 同樣的軌道,以便銜接,我屢次向他建議,他就是不理。」無論如何,1919年胡適陪同杜威到太原,1934年潘光旦走在正太路上,都曾留下讚美之辭。[飛雲註:山西鐵路,常軌需要7000萬元,最後窄軌建成只花費了1700萬元]

  山西教育當時也在全國領先。閻錫山很早推行國民義務教育,在《人民須知·民智篇》中他說:國民學校的功課,就是修身、國文、算術、體操、圖畫、 手工等事,有四年功夫就畢業,學下算盤、寫信、記賬的本事。稍有錢的,再上高等小學校;實在窮的,也可自謀生活。這就是求知識的第一樣要事。

  到1916年,山西每萬人中有小學生290名,居各省之首。從1924年起,山西適齡兒童入學率每年都在80%以上。他在家鄉河邊村創辦的川至 中學也設附小,共7排140間瓦房,禮堂、會議室、生化研究室、標本陳列室、運動場等一應俱全。頭4年不收學費,每年還給學生髮一身校服、一雙皮鞋(后改 為帆布鞋)。這都是閻錫山自己掏的錢。

  其他也得到相應發展,到了1937年,山西有55所中學、17所師範、6所大學。黃炎培在《讀中華民國最近教育統計》中說:民國初年山西學校、學生數量的增長「速而最穩」。

  閻錫山對農村的民治試驗特別有熱情,從1917年起,他在山西搞起了「編村」、「村治」。在他看來,實行民主和人們的文化程度沒有必然聯繫,因為一般的是非曲直在人心中是幾近本能的東西。

  《督軍兼省長閻告語各縣街村長副閭鄰長及人民舉辦村民會議文》中說:有人說同治主義不能實行,是人民程度不夠的緣故,我問他甚麼叫程度?他答有真知識是程度。我又問明白是非曲直是真知識抑或是知道條文法理是真知識?其人不答。……程度愈高距人情愈遠者何貴乎?

  閻錫山在家鄉搞過《村政十年建設計劃案》,它的村級自治組織設計非常符合中國北方農村的實際,其權力制衡也落實到村監察委員會——學者謝泳感慨:中國農民的憲政水平80多年前已經很高了,自治規則也訂得相當有水準,可見不是文化水平問題,而是有沒有誠心搞的問題。

  還有一些事頗能說明閻錫山的「善治」。1918年的《山西省疫事報告》中說:當年1月5日,閻錫山接到晉北肺病疫情嚴重的報告,立刻通電各縣, 遮阻交通,嚴格檢查,並要求官民清潔隔離、埋屍封室——用今天的話講,就是公開事實、盡量透明;當時內務部派了個叫楊懷德的美國醫學博士赴山西,閻立刻授 以醫務全權;同時,他相信並藉助一切社會力量,如聘請當時在山西的各國醫生、牧師和教士,參與救治。他以開放的胸懷和當機立斷的決策,兩天之後就控制了疫 情的發展。

  閻錫山「獨立王國」的形成與1920年前後各省自治、聯省自治的風潮有關。他在山西的統治與「聯省自治」有明顯不同,但目標同為「保一方平安,促一地繁榮」。他與眾不同的政策使山西成為1920、1930年代中國相對平安、繁榮、穩定、日子好過的地方。

  其實,閻錫山是在用一套治國之策治理山西。他有政治組織(民族革命同志會);有一支20-30萬人的晉綏軍;有培養人才的各類學校和訓練機關; 有嚴密的安全機構(政衛組和太原特種警憲指揮處);有較強的經濟實體和各類「公營」事業——1920年代末他名下有各種產業:銀號、錢莊、汽車公司、五金 行、糧店……

  他同時創建了包括採煤、採礦、煉焦、冶金、電力、機械、化工、建材、毛紡、皮革、麵粉、火柴、造紙、印刷等廠礦的西北實業公司;整頓了山西省銀行,新設了鐵路、墾業、鹽業等銀號及其實物準備庫,發行鈔票;總資產達到2億銀元。

  1930年代中,上海英文報紙《字林西報》刊登過一幅閻錫山的漫畫:他身著長衫馬褂,頭戴瓜皮小帽,一邊撥拉算盤一邊念叨:今天又進多少錢。其公眾形象的一面就是:精明、會算計。

  這位當家人的心細手緊應該是錢莊基因。工程師歐陽曾說:「閻錫山對成本核算,極為精細準確,如修築橋樑、道路等工程,他的估計與專家的估計,沒有多大的出入,誰也休想在這裡邊找好處。」  

