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大學離開父母,一直都住集體宿舍,多時七、八人住一間,少時也是兩、三人擠一小屋,不存在什麼隱私。既便是研究生畢業,也是幾個人擠在一個單元房裡的一間小屋裡。即便是在北京,在一所部隊大醫院裡,只有結婚,才能申請單間房。
從那年代過來的人可能都還記得,想要有間房是件多難的事兒。讀池莉的自傳, 才知道她那樣的人才,家庭,要個房子也費盡了周折。 一般單位,年輕人結婚很難找到房子,如是乎,各種手段都用上了。走關係,調單位,強佔,耍賴,應有盡有。沒有商品房,單位也很少蓋,而人員只進不出,退休的人是不可能退房的。
原來在北大醫院時,好不容易從山西折騰回京的一對中年大夫,沒住房,在實驗室庫房住了好幾年。我大學剛畢業留校後分的㝛舍是筒子樓里的一個套間,我們仨男生住外間,裡面住的是一家三口,也是文革后從外地回到北京的。平時他們只能在樓道做飯,他們出入都得過我們的房間,好在我們那時都沒錢,也沒什麼東西。
結婚證拿了一年多卻沒房正式住到一起,直到院里蓋好了一批房子,有人分到了單元房,一些單間空了出來,說是要分給年輕人結婚。這才開始以結婚的名義申請住房。
醫院成立分房委員會,說是為了公平,實際上是各派人系的較量。細細統計了一下,房子還真不少,有一百多間各式各樣的房間。好的單元房,差的地下室,還有平房。一聽分房,要房子的人也突然冒出來不少,各種關係也大肆運作。最後在醫院裡時間待得久的人佔了上風,居然出台了一套按年齡大小分房的方案。按此方案,最好的房子分給了一沒結婚的衛生員。等分到我們這些醫生,護士時,已經是最後幾間了。我大概是倒數第十幾名,誰讓俺年輕呢。
拿到鑰匙的房子是教授樓里的地下室。那教授樓剛蓋好不久,地上好像有十四層,地下有兩層。樓上住的都是各科主任之類的人物,大概也是論資排輩來定樓層。地下兩層原來是院里的幼兒園,剛搬走,我對面屋裡還有些玩具和一架風琴。
房子雖是地下,但窗戶還露出地面,鐵網蓋著,早晨的陽光還能照到房子中間。更重要的是下面還有一層,至少不至於受潮氣。居然下面也分給人住了,那些房子全黑,沒窗戶,透氣只能通過走廊。相比之下,我們那層就不那麼像地下室了。
雖然樓上的房子很大,樓下也就十幾間,長長的一排。樓道不算太窄,還能放個煤氣灶,做飯。樓道對面還有一小間,裡面小而且充滿了下水管道,勉強能放一張單人床。本來這些小房間沒分給我們,但大家不約而同地砸了門上的小窗口,開門,換鎖,強佔了,也沒人過問。
這樣,我們才正式結婚了。買了一套傢具,時興的組合櫃,拐角矮沙發,電視,還有落地長窗帘。第一次建自己的家,雖小,但也很溫馨。不好的是公用廁所,在中間的樓道口,一男一女兩個坑,總堵,難聞,找不到下腳處,有時甚至溢出流到走廊里。水亦是公用,好幾次水管破裂,沒人察覺,回來時家家被淹。
儘管如此,畢竟還是第一次安了家。雖在地下,可上班是真近,食堂就在旁邊,一曰三歺,完全不用操心。自己的小家,很是不同。房子本身並不讓我難受,而分房的過程,卻再次令人寒心。中國社會那種一切靠權勢,靠關係的風氣,恐怕至今還是如此。
後來我出國了,那地下室沒交,居然還有人找到我在國內的親戚,想搶佔。家裡人把傢具搬走,不知那人後來在那裡又住了多久,大概也是沒辦法了。上世紀九十年代末我回國時還專門去看了看,樓已破舊,不少教授還在樓里,可地下室已空空噹噹,人去房空了。又過了幾年,再去時,樓已經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