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為什麼沒有戈爾巴喬夫?

中國為什麼沒有戈爾巴喬夫?

作者:謝盛友

蘇聯最後一任領導人戈爾巴喬夫2022年8月30日以91歲高齡去世，媒體紛紛發表報道和評論文章，評說戈爾巴喬夫的歷史貢獻。

戈爾巴喬夫於1985年出任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成為蘇聯最高領導人。1990至1991年間當選唯一一任蘇聯總統，也是唯一一位在十月革命后出生和在任期內辭職下台的蘇聯最高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執政取得了重大甚至是非凡的成就：

· 在他的主持下，美蘇達成了一項武器協議，首次消除了一整類核武器，並開始從東歐撤出蘇聯的大部分戰術核武器。

· 從阿富汗撤軍，默認1979年的入侵和九年的佔領是一場失敗。

· 雖然一開始含糊其辭，但他最終將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災難暴露在公眾面前，這種坦率的表現在蘇聯前所未見。

· 他批准在蘇聯城市進行多黨選舉，在許多地方，這種民主改革把目瞪口呆的共產黨領導人趕下台。

· 在他的領導下，蘇共對高層腐敗進行了打擊，數百名官員被免職。

· 他釋放了異見人士安德烈·薩哈羅夫，這位物理學家曾在蘇聯氫彈的開發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 他取消了對媒體的限制，允許出版之前遭到審查的書籍，允許放映之前被禁的電影。

· 他背離蘇聯官方無神論的歷史，與梵蒂岡建立了正式的外交聯繫，並幫助頒布了一部良心自由法，保障人民「滿足其精神需求」的權利。

我有很多朋友來自俄羅斯、烏克蘭、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塞爾維亞等東歐國家，這些朋友的成長背景跟我很相似，他們從小同樣加入少先隊、共青團、共產黨，尤其是俄羅斯、烏克蘭人、保加利亞人和羅馬尼亞人，他們與我們不同的經歷是，在共產黨時代，東歐同樣保持「自主教會」或「自治教會」。比如，在蘇聯的共產黨人是可以加入教會的，每個人小的時候都接受東正教的洗禮，每個人結婚時除了在民政局辦理登記手續外，一般都在教堂舉行結婚典禮。

他們也必須參加政治學習，不是每個星期一次，只是每月一個下午。共產黨員做到「政教分開」，在教會不談論政治，在政治學習時不談論宗教。

根據梵蒂岡新聞網報道「1991年蘇聯解體是沃伊蒂瓦（Karol Woytjla）教宗宗座任期內的轉折點，並為受到七十多年共產主義嚴峻考驗的基督徒開啟了一個新階段」。由神學及歷史學教授米克魯特（Jan Mikrut）博士負責編輯的新書《若望保祿二世與蘇聯和其解體后所成立國家中的天主教會》講述了那些年的歷史。新書談了二次世界大戰後在蘇聯和被併入其內的國家中天主教會發展的歷史脈絡，重點講述了若望保祿二世教宗在其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

米克魯特教授首先講述了蘇聯境內的天主教徒的處境。他解釋道，蘇聯時期的天主教會情況因地而已，特別是在1945年之後，困難重重，拉脫維亞、立陶宛、愛沙尼亞、白俄羅斯和烏克蘭被併入蘇聯。這些地區傳統歷史上與波蘭的天主教會和波蘭文化有著緊密的聯繫。

戈爾巴喬夫承認自己是基督徒

戈爾巴喬夫於2008年3月19日前往義大利聖方濟各的墓穴祈禱，這位前共產黨領袖在墓穴跪下來祈禱約半個小時。根據英國《電訊報》報道，戈爾巴喬夫說：「我是通過聖方濟各才加入教會的，所以我來他的墓穴是非常重要的。」「來到這個不止對於天主教信仰非常重要，而且對於所有人類也很重要的地方，我非常感動。」他表示。

英國《電訊報》報道，戈爾巴喬夫曾經受洗加入俄羅斯東正教會，而他的父母都是基督徒。另外他的妻子的父母也是虔誠的基督徒，他們因為在家中藏有宗教物品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被殺害。很多人猜測由於前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官方立場是維持一個無神論主義的國家，因此戈爾巴喬夫惟有被迫隠藏自己的信仰。

在1989年戈爾巴喬夫以蘇聯總統身份前往梵蒂岡與前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見面，也成為了他真正信仰的線索。當時他對教宗表示，蘇聯長期處於反對宗教的狀態，他認為必須要有道德倫理的力量來幫助他制定恢復社會的計劃。

加爾文的《基督教要義》

《基督教要義》(Institutio Christianae religionis, 1536) 以《聖經》為基礎，加爾文的出眾之處在於邏輯嚴謹，讓千百萬普通教徒讀後折服。他的很多具體主張直接影響了民主的實驗，其中包括：