  閻錫山是錢莊出身,長於「打虎」(山西人對投機行為的俗稱)。據說從太原退到大連之前,閻從山西省府提走兩個600萬元,其中一筆是 現款,一到大連就以低價買進日幣老頭票。10個月後老頭票大漲,翻了一倍多,他立刻換成中國鈔票。閻在大連郊外海濱的黑石礁寓所住了10個月,總共花了 300多萬元,這一進一出,成全了他的免費「度假」。

  另一筆600萬,散給了追隨他多年的人:文官廳長以上、武官上校以上,分別給1-5萬元不等。他囑託這些人:「咱是有辦法的,不要以為就此完結了。」他的處世哲學中有一條:「平時留下餘地,臨時處置裕如。」

  「公道主義」、「物產證券」和「按勞分配」

  閻錫山退守大連,很紮實地想了一想,想清楚10年之內,在政治上無法跟蔣介石爭雄。從大連回山西后,他提出「十年建設」的口號,想在經濟上維持 割據。他還向下屬廣泛徵求意見,反省過去。他悟到:兵力再強,無政治理論基礎也是不能成功的,孫中山傳給蔣介石一個「三民主義」,自己有什麼呢?

  他對時下流行的主義都存疑,認為各有其短:軍國主義擴張侵略,封建主義專制統治,資本主義私有剝削,共產主義「強做聖人」,都不可取,惟他在 1920年代提出的「公道主義」才是最好的。他試圖讓人們相信,公道才是調節人與人之間錯綜複雜關係的標準,才是救世良藥,他要讓山西人信它仰它,而不去 信共產主義——他要「以主義對主義」。

  1932年秋,閻錫山成立了理論研究會,李冠洋是主任委員,洪亦民、朱光一、高仁甫、張子佩是委員。他們可以談共產主義,可以看馬列主義書籍, 有的就在家裡翻譯《資本論》,有的在編政治學的書。當時有兩個研究者被指為「托派理論」代言人,閻錫山說得很乾脆:「托派的說法,咱也聽聽。」

  據張子佩回憶:「從1931年到1935年,參加研究討論的人逐步增加。有太原大專學校教書的,有的是各機關部門和團體負責的,也有國內的學 者、教授和進步人士來參加的,像侯外廬、張友漁、邢西萍、溫健公等都先後到太原。」「資本主義必然崩潰,共產主義必然到來」,那幾年裡,不止一個人跟閻錫 山這麼說,但他始終認定「共產主義是有其理而無其事」。他說:「資本主義不見得是必然崩潰……只是資本主義制度人剝削人,應該反對它,推翻它,所以資本主 義是該崩潰。」

  「共產主義也不見得是必然到來。我們雖不能說它沒有可能,但看不見它何時可能。共產主義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定成制度,欲人人在勞動上不計多少,在享受上不計好壞。各盡所能,盡能很難;各取所需,取需很險。共產主義是有其理而無其事,若強行之,其禍人類必矣。」

  又說:「生產資料是資,生活資料是產。資供生產,應歸公有;產供生活,仍應私有。資本主義病在資私有,不病在產私有;共產主義不病在資公有,卻病在產公有。按勞分配是資公有、產私有的社會制度,既利生產又利生活,是人類合理的社會制度。」

  在為父親廬墓守制期間,閻錫山在河邊村召集過一個擴大的理論研究會,將社會的兩大病根定為「資私有」和「金代值」,並確定了資公有、產私有的按勞分配理論。他說:「按勞分配就是大同社會。」

  他借用馬克思主義中他願意接受的部分,反對以金銀為本位的貨幣制度,主張發行物產證券,收多少貨發多少證券;反對資產私有、生息,主張資由公給,按勞分配。1932年,在整頓金融業過程中他實踐了他的「物產證券」。

  山西省銀行原是他控制的,但因濫發紙幣造成市場混亂。於是又設晉綏地方鐵路銀號、綏西墾業銀行、鹽業銀號3家,說這3家銀行分別有同蒲鐵路、綏西屯墾、山西鹽產做擔保,不會騙人。這些銀行號所發貨幣,就是他當年恢復和發展經濟的資本。

  以往銀行發行紙幣均以現金為準備。這4家銀行號別開生面,採用實物準備:設立「山西省省鐵墾鹽四銀行號實物十足準備庫」,拿以上4家銀行號發的 貨幣收買物資,收多少物發多少券,物和券永遠一一對應。這相當於憑空發行紙幣用以聚攏物資,實在是個創造性的法子。用閻錫山的話說叫「口吹大洋」。

