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銳：李昌和「一二·九」那代人

　　李昌是我的老友。1938年7月，徐州突圍回到武漢后，我們結識。由於在徐州時，我還是第五戰區青年救國團的創始人，大概經過他的建議，長江局派我到湖南負責省青委工作。1940年到延安后，我們都在中央青委工作。他是組織部長，我是宣傳部的宣傳科長。1941年9月，中央精簡機關時，他轉行到晉綏邊區任興縣縣委副書記，我也調到解放日報社，從此再未共事。直到80年代，他在中紀委，我在中組部，工作上才重新有了一些接觸和來往；從「一線」退下來后，我們同時進入中顧委，交往就更多了。真正結下友誼，應該說還是80年代的事情，主要不是因為工作上的接觸和來往，而是因為對這個黨、對歷史、對中國的問題和出路，我們有許多相同或相近的認識和看法。

　　他是1936年入黨的。「一二·九」運動后，我在武漢組織自發黨的臨時支部，1937年2月正式入黨。在這個黨里，我們共同經過了70來年的歷史，彼此也有過相似的遭遇。李昌是「一二·九」的代表人物，他先是擔任清華大學民先隊大隊長，北平民先隊第二任總隊長，1937年2月被推選為全國民先隊總隊長，成了當時的學生領袖，在政治舞台上嶄露頭角。這是他一生的第一個華彩樂章。1956年召開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選舉中央委員會，李昌作為 「一二·九」運動學生領袖而列入了候選人名單，當選為第八屆中央候補委員。

　　李昌一生的華彩樂章，當然不止於「一二·九」。上世紀50代，他從團中央調任哈爾濱工業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在位11年，把這所問題成堆、難以為繼的大學，辦成了國內著名的重點高等學府，培養出數以萬計的科學技術人才，享譽海內外。1975年，他與老搭檔胡耀邦重新出山，到中國科學院領導整頓，和耀邦一起主持起草了著名的《關於科技工作的幾個問題》的彙報提綱。「文革」結束后，他第二次復出，主持中科院工作，糾正極左錯誤，恢復和調整科技、教育政策和知識分子政策，制定新的科學發展規劃，迎來「科學的春天」。70年代後期，針對「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他全力支持和參與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的思想解放運動，清理積案，呼籲為1976年天安門事件徹底平反，參加十一屆三中全會和此前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為實現歷史的轉折立下功勛。1979年初，他首倡「精神文明」建設。80年代，他在中紀委書記職任上，竭盡全力推動改革開放，同黨內高層的僵化觀念反覆較量，力圖保護改革人士，維護僱工黨員的黨籍，以加快農村改革和農村經濟發展。「一線」退下來之後，他關心民疾，傾力於扶貧開發事業，實地考察貧困地區，向高層提出改變貧困地區落後面貌的建議。80、90年代至今，我這位老友關注和思考更多的，還是中國的改革和中國的前途。改革前進中屢遭挫折，腐敗愈演愈烈，社會矛盾叢生，他憂心忡忡，以其良知仗義執言，雖然屢屢招來明槍暗箭，卻無怨無悔，矢志不移。上述這些，不能概括他的全部業績，卻是極富光彩和魅力的人生篇章。

　　去年李昌92歲華誕，老朋友聚會為他賀壽。我曾賦詩一首：

　　民先高舉帥旗揚，大砭溝曾學楚狂。

　　天下興亡匹夫責，老仍研究濟時方。

　　第一句「民先高舉帥旗揚」，是說他投身「一二·九」運動，當選全國民先總隊長。第二句「大砭溝曾學楚狂」，說的是中央青委機關在延安大砭溝，青委的同志辦了個《輕騎隊》牆報，是大字報，用四五米見方的一大塊長板立在溝口。內容是批評當年大家認為不滿意的事情，當年在延安影響頗大。李昌和我都是湖南人，兩湖古代為楚國所在，故為「學楚狂」，第三四兩句「天下興亡匹夫責，老仍研究濟時方」，是說他從民先隊長到中紀委、中顧委，兢兢業業，為國為民，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一輩子為這個國家，老了還在研究濟世之方。

　　這是李昌一生的寫照，也是「一二·九」這一代人的人生寫照。

　　中國共產黨從成立到1949年建立全國政權，黨員的構成大體可分為三類人：

　　第一類是建黨時期的本土知識分子和從國外（蘇聯、法、德）回來的知識分子。兩部分人都深受俄化馬克思主義和蘇俄革命影響，早已褪去五四時期知識分子獨立人格的色彩。這個群體就人數而言，在黨內並不居多數，卻先後是黨內權力的實際掌控者。