1.  政府與教會分離。他認為教會與世俗政府應該互不干擾。與現代人不同，他更擔心政治污染信仰，所以要求教會與政府保持距離。

2.  教會與政府都應該普選。教會管理應該本地化，所有職位人選應由內部信徒投票決定。在早期清教徒移民社會裡，政府比教會小，管理方式參照教會。

3.  政府與老百姓之間本質是契約關係（covenant），雙方互有義務與權利。自由選舉產生最高統治者比世襲制度好。

4.  權力需要相互制衡。他主張受老百姓歡迎的貴族、或選舉產生的高官們，監督制衡君王，避免殘暴極權。

關於普選問題，基督教認為所有人都是上帝的兒女，所以人人靈魂平等，都應該有基本政治權利。根據《聖經舊約》彌迦書第5章，亞述人入侵以色列時，猶太老百姓自己選了「七個牧者，八個領袖」。加爾文解讀時認為，這代表普選是最符合《聖經》精神的領袖產生方式，任何人用武力奪得權位都屬暴政，世襲君權也不符合神意，剝奪了《聖經》里神給人的自由。

關於權力的相互制衡原則，《聖經》中耶穌說，「要愛你的敵人」。基督徒都知道這段話適用於民主制度下的敵對黨派之間。《聖經新約》帖撒羅尼迦后書第3章講到，保羅告誡基督徒，當他們中有人行為不當時，要記下他，「但不要把他當仇人，要勸他如勸弟兄」。加爾文基於此認為，應該在教會與政府中貫徹「兄弟般相互修正」 (fraternal correction)原則。在主持日內瓦教會工作時，他把這個原則寫入教會章程里，實質就是後來的「權力相互制衡」。

中國沒有基督文化土壤

中國是非宗教型文化。1922年，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擬定於4月4日，借用北京清華學校召開第十一屆年會。3月9日，上海學生成立「非基督教學生同盟」組織，通電反對這個年會在中國召開，呼籲支持。3月11日，北京學生響應上海的呼籲，成立「非宗教大同盟」，蔡元培等人均予支持。

3月21日，由李石曾、陳獨秀、李大釗、汪精衛、朱執信、蔡元培、戴季陶、吳稚暉等為數77人的學者名流以該同盟的名義聯署發表宣言通電全國，指出：「我們要為人類社會掃除宗教的毒害。我們深惡痛絕宗教之流毒於人類社會十倍於洪水猛獸。有宗教可無人類，有人類便無宗教。宗教與人類，不能兩立。」

3月31日，北京的五位大學教授周作人、錢玄同、沈士遠、沈兼士及馬裕藻發表《信仰自由宣言》，重申信仰自由的精神，反對攻擊基督教。

4月4日至8日，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第十一屆年會在北京清華學校如期召開，受到大批軍警保護。4月4日，李石曾、李大釗、鄧中夏、蕭子升等12人在《晨報》上發表《非宗教者宣言》。陳獨秀、李大釗、羅章龍、蕭子升分別發表文章，批判宗教。4月8日，年會閉幕的當天，北京大學舉行非宗教演講大會，有3千多人參加。會上宣讀蔡元培的演說詞，要求教會學校的教育與宗教分離。

5月10日，北京非宗教同盟在北大第三院正式成立。6月，非宗教同盟編輯出版羅章龍編輯的《非宗教論》一書， 該書收集了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吳虞、李石曾、蕭子升、周太玄、朱執信、羅章龍等人寫的31篇批判和否定基督教的文章。

中國文化具有強烈的入世精神。從《左傳》的「三不朽」到《論語》的「仁以為己任」，從《孟子》的「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到張載的「橫渠四句」，從《大學》的「修齊治平」到明清之際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主幹的儒家一直遵循著用世、入世的傳統，其實踐品格十分鮮明。

中國人沒有上帝，中國文化沒有人人平等的價值觀念。

英文的Puritan，意思是「純凈者」，指人們要用《聖經》凈化教會和人。中文譯名含「清貧」之意，因為清教徒大多非常虔誠，嚴格用《聖經》自律，工作勤奮，生活清苦。清教徒特彆強調《聖經》，認為所有權威都來自《聖經》，所有人在神面前都平等，包括教皇與國王。

我們來看看世界歷史，非基督教國家從未靠自己發展出人人平等的民主。不是說中國人信基督教了，中國就會自動出現一個戈爾巴喬夫，會自動變成民主。但是，基督教要義可以讓國家實現民主。耶穌為人揭示真理，人為真理而皈依他。有基督信仰才有可能出現一個戈爾巴喬夫，讓民主化變得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