  實物準備庫利用當時市面獃滯、周轉不靈,到各縣大量收購糧食、棉花、煙葉、皮毛等大宗農副產品,僅一年多,庫里的物資及不動產價值就超過 1000萬元。正是這個庫使得閻能繼續大量發行紙幣——1932年以前,山西省銀行發行的紙幣是120萬元,而到1936年,4家銀行號發行紙幣增加到 3300萬元;1937年日軍入侵山西時,已達4500萬元,其對山西民眾的剝削顯而易見。時人戲稱:同蒲鐵路叫「紙糊的鐵路」,墾業銀號叫「坑人的銀 號」,實物準備庫則叫「赤腳穿套褲」(套在褲子外面的套褲,只有兩腿,沒有褲襠)。

  抗戰爆發前的5年裡,山西的經濟得到長足發展。5年裡累積的資本比1932年前15年的總量還多;糧食和農副產品也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有人將這段時期的經濟成就歸功於閻錫山。這當然是事情的一面,如果沒有他的決策、頭腦和手段,山西不會寫就這段歷史。但事情還有另一些面向,如 果沒有山西人被壓榨出的血汗——4家銀行號發行的各種建設券、借款券、公債是1100多萬人每人掏6元多認購的;工人被延長工作時間而減少工資,農民被發 放高利貸、增加賦稅,因建鐵路被低價徵用土地——這「十年建設計劃案」是無法兌現的。

  1935年前後,與山西一河之隔的陝西紅軍不斷發展壯大,令閻錫山不安。此時他大力主張的「公道主義」實際上已經直接針對共產主義了。

  1936年他發表了一篇《防共應先知共》的文章,印成小冊子,另印行一本《共產主義的錯誤》小冊子。在編寫會議上,他說:「我是現代政治上的一個負責人,跟100多年以前的一個學者沒有什麼爭辯的必要。只是為了人類命運,不得不說一說。」

  「馬克思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真如在顯微鏡下看資本主義社會的細胞,看得是明明白白,分析得清清楚楚,說的是百分之九十九對啦。只是把資本主義社 會的生產剩餘、經濟恐慌,認成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剝削關係造成的分配病。其實這是個交易病,不是分配病。馬克思把交易病認成分配病,所以得出的結論是資本主 義必然崩潰,共產主義必然到來。」

  說好的不採納,說對的採納

  閻錫山受的是舊式教育,10年私塾形成了他的知識結構,儒家傳統文化影響了他一生。成為政要后,他的大量講話中隨處可見四書五經的句子。他反覆強調,「井田的經濟制度,傳賢的政治制度,是中國文化的精髓。」儒家的修身、自省在他的生活軌跡中歷歷可尋。

  在他的幕府里,年長他17歲的趙戴文(字次隴)是民國時山西惟一可以與他相提並論的人物,曾官至山西省政府主席,也曾任職蔣介石國民政府中樞 ——國府委員、內政部長、監察院長。然而不論他身在何處、官居幾品,始終是閻錫山的首席輔弼。趙對人說:「我與伯川君臣名分已定。」閻則說:「次隴與吾相 交三十年,公私事件飽經波濤,雖有危及身家之慮,亦未嘗憂形於色。」

  為父守制期間,閻錫山曾給趙戴文寫信,提及為什麼要在父親的墓旁待上百多天:

  宅中一切房舍用物幾盡為先嚴生時所住用,觸目傷心,離宅居住稍可減少感痛。二十餘年從政非特無暇讀書,亦且無暇思過,每覺名牽物誘,應事接物常 處於被動地位。向思欲成自由、自主、自動的生活,非痛加克伐割斷牽誘不可。然快刀利器惟智仁勇,山生來不足,只有求補之之一道。同聲相應,同性相輔,補之 之法只有借他人之智仁勇,以補自己之不足。山欲於此守制期間,處於凄涼慘淡之境,痛思己過,加以克伐。

閻錫山最願意與手下文士談的,是他一生奉行的「中」的哲學——

  中在哪裡?中就在事物之中。

  如何識得這個中?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便是中。

  如何掌握這個中?叩其兩端,而用其中。

  事物是發展的,變化的,中是不是變化的?事物是時變的,萬變的,中是不變的,但不能執中,要求時中。唯心偏,唯物也偏,摞了物的心,等於腐物的微菌。摞了心的物,就是毒害人的蛇蠍。咱不唯心,也不唯物,咱是唯中。

  1924年5月,到太原訪問的印度詩人泰戈爾問閻錫山:東方文化是什麼?閻答:是中。泰戈爾問什麼是中?閻說,有「種子」的雞蛋的那「種子」即 是「中」;宇宙、造化都把握了這個「中」。泰戈爾問:我們此行經上海、天津、北京,為什麼概見不到一點中道文化的痕迹?閻錫山說:就是太原也找不到了,你 們想要找,去鄉間還可以找到一點。