　　第二類是黨在20年代後期開始退居鄉村，發動軍事鬥爭，一直到40年代解放戰爭期間，先後動員起來的大批農民和城鎮貧民。他們是中共武裝的基本力量，其中部分人加入了共產黨，也是黨的基礎成員。他們都有對社會的不滿及對土地和生計的渴望，除了少數有文化知識的，基本缺乏獨立的政治的人格和近代的人文關懷。黨以「打土豪、分田地」為口號，把他們聚合起來；他們也就把黨看成「救星」，當作自己利益的代表；用馬克思的話說，就是「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並從上面賜給他們雨水和陽光」。（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這個群體在黨內居多數，成為黨內權力實際掌控者的社會基礎。

　　第三類就是「一二·九」運動和抗戰時期入黨的大、中學校的青年學生。這個群體熱情正直，具有強烈的愛國情懷和鮮明的社會責任感，憎惡日本侵略者，反感國民黨政權的獨裁和妥協政策。他們靠近並最終加入共產黨，主要不是出於個人生存需求，而是由於黨的抗日救亡主張和反對國民黨獨裁、妥協政策的政治態度，與這個群體的政治訴求一致。這個群體開始接受共產黨意識形態，並沒有系統閱讀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典籍，更多地是閱讀左翼文學作品和進步政治書刊。馬克思主義關於推翻剝削階級政權、消滅剝削制度、建立勞農政權的社會理想，同他們追求的自由、民主、平等在價值上有某種重合。民族主義（抗日救亡）和民主主義（反對國民黨蔣介石的獨裁和專制），是他們投身共產主義運動的基本思想動因。比起前兩個群體，這個群體更具理想主義色彩和獨立人格。李昌就是如此。1931年 「九一八」事變爆發，他在上海同濟大學高中部就參加了愛國學生運動。隨後，自發組織進步學生團體，接受和宣傳進步思想，加入共青團。後為躲避國民黨抓捕，來到北平。考入清華大學后，又投身「一二·九」運動，重新入團，隨後轉為中共黨員。這個經歷表明，他不是因為生活所迫，而是出於「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社會責任感，參加共產黨革命的。

　　當然，上述三種群體只是一種大致劃分，實際情形並非完全整齊劃一而互有參差。第一類的少數人，如張聞天等，後來回歸了知識分子的獨立立場。第二類的一部分人，如胡耀邦等，後來轉變成具有獨立人格的知識分子型的領導人。而第三類的某些人，卻失去獨立人格，蛻變成附庸。

　　投身共產黨革命之後，「一二·九」這個群體一方面接受馬克思和列寧主義革命學說的灌輸和共產意識形態的洗禮，形成組織觀念和紀律觀念；另一方面依然潛藏著原初的民主自由理念，在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上，同以毛澤東個人為崇拜對象，以「毛澤東思想」為正統意識形態的「黨文化」產生了內在的齟齬。與前兩個群體不同，這個群體沒有蘇維埃區域的軍事生活，特別是沒有經過20、30年代前期嚴酷的黨內鬥爭，更不了解蘇區慘烈的「肅反」運動。延安整風和「搶救運動」 時，這個群體才第一次面臨「黨文化」的嚴厲改造。

　　在延安，作為青年工作負責人，李昌逐漸覺察這裡的青年工作「多少還存在狹隘的模仿黨和政權工作的作風，缺乏民主精神和青年氣味」。「一二·九」運動的經驗，使他感到這個運動的「一切優點與成就」，「是與內部的民主精神有密切關係的」。因此，他格外強調「外部的政治民主」和「內部的民主精神」，前者指國家的政治生活，即人民群眾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結社和遊行等自由；後者指「青年本身也要切實的實行民主」。他在《中國青年》雜誌發表文章指出，「只有政治民主的認真實施，才能使民族的團結臻於鞏固，也只有民主權利的實現，才能使民力的發動得到應有的效果」，而那種「違反民主，採取強迫命令，壓迫統治等辦法，結果只有使團體愈弄愈糟，終於走到有名無實的地步」，主張「模仿黨的一套光禿禿的政治化的工作方法與方式和缺乏民主與青年化的工作作風，要拋棄了」。然而，李昌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他的主張竟被視為「過分強調青年工作的獨立性」、「不尊重黨的領導」，受到嚴厲指責。透過這類青年工作方針之爭的表象，可以看出，它實質上是「一二·九」知識分子在理念上同「黨文化」產生的抵牾。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搶救運動」的主要對象是這個群體。

　　問題在於，這種抵牾在延安還只是剛剛開始。

　　黨執政后，我們放棄了40年代的正確的「新民主主義社會」構想、「聯合政府」和「耕者有其田」及「保護私營工商業」的承諾，用強大的行政手段和戰爭年代的動員方式，建立高度集權的政治制度；將個體農業、個體手工業和私營工商業完全納入公有制軌道，形成所謂「一大二公」的產權制度和無所不包的計劃體制；批判任何異己思想，形成定於一尊的意識形態制度。為了鞏固和強化政治、經濟、文化的集權制度，又連續發動政治運動，從「肅反」、反右派、「大躍進」、「反右傾」、「四清」直到文化大革命，實行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

