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式的威權資本主義

鄧小平式的威權資本主義

2007年，杜潤生、茅於軾、周瑞金等多位中國經濟學家警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有正在滑向實質上的權貴資本主義傾向。

國家資本主義是一種典型由國家力量主導的資本主義制度，國有、國有控股、國營為主導的資本形式。主要表現為資本集中和生產集中，壟斷組織在主要產業部門乃至整個經濟生活中具有支配地位，而國家資本主義的壟斷組織主體即國家。但是這種壟斷資本主義具有較強的民族性，不能組成有效的國際壟斷組織，甚至和別國的壟斷組織（包括國際壟斷組織）都具有相當強烈的競爭，在爭奪原材料和銷售市場，進行資本輸出的同時，必然導致政治、經濟、甚至軍事上和其他壟斷組織控制的國家衝突。

奧地利《新聞報》以"非自由的資本主義是專制政權的模式"為題，刊發了由荷蘭漢學家、記者馬毅仁(Ian Buruma)撰寫的客席評論。文章指出，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后，自由民主制度往往被認為是資本主義的雙胞胎，但是今天的現實表明，這種認知是錯誤的。

"中國似乎就是一個特例。撇開古巴、朝鮮這樣的小國不談，似乎只有中國維持了共產黨統治。但是，那真的是共產主義的勝利嗎？實際上，在對手無寸鐵的學生與市民進行了屠殺之後，它就不再是共產主義了，而是鄧小平式的威權資本主義。"

后冷戰時代最重要的發展趨勢之一，就是威權資本主義作為一種政治經濟模式的崛起，尤其是對發展中國家來說。這一以中國為代表的模式融合了威權政治、裙帶關係和國家主導的資本主義。

在1988到1990年間，隨著冷戰終結，從中國到緬甸到東歐，全球各地爆發了支持民主的抗議活動。抗議活動在東歐幫助擴大了政治自由，並在其他地區啟迪了民眾運動，從而在印度尼西亞、韓國、台灣和智利等不同國家推翻了專制統治。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甚至也一度成為民主化改革的積極分子。

不少集權和專制政體的倒台的確改變了全球平衡，令其更傾向於民主力量。但是，並非所有的民主化運動都獲得了成功。並且，此後的「顏色革命」令殘存的威權政權變得更加謹慎，促使它們出台反制措施來對抗外國支持的民主化運動。

柏林牆倒塌逾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後，民主制度在全球的擴張顯然遭遇停滯。民主固然在西方已經成為常態，但在世界其他地方，只有少數國家堪稱真正的民主國家。利用市場力量來解放高度集中化的政治體制，卻事實上助長了威權資本主義的崛起。

政治同質性和經濟發展似乎並不協調，正如同時追求市場資本主義和政治獨裁主義一樣。但在一些威權主義牢不可破的國家，專制政治和國家主導的資本主義的融合卻運轉良好。

不過，在共產主義者控制權力或主導政治舞台的國家，單靠資本主義是不足以促成民主轉型的。最好的例證就是全球最大、也是最古老的專制國家中國，通過糅合市場資本主義和政治獨裁主義，中國作為全球性大國快速崛起。中國共產黨——擁有8800萬黨員，超過德國總人口——控制著國家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

事實上，資本主義還增強了共產主義國家的能力，令其更有效地利用技術和其他資源來實施對內壓制和信息控制。一個經典例子就是中國聲名欠佳的「防火長城」，政府通過監視和屏蔽互聯網內容，從而為其公民創造一個經過政治凈化的信息空間。

人的尊嚴至關重要。一個窮人可以很開心，而一個富人也可能很悲慘，這要視他們的生存環境而定。如果擁有尊嚴，窮人也可以抬得起頭。問題在於：一個剝奪公民尊嚴的政治經濟制度能否長久維持下去？

威權資本主義通常偽裝成賢能體制，即為所有人提供高效治理和經濟機會。但在現實中，其只維護腐敗寡頭，不對任何人負責，並將狹隘的民族主義奉為他們壟斷權力的合法性信條。

馬毅仁的評論指出，中國所有媒體的報導方向都受到共產黨的監視，稍有偏離，輕則刪文，重則刑拘。 而現在，無國界記者最新的報告指出，中國政府正在透過規模龐大但又極其縝密的計劃，將「中國式新聞學」輸出到國外，意圖建立「傳媒新秩序」。

文章接著指出，在六四鎮壓之後，這場政治運動成為了禁忌話題，同時經濟卻開始迅猛發展，而城市知識分子階層--當年示威學生是該階層的代表人物--正是經濟騰飛的最主要受益者。

"即便是如今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人，也對30年前的這場政治運動知之甚少。即便是了解那起事件的人，也往往會用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來回應提及六四的外國人，認為這是反華思維。也許，這種抵觸情緒是輕微的負罪感的一種體現：許多中國人都是這場不堪的交易的受益者。"

作者隨後以俄羅斯、匈牙利、甚至美國為例，指出這種非自由式的經濟模式正在獲得越來越多的擁躉，資本主義在這種環境下依然能夠實現繁榮。"這種現象，我們當然沒能預見到。在美國等大多數西方國家，當年我們太相信於一種假設：自由民主與資本主義是不可分割的。如今，我們意識到，這種假設是錯誤的。即便在一個一黨專政、基本政治自由權利被壓制的國家，一個人也能成為一名富有的企業家，或者成為一名普通的中產階級富足消費者。我們本應該預見到這一切，畢竟，新加坡就是一個威權資本主義的範例。但是我們卻忽視了新加坡，也許是因為它太小，或是因為新加坡當權者不厭其煩地強調，'亞洲人'對民主沒有興趣。不過，1989年的中國抗議運動也證明了這種觀點是錯誤的。"

"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對民主改革以及言論與集會自由權利的保障有著很大的興趣。而中國在鎮壓之後所發生的事情，則揭露了另一個事實：中國並非1989年的特例。從那時起，非自由的資本主義就逐漸成為了對全球專制者具有吸引力的一種模式。即便在那些30年前推翻了共產黨統治的國家，也同樣如此。中國，不過是第一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