  跟幕僚開會,對他們的意見,閻總用兩句話回答,一句是「你說得好」,一句是「你說得對」。說好的不採納,說對的採納。時間長了手下才明白過來:原來,好並不等於對呀。

  閻錫山自有說法:對是絕對的,不是相對的;對在不對的中間,不在不對的反面;不對的反面,還是個不對,不對與不對是相對的……偏與倚,過與不及,都是不對。唯中與對是絕對的。」

  「中」滲透此人骨髓,影響到方方面面,比如用人——閻錫山常說:「疑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他心目中沒有一個好人,他認為人都是自私 的,一有機會就為自己圖謀私利,如不預為防範,小則營私舞弊,大則圖謀造反。因此他用種種手段使同人互相監視,甚至互相摩擦,由他操縱支配,無論遠近親 友,都不例外。

  閻錫山的幕府中人基本上符合《閻伯川先生感想錄》中的用人之道,他的「知人善任」、「賞罰嚴明」、「先求諸己而後求諸人」,最大限度地吸引了各種人才。

  「聰聰明明的壞人,與糊糊塗塗的好人,皆不可使之任要職。」

  閻錫山身上既有傳統文化的烙印,有近代文明的影響,也有封建意識的遺傳基因。他的講話叫「訓話」,他看過的信批「上閱」,他親復的信批「上復」,他的手批稱「手諭」,冠之以天干地支,這是所謂「申東手諭」、「壬寒手諭」的由來。

  他的迷信也是出了名的。他的內室常設香堂,剪子巷呂祖壇的扶乩生常被找來問福禍。抗戰前有一回迎接蔣介石到山西,在哪裡迎很費了一番周折:在運城(運成),那可不成,最後選在介休,讓老蔣休了才妥。

  學延安,蹲窯洞;學土改,村公有

  正因為「中」的思想,閻錫山能從中共各方面汲取長處。他看到了舊軍的弱點,研究了中共「黨指揮槍」的辦法與經驗,得出結論:「軍官能力的軍隊不 如政治能力的軍隊,政治能力的軍隊不如主義能力的軍隊。」於是他依靠以薄一波為代表的共產黨人籌建新軍「青年搞敵決死隊」,並仿照八路軍的建軍制度,在新 軍中普遍設立政委制。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陷,山西軍、政部門撤至臨汾。他仿照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口號提出了「民族革命統一戰線」的口號,仿照中共 「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制訂了「山西民族革命十大綱領」;當時延安有個學校叫「抗大」(抗日軍政大學),閻錫山在臨汾也成立了一個「民大」(民族革命大 學);一到秋林、克難坡,閻錫山就仿照延安挖了一層層、一排排的窯洞,同時修食堂、蓋舞台、建禮堂、興水電,使得秋林、克難坡的夜景像是個小延安;中共歷 來鼓勵婦女參加社會政治活動,延安有成群結隊的女兵,閻也標榜提高婦女的地位,布置各校招收女生,培養女幹部。於是秋林、克難坡街頭也不乏身著戎裝的「女 兵」;延安提倡勤儉樸素、艱苦奮鬥,閻也要求禁絕煙賭贓欺,官兵幹部待遇以及服裝也較國民黨中央軍簡樸;延安一派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氣氛,閻也使秋 林、克難坡的生活緊張化,機關幹部每天8小時工作外,須出席早晨6點由閻主持的「朝會」……

  當1935年共產黨領導的土地革命從南方蘇區向北方蔓延時,閻錫山在「防共會議」上提出「土地村公有」的主張。他還幾次提到「共產黨的厲害」: 「共產黨將私有土地拿來分給貧農,使貧農同情於他,成為擁護他的基本分子。所以他是以平分一切土地取得農民擁護為其革命手段,是摧毀現在政府建設的基 礎。」

  早在1920年代,閻錫山提出過「田由公授」的主張,他深知土地問題是這農業國家的命脈。10多年間,因為戰亂與動蕩,農村破產情況普遍,自耕 農降為半自耕農,半自耕農降為僱農佃農,土地越來越集中在大地主手裡。如此趨勢,「必然激起土地所有者不勞而獲,坐享其成;土地使用者終歲勞動,不得一 飽」。

  他認為漢之王田、晉之占田、北魏之均田、隋唐之班田、宋之限田,都是限制土地集中的辦法,但沒從根本上解決,「所以中國的土地問題,老是走循環路線,由集中到重新分配,由重新分配又恢復集中的過程。」

