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人都夢想當國師
請願網站「Change.org」近日出現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經濟國師」之一的中文大學深圳分校講座教授鄭永年的頭像和名字,指「鄭永年」向中央委員會、國務院教育部、清華大學發起請願書,號召網路聯署,呼籲將習近平的母校清華大學改名為「習近平大學」,不過,該請願聯署已下架。
根據奧地利國家檔案館(Österreichisches
Staatsarchiv)資料,有人提議將格拉茨大學改名「希特勒大學」,該提案被當時的國家總理府拒絕(Antrag abgelehnt:
Die Reichskanzlei beantwortet das Ansinnen der Universität Graz auf
Umbenennung in „Adolf Hitler Universität「 abschlägig.)。
在1938年奧地利被納粹德國吞併后,格拉茨大學許多的教職員工被解職。其中包括諾貝爾獎得主奧托·呂維(Otto Loewi)、維克托·弗蘭茨·赫斯(Viktor Franz Hess)和薛定諤 (Erwin Schrödinger)。
中國文人都夢想當國師
秦皇掃六合,平海內,建立集權的大帝國,離不開文人商鞅、李斯等的輔佐,只不過秦始皇太看重法吏,排斥文教,導致焚書坑儒,也斷送了自己的「萬世」基業。等到漢高祖劉邦重登大殿,無論儒法道陰陽諸家,都有了自己的生存之地。
《左傳》有人生三不朽只說,立功立德立言,都是文人的夢想,立功就是輔佐君王,南征北戰,立德就是待人接物,孝悌仁義,立言則是著書立說,吟詩作句。時代在變化,文人的夢想也隨之變化。但中國文人始終不變,始終放不下俗世,不甘願做隱士,不想出家,唐朝隱逸流行,但不過是「終南捷徑」,還是為了做官立業。第一夢為國師之夢。國師,古代智囊也。中國作為文明古國,勝於其他國家的一點就是文教治國,而不是靠武力治國,宗教治國,或者商業治國。既要文教,便離不開文人,而最高者,就是國師。國師者,傳道解惑,開宗立派,左右一國一朝的思想,他們不僅就具體的國家政策建言立策,更要從國家的意識形態鋪陳敘說,為國家的統治提供合法性。
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都可以說是一流的國師。秦朝的韓非子,以法家人性惡為秦帝國說法,漢代的董仲舒以天人感應為漢帝國奠定基礎。再比如,唐朝的韓愈,宋代的朱熹,王陽明,雖然沒有直接影響帝王,但藉助著作的影響,卻堪稱一代國師。民國以來,國師也不少,康有為,梁啟超,張之洞,都想做清王朝改革的國師;戴季陶,陶希聖,堪稱蔣家王朝的國師。其他紛紛擾擾,各種主義學說到處兜售軍閥的,也不少。
我們這代人生來就挨餓,上學就停課;該讀書的時候,我們在修理地球;該出成果的時候,我們卻在嚐寒窗苦;該有作為的時候,我們必須養家糊口。我們這一代人,就是這樣的一個知識狀況,一點學問都沒有。鄭永年比我們多讀兩本書,多了二兩知識,竟然當上「經濟國師」 。
現代社會是以知識為中心的社會,知識分子掌握著知識的生產(學校)和流通(媒體)的核心樞紐。一個人的基本價值觀念和人格類型基本是在大學奠定的,有什麼樣的大學,就有什麼樣的未來。媒體影響的是社會的現實,而大學決定了中國的未來。
今天不少在大學裡面教書的知識分子,首先給學生的印象就是精神上支撐不起來,整一個俗人,斯文掃地,不是因為窮,乃是自己看不起自己。讀書人自豪的不是開什麼車,住什麼房,而是儒雅斯文的氣質。雖然今天的社會以權勢和金錢為中心,知識似乎已經貶值。但是,讀書人首先要自信,然後才會被別人看得起。中國是一個缺乏宗教的社會,通常以人生代替宗教,過去儒家是如此,今天也是如此,因此人文化的知識分子便顯得格外重要。他們在功能上等同於西方社會的牧師,有拯救人的靈魂的職責。社會之所以對知識分子的墮落痛心疾首,格外關注,之所以對知識分子有特別的期待,乃是與中國社會的以人文代宗教的特點有關。雖然人文知識分子今天不再是社會的中心,社會精英也開始多元化,有科技精英、商業精英、權力精英、草根精英等。但即使在這樣一個多元化的社會裡,人文知識分子特別是大學的教授依然承擔著獨特的責任。
當中國讀書人試圖給君王上課的時候,當他總是在所有人面前擺出一副啟蒙者形象的時候,事實上他早已認為,他的知識,他的品德,他的見解,他的能力,早就已經在眾人之上,早就已經在君王之上。書生的傲慢,知識的狂妄,理性的自負在這裡可謂極大化。這種無所不在的人性論漏洞和知識論漏洞,均衡地存在於每個中國讀書人的心靈秩序之中,沒有人例外。
正是因為如此,我們偉大的君王們,當他們需要知識分子的時候,他們會和知識分子握握手,吃吃飯,碰碰杯。當他們不需要知識分子的時候,他們就會把知識分子送到五七幹校送入監獄。
中國文人走不出歷史的陷阱,以至於所有人都在經年累月地重複自己的錯誤。不僅乞丐如此,皇帝也是他們的學生。當下中國最應該跪下來懺悔的人,就是中國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