　　1949年以後那段時期所實行的一整套政治、經濟、文化制度和政策，恰恰是這個黨、也是「一二·九」知識分子曾經反對的「一個政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的重演。凡此種種，不過是斯大林主義的翻版，又帶有中國特點，是源遠流長的中國專制主義的復歸，比斯大林式的蘇聯社會主義積弊更多更深。儘管我們也不時喊出「自由、民主、平等」的口號，但是這裡的自由是所謂「紀律」約束下的自由，民主是所謂「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平等是「共產風」式的平均，與原來意義上的自由、民主、平等相去甚遠。

　　1949年以後，「一二·九」知識分子愈來愈受到心靈煎熬：當年他們曾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領袖獨裁、思想統制」，而如今實行的同他們原初確立的價值和理想的反差愈來愈大。除了思想上的困惑外，他們只能在他們參加的共產黨里，以委婉、含蓄和曲折的方式，試圖作出某種努力，堅守自己的人格底線，但是努力的結果往往是微弱的，要麼杯水車薪，要麼無濟於事，要麼犧牲自己的政治生命乃至肉體。一系列的政治運動中，李昌曾以種種方式，堅持真理，保護賢良，最終還是在文化大革命遭致厄運，被打倒、關「牛棚」，下幹校。

　　文化大革命的結束，不僅宣告這個悲劇的終結，而且迎來改革開放的新時代。

　　曾幾何時，人們以為步履維艱的中國社會，會從此踏入坦途。不曾想到，中國的改革同樣充滿曲折，在中國改革和未來走向上，黨內仍存在不同的看法和做法。

　　鄧小平接受毛澤東時代的教訓，擯棄「階級鬥爭為綱」的治國理念，把經濟作為國家發展的重心，實行了改革開放。但是經濟改革這條「腿」長，政治制度改革這條「腿」短。儘管他曾提出改革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但並沒有將政治改革的承諾真正付諸實施。

　　另有一些人，極力維護毛晚年的極左意識形態，不僅反對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的變革，而且反對經濟制度的變革，企圖回到「毛澤東時代」的老路上去。

　　還有一批人既擁護經濟改革又推動政治民主。「一二·九」知識分子的相當一部分，屬於這個群體，他們成了80、9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的中堅力量。經過一系列運動，特別是經過文革，這個群體對中國歷史尤其是當代中國的歷史作了深刻反思，對中國前行的方向有了清醒的認識。李昌是這個群體的代表之一。他從中國歷史的視角，分析中國有一個封建附庸等級體系。迄今為止，這個封建附庸等級體系還在，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個分析可謂一語中的，切中中國問題的根本，反映了黨內改革民主群體的共識。

　　中國社會問題的癥結，的確在於專制主義及其制度。斯大林模式、毛澤東晚年的所謂「社會主義」，最根本的弊端在於復活了專制主義。黨執政以後，建立了一個權力不受制約的集權制度，黨員和公民都不享有民主權利。這就離開甚至背離了人類近代文明主流。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必須拋棄斯大林式、毛澤東晚年的所謂 「社會主義」，融入人類文明主流，民主、科學和法治，承認普世價值，同世界文明接軌。從這個意義上說，也就是要回歸「一二·九」群體最初認同的自由、民主、平等的價值目標。中國的改革正如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的那樣，不只是經濟改革，要進行政治和意識形態的改革；中國的現代化不只是經濟的現代化，還包括政治、文化乃至人的觀念的現代化。針對「文革」時期，法西斯專政大行其道，人類文明被踐踏的慘痛教訓，李昌在70年代末最早提出了「精神文明」建設的主張。令人遺憾的是，這個名詞雖然被官方高層接受，但是李昌從思想啟蒙的意義上提出的這個主張，後來竟被曲解和庸俗化，在現實中則解釋成了「五講四美三熱愛」。這與他的本意相去甚遠，是他始料不及並難以接受的。雖然如此，李昌對中國的問題和出路的深刻思考，使得他在改革開放中又一次成為先鋒人物之一，成為胡耀邦任總書記時期黨內著名的改革代表之一。

　　范泓的著作《黨內覺醒者——李昌在中國改革年代》，是李昌從「文革」至今的生平傳記。這一段時間，李昌的人生經歷最為坎坷，也最富光彩。這本書最突出的特點，就是在當代中國的宏大歷史背景下，以細膩的筆觸和豐富的材料，展示了李昌這40年坎坷而光彩的經歷：尤其對70年代末以來黨內改革與反改革的矛盾和衝突，作了詳實的敘述和揭示，讀者不僅可以從中了解李昌的生平，而且可以了解從毛澤東時代到鄧小平時代黨內錯綜複雜的歷史。我相信，看了這本書，讀者一定能夠從中汲取歷史的智慧。

　　（為《黨內覺醒者——李昌在中國改革年代》一書作序）

來源:炎黃春秋2008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