  他想出的辦法是動用早年推行的「村本政治」,不是將土地收歸國有,而是收歸村有,希望在實行土地分配時有村人理解,手續也簡便易行。

  他督導制訂的《土地村公有辦法大綱》一共13條。主要款項是:凡滿18歲的村民,就有權向村公所領一塊田,到58歲,還給村裡;那些不下田耕作的人,必須交不勞動稅。

  這份大綱在當時引發許多評論,有的人認為它在理論上存在許多缺陷和自相矛盾之處。

  閻錫山在老家五台縣的幾個村試點,苦口婆心勸說富人們為了長遠利益犧牲眼前利益,把多餘的土地拿出來,以無利公債收買,遭到富人的強烈抵制。結果,不了了之。

  正如當時某些評論指出的:解決土地問題是個龐大的系統工程,涉及政治、經濟、社會習慣、利益的重新分配,實際上是要觸動甚至改變現存的社會制度,建立一種能適應生產力解放和發展的新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因此,遠沒有閻錫山設計的那樣簡單。

  他的方案,實際上是在不損害所在階層利益前提下的一種改良,以挽救走向沒落的命運,卻遭遇非議和責難,這不得不算作既得利益階層的悲哀。但閻的努力,對1930年代興起的鄉村建設和改造農村運動,確實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在3顆雞蛋上跳舞,踩破哪一顆都不行

  1935年,日本在侵佔東三省后,開始籌謀「華北五省自治」,想讓河北、察哈爾、綏遠、山西、山東組成聯合自治政府,成為第二個滿洲國。山西,因其戰略地位、煤鐵礦產,以及閻錫山的影響力,成為這盤棋中的首落子。

  日本特使與其說客不斷做閻錫山的工作,請他掛帥五省。但任憑軟硬兼施,他總是一副太極身段,「極力忍耐敷衍」。他「不出頭」,但也沒置身事外, 因為他知道,總會有人出頭,那對華北乃至中國的危害總會禍及他的地盤。蔣介石、日本人、共產黨這三方面的壓力加諸其身,閻錫山自喻為「在三顆雞蛋上跳舞, 踩破哪一顆都不行」。反覆權衡之後,他做出「迎共抗日」的選擇。

  中共代表、山西定襄人薄一波,就是在這時候到達山西,接管了犧盟會,在這條特別的統一戰線上,跟閻錫山合作、周旋、智鬥了8年。當時犧盟會掌握了全省80%以上的抗日縣政權,新軍發展到40個團10多萬人,撐起山西的抗日局面,被譽為「敵後抗戰楷模」。

  薄一波在《七十年奮鬥與思考》中對這段歲月作過生動描述,其中不乏微妙之處。如他說服閻錫山釋放關押在太原的300名政治犯,讓那些愛國、有為的青年恢復自由之身,加入抗日陣營。范長江在1937年2月有過太原之行,《塞上行·太原印象》中記述:

  我到太原的時候,正舊曆正月十五前後,一切舊式的遊藝組織,如秧歌、高腳、社火、梆子戲等,都一起搬了出來,熱鬧非常。但是這些舊東西,卻完全 換了新的內容。一種有組織的力量,支配這些東西,他們唱歌和演戲材料,或是已經成為抗日救亡題材,或者夾入許多抗戰的唱歌和口號。這種做法,普遍到全省。

  此間,閻錫山提出「守土抗戰」的主張:「以反侵略反畏縮的意義,站在整個國家責任的立場上,純論是非,不顧成敗」,「不能等準備的力量足以抗戰 時再抗戰,也不能把一件件事情都做得趕得上人家了,能和人家列強並駕齊驅了,然後把自己已失的土地收復回來」,「只要這塊土地上有一個人,也該守土抗 戰」。

  他提出的對日「實行持久戰」、「宜在有利之地形與之作戰」和八路軍的實踐不謀而合。

  在與傅作義共同領導綏遠抗戰時,閻錫山以繼母陳秀卿的名義,將父親的遺產87萬元捐給前線。晉綏軍將領、學生、商人,隨即紛紛解囊。

  凡此種種,包括摒除黨派之見起用共產黨人,放手讓薄一波發展壯大犧盟會,表現出他的政治胸襟,是他真心抗日的舉動。山西當時成為陝北之外的又一個抗日中心,吸引了許多愛國志士。

  徐向前是五台人,閻錫山的同鄉,且在閻創辦的省立國民師範讀過書,是閻的學生輩。1937年9月他作為「嚮導」,與周恩來、彭德懷等赴太原同閻 錫山商談八路軍入晉抗日的事。這次交道,令閻錫山對周恩來頗為佩服,事後他對薄一波說:「周先生對抗戰前途看得非常清楚。」又贊:「周先生的確是個大人 才,國民黨是沒有這樣的人才的。」

  在雁門關視察地形時,周恩來與閻錫山有過這樣的對話——

  「如果日寇攻到這裡,你準備怎樣打?」周問。

  「我拼了老命也要保住山西。」閻答。

  半個月後,由閻錫山籌劃,林彪、聶榮臻指揮的115師在平型關打了一個伏擊戰,取得八路軍抗戰以來第一個勝仗,也是華北戰場上中國軍隊主動殲敵並首次勝利的戰鬥——儘管它無力扭轉中國軍隊在整個平型關戰役的被動局面,無法改變對日作戰的一連串失利及太原的淪陷。

  節節敗退的過程中,閻錫山有過騎著毛驢撤退的經歷,也曾賦詩抒懷:夜向吉縣行,昕水百餘經。行人身半濕,殘冰伴稠星。

  正因為閻錫山與共產黨的合作,國民黨內部有「山西赤化」的詰責。1960年5月23日他在台北去世,有報紙刊載社論《閻錫山值得國葬嗎》,認為 他「大量培植左傾分子,卒使共黨勢力在山西坐大」,結果「晉西事變」后,新軍加地方團共約15萬人同時叛變,攜帶新武器,投向朱德、劉伯承、林彪和賀龍; 更有人暗指,閻錫山是國民黨垮台的「首禍」。

  閻錫山真心抗日的同時,蔣介石卻橫下一條心:攘外必先安內。他不斷調遣閻和張學良帶兵「剿共」——讓晉軍奉軍與共軍彼此消耗。閻、張同病相憐,深感再這樣下去只能兩敗俱傷、國家大損;停止內戰、共同抗日,才能保全自己、保全國家。

  一年之內,張學良5次飛抵太原跟閻錫山「共商陝北剿匪事」,雙方小心翼翼,邊試探邊由淺入深、由虛而實,彼此心照不宣。

  1936年10月31日是老蔣50壽辰,閻錫山就停戰問題進言,蔣厲聲道:「你們只答覆我一句話,是我該服從你們,還是你們該服從我?」閻錫山對張學良說:「漢卿啊,看委員長態度,咱們不能再說話了,以後看機會慢慢做吧。」

  42天後,張學良和楊虎城在西安兵諫,扣押了蔣介石,史稱「西安事變」。面對國家危機,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是較好選擇。毛澤東在寫給閻錫山的信中說:「共維大局之語,至理名言,曷勝欽佩……願我公出以有力之調停手段。」事實證明,閻錫山多方斡旋調停,功不可沒。

  至於1940-1944年間,閻錫山與日本人頻繁的接觸,通常被指斥為「勾結」,事實上,是一場無甚進展的討價還價和軟磨硬泡。日本想利用閻的 身份、資歷和地位令山西乃至華北脫離重慶政府,而閻想藉助日本,在「剿共」的同時克服自己的困難,加強經濟和軍事實力。趙戴文曾向閻說,「以後無論局勢如 何變化,希望你不要走汪精衛的道路。」閻回答說:「我有我的主張,我為了存在,利用他們,絕不會走那條道路。」

  談判中曾出現過這樣一幕:日方代表花谷正極不耐煩,對閻錫山拉扯起來。閻畢竟是讀四書五經長大的,儘管難堪,也只是皺起眉頭。

  日本軍方回憶錄里,閻是個「有自私自利打算、老奸巨滑不吃虧、難以揣度的人物」。在日軍1938年就制定的瓦解、誘降中國軍隊的計劃中,閻錫山這部分代號為「狸」。

  跑來跑去,守不住「沒奈何碉」

  1945年8月9日,日本無條件投降。國共兩黨曾在重慶簽署「雙十協定」,即停止內戰,長期合作,建設新中國。閻錫山大為不滿,他在剛剛結束的上黨戰役中吃了大虧,損失了13個師。

  閻錫山認為中共的優勢主要在於政治,善於宣傳,因此始終視為勁敵:「天下少有比共產黨會說的,翻過來折過去都有理。」

  1946年,國民黨再次發動內戰時,閻錫山與胡宗南聯手,向山西解放區進攻。當時他推行「兵農合一」政策,雖然描畫得很好,但壓得民眾喘不過氣 來。當時流傳的歌謠「兵農合一聚寶盆,村裡跑得沒了人」,「編組抓丁真真好,地里長的全是草」,「編村村長兵販子,害得媳婦沒漢子」,大致講出了民意。兵 農合一最終導致農村經濟衰敗,許多農民棄田離家,有的跑到解放區。

 一位當時進入太原的美國記者說:「任何人到了太原,都會對數不清的碉堡感到吃驚,高的、低的、長的、圓的、三角形的,甚至藏在地下的,構成了不可思議的嚴密火網。」

  太原周圍修建了大約一萬個碉堡,樣貌跟閻的性格一樣複雜:一層到多層不等;材質有磚、石、鋼筋水泥;形狀有人字形、十字形、圓形、三角形、六角 形、寶塔形;功能有殺傷碉、伏地碉、警戒碉、側射碉、好漢碉、半徑碉;有面向四周的、面向兩側的、反向射擊的——名為「沒奈何碉」……這些都是他坐在家 里,用文明棍在地上畫出來的。

  太原四大要塞攻防戰,是國共戰史上最慘烈的戰事之一。東山上的每一個據點、每一座碉堡都經過了得而復失、失而復得的殘酷過程。一塊面積不大的陣 地上,每天都要承受至少800門火炮的輪番轟擊。陡坡上已經沒辦法修建工事,只能用屍體堆積掩護。閻錫山的部隊攻勢猛烈,防禦頑強,幾近瘋狂。徐向前的部 隊無論兵力還是裝備都處劣勢,官兵流血犧牲,前赴後繼,晝夜廝殺。

  戰鬥接近尾聲時,徐向前舊病複發,胸部因大量積水劇痛難忍。他躺在擔架上不肯撤後,前線官兵的巨大傷亡令他心寒。戰事稍稍平息之後,東山上各主要陣地焦土達一米厚,戰死的官兵屍體交錯疊摞。此戰,閻錫山部損失兵力萬餘,徐向前部傷亡8500多人。

  身邊人描摹1947年以後的閻錫山:「如熱鍋里的螞蟻,團團亂轉,每天拄著手杖,幾個衛士跟著,一會兒到參謀處,一會兒到作戰組,內北廳、外北 廳、中和齋,跑來跑去——這是他想問題時的習慣;此時更形焦急,飯也吃不下,覺也睡不著,面色黧黑,眼眶深陷,性情變得粗暴,逢人便罵,對衛士稍不如意, 舉杖便打,不僅拿公文請示的參謀、參事,怕與之見面,能避則避,就是伴隨他的五妹子閻慧卿,這時也收斂了。」

  有一次,閻錫山特地招見美國駐太原的新聞記者。桌上擺著500小瓶毒藥水,門外停著一口棺材,閻錫山對記者說:「咱閻某決心死守太原,如果失敗,咱就 和咱的幹部們飲此毒藥,同歸於盡。」還令侍從給他物色一個有「武士道」精神的日本人,隨身帶槍,事到臨頭將他打死——「這個任務非日本人不能完成,你們是 無勇氣下手的。」

  1949年3月28日晚,閻錫山的內室悄無聲息。手下已佇立良久,他才睜開眼睛說:「你坐下,拿支筆,咱說你寫。」閻向美國政府求援:「如能支 持十萬日軍俘虜,撥飛機200架,歸閻某指揮,定可橫行華北,撲滅共產軍。」他委託早有款項交存的美國凱因公司向政府遊說。手下問:「凱因公司是商人角 色,怎麼能叫美國政府這樣辦呢?」閻錫山說:「你不懂得,他們是資本主義國家,資本家與政府有直接關係,你去辦吧!」

  3月29日下午,閻錫山帶了六七個侍從,秘密溜出南門,在汾河西洪溝小機場,乘坐陳納德替他準備的一架小飛機,逃往南京。

  1949年4月23日午夜,太原城破在即,閻錫山電報五人小組:「萬一不能支持,可降;唯靖國、化之兩人性命難保。」

  4月24日上午,解放軍迫近山西省政府大樓時,代省主席梁敦厚與閻錫山五妹閻慧卿服毒自殺,事前並囑咐衛士柏廣元焚屍以全志節。臨死前,閻慧卿給時在上海的閻錫山發送絕命電:「連日炮聲如雷,震耳欲聾。彈飛似雨,駭魄驚心。屋外煙焰瀰漫,一片火海;室內昏黑死寂,萬念俱灰。大勢已去,巷戰不支。徐端赴難,敦厚殉城。軍民千萬,浴血街頭。同仁五百,成仁火中。妹雖女流,死志已決。目睹玉碎,豈敢瓦全?生既未能輓國家狂瀾於萬一,死後當遵命屍首不與匪共見。臨電依依,不盡所言!今生已矣,一別永訣。來生再見,願非虛幻。妹今發電之刻尚在人間,大哥至閱電之時,已成隔世!前樓火起,後山崩頹。死在眉睫,心轉平安。嗟乎,果上蒼之有召耶?痛哉!抑列祖之矜憫耶?」

       ——壯哉!

  閻錫山到台灣后,立了一座「太原五百完人招魂冢」。

  這故事也曾編入台灣小學課本,被稱為「戡亂戰史上最悲壯的一頁」。台灣一些文人也說「太原無降者」、「滿城文武在城陷之際集體自殺」等等。李敖童年時曾在太原度過一年時光,他在回憶錄中寫道:「國民黨把這些死難者當做『太原五百完人』來紀念,但他們是閻錫山的人,不是國民黨嫡系。國民黨嫡系精於逃難,死難非其所長,所以烈士缺貨,很沒面子。」

  徐向前攻打太原一共用了整整6個月,太原和南京於同一天陷落。太原是華北最後陷落的城市,也是內戰期間死傷士兵最多【攻守雙方傷亡均在3萬以上】、堅守時間最長、戰況最為激烈的城市。太原城兄弟父子相殘,何其痛也!

  1949年12月9日,民國行政院長閻錫山、副院長朱家驊、秘書長賈景德、政務委員陳立夫、教育部長杭立武最後撤往台灣。

  當時眾人候在機場,惟閻錫山帶著兩隻箱子,寸步不離身,一隻坐著,另一隻放在手邊;他神情恍惚,身體微搖。這兩隻箱子里都是金條。

  多虧這些黃金,讓他晚年能在陽明山麓獨佔一隅,建起一座碉堡式建築,著書(70多歲出版《三百年的中國》)、會友、「觀察宇宙」,安度餘生。他用這些金條養活著隨他赴台的40多位幕僚和士兵直到去世,堪稱現代孟嘗君。那四十多位幕僚和士兵是1949年閻錫山派專機從山西和綏遠冒險接來的。蔣介石在中原大戰時期則稱閻為「邪而不正的晉文公」。

     赴台前,閻錫山以國府行政院長的身份,用濃重的山西五台口音通過廣播播出最後告山西同胞的講話【Youtube 有原聲錄音】:「山西全體同胞們,我這一回沒有趕上回到太原同我的文武幹部及全體軍民共同奮戰、共同犧牲,我很慚愧。我心上也很不安。現在我天天想到這裡,心上還非常難受。但我在一天,一定一刻不會忘了你們!」。事實上也的確如此,在台灣的閻錫山,終身挂念著他的山西故鄉和山西同胞。

  他在日記中寫道:「我們的失敗,不是兵力不夠,是政略不夠。如我們對二百萬日本精兵,能守住西南半壁,而不能對抗裝備甚差的三萬共軍,即是明證。共黨以其主義、政策、政略,組織起民眾,造成面的戰略,以明擊暗、以大吃小的戰術,是超歷史的做法。」

  閻錫山死於因感冒引發的肺炎和心臟病,走完78年人生路。他生前曾作了一些輓聯,囑咐家人在他死後貼在墓地。其中一副道:

  有大需要時來,始能成大事業;

  無大把握而去,終難得大機緣。

  50年來,他的侍衛官井國治、張日明等人一直看守著這座碉堡。他的靈堂里香火不斷,除燭台、鮮花、素果,供桌兩側還擺放著其著作《三百年的中 國》、《閻百川先生要電錄》等。80歲出頭的張日明對台灣《中國時報》記者說:「這幾年有山西來的客人,或研究閻錫山的學者來過。有興趣看看,就帶幾本回 去吧!」

    張日明、井國治等人是閻錫山帶去台灣的,他們終其一生為閻錫山守墓,春秋晉風尚在,更兼太原五百完人彪炳千秋,令人動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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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復 徐福男兒 2015-4-9 13:51
謝謝飛雲兄的轉載。一氣讀完,無任感慨。
回復 飛雲 2015-4-10 10:03
徐福男兒: 謝謝飛雲兄的轉載。一氣讀完,無任感慨。
我早知兄必感慨也。
回復 徐福男兒 2015-4-10 10:24
飛雲: 我早知兄必感慨也。
在那個年代,一切愛中國的國人都在思考著同一個問題:如何讓中國富強起來,並且付諸行動。儘管行動的方式或者方向有所不同,但其目的和努力是一致的,不讀共產黨為然也。最後,奪取政權的成功者將一切其他志士仁人的努力盡行抹殺,似乎一切都是它的功勞。歪曲歷史,莫此為甚!兄之轉載,就是撕破那一派謊言的最好例子。
回復 飛雲 2015-4-10 10:37
徐福男兒: 在那個年代,一切愛中國的國人都在思考著同一個問題:如何讓中國富強起來,並且付諸行動。儘管行動的方式或者方向有所不同,但其目的和努力是一致的,不讀共產黨
兄所言極是。閻、蔣等雖有過,卻是為國長久之計,瑕不掩瑜。GD危害甚烈,卻極盡顛倒黑白之能事。吾儕當盡微力不虛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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