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可親

歐盟越大,聲音越小

作者:謝盛友  於 2019-5-26 14:58 發表於 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熱點雜談

專訪歐洲議會議員候選人謝盛友:

歐盟越大,聲音越小

歐洲時報 張喬楠



http://www.oushinet.com/qj/qjnews/20190525/322173.html

 

2019年歐洲議會選舉就在眼前,有一位華人成為了德語媒體關注的焦點。他將代表CSU(基督教社會聯盟)參加歐洲議會選舉。這已經不是他第一次出現在德國媒體的視線,2014年他便高票當選班貝格市議員。當時的競選口號「Ente gut,alles gut!」依然讓人記憶猶新。他就是謝盛友,這句競選宣言也告訴人們,他還是一名中餐館老闆。他在班貝格紮根已有31年。

借歐洲議會選舉在即的契機,記者來到班貝格對謝盛友進行了專訪。記者希望知道,謝盛友為何選擇從政的道路。他說自己一直記著當年留學前父親的話,31年來始終在尋找一個答案。

他1979年考上大學,在中山大學學習德語和英語,後來在上海大眾工作。他的太太也是他的同學,後來在上海另一家德企AEG上班。他對記者說:「我和你爸爸是同一代人,我們這代人生來就挨餓。1959年大飢荒,後來遇上文革,上學就停課,畢業了就下鄉,回城就要待業。我們這代人蠻可憐的,離開書本和知識挺遠的。既然我們讀德語,想多了解德國的文化、哲學、音樂,就想來這裡留學。」

30年來都在尋找一個問題的答案

他把想法告訴了父親。他的父親很欣賞德國總理阿登納,「我爸爸說,搞不懂日本人和中國人為什麼不能和解,你去德國后能否幫我弄明白,法國人戴高樂和德國人阿登納為什麼能夠和解?」

1945年至1963年,二戰中作為死對頭的德國與法國進入一段關係和解期,兩國關係越來越緊密,如今成為歐盟最重要的兩大支柱。「我30多年來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歐洲大陸和我們中國面積差不多,但他們產生了許多民族。他們的語言是象音文字,不是我們的象形文字,象音文字變化很快,聚到一起的一群人慢慢就生出了一種獨特的方言,後來就成了一個小民族。在歷史上德國和法國一直是死對頭,經歷了很多分裂與衝突。我們中國能夠統一,是文字統一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秦始皇統一文字后,我們的文字要改變,就不像歐洲那麼容易了。」

「歐洲這麼多民族,這麼多語言文字,能夠融合,我認為是和他們的宗教信仰有關係。不管是天主教還是基督教,大小國家基本上信仰是相似的,有段時間會鬧,但互相理解和包容也比較容易。中國和日本文化相似,都受儒家文化影響,但兩個民族信仰不一樣。這是我的思考。」

從政、融入和讀書人的心有不甘

謝盛友畢業后在大學里兼課,也在新聞局做一些工作,但養家糊口還是很難。後來看到大學生中午飯的問題很難解決,學生都想吃點又好又便宜的,謝盛友就開了一個快餐店,像大學食堂一樣。沒想到,快餐店生意非常好。店裡工作忙碌,加上當時在埃爾朗根的法律博士導師遇到交通事故意外離世,謝盛友便沒有將博士學業繼續下去。

謝盛友的孩子長大后在慕尼黑工大學習凝聚態物理,後來在研究所里從事基礎研究。對於孩子的成長,謝盛友很是欣慰,但內心仍有不甘。「對我們第一代人來說就有點犧牲了。一個讀書人開快餐店,每天都能看到營業額,有錢掙很開心,但心裡還是難以平衡,讀書人光做這個不夠。」

他在融入當地社會的問題上同樣有著困惑。「中國文化說入鄉隨俗,但到底怎麼才能融入當地?你德文好,會讀歌德席勒,即便後來入了籍當了議員,你還是外國人。班貝格當地人很保守,內心看不起你,但好在他們表面上還是很懂禮貌很尊重人。我要融入就要找突破口。在小孩的中小學都有個家長會圈子,你可以為小孩為學校做點事情,很容易被接納。這個圈子很好,家長有不同職業不同黨派,有大小企業家。我們德文好,在一起說小孩的事情就很自然。」從學校家長會的圈子裡,謝盛友結識了許多朋友,後來也從這裡找到了突破。

「選擇加入什麼黨派,當時也有考慮。自民黨,基社盟或者社民黨,我看他們的黨章政策,畫了3個圈,發現還是基社盟的理念符合我的想法多一些。我開始還有顧慮,一個很保守的黨派會不會接納一個外國人?當時議會有朋友介紹我進去,問我你是想做一般的黨員還是想競選黨委會委員。我說,入黨就是要做事情的,所以2013年開黨委會的時候,我去做自我介紹,反響很好,得票很多。地區黨主席赫爾穆特是個牛津大學的博士,他認同我的理念,又覺得我善於推銷自己。他後來問我要不要競選市議員。」

謝盛友沒有立即應允下來,而是說要等到5月份才能給答覆。那年5月班貝格舉辦一場馬拉松比賽,謝盛友為了測試自己在班貝格的知名度,決定去跑一圈。「我當時一跑,沿途很多人跟我招手。當時心裡不禁想,一個小小的快餐店,可能小城80%的居民都來吃過。」於是他就告訴黨里,要選,並且預計自己會得到很多票。

外界普遍認為基社盟是較為排外的黨派。謝盛友競選市議員並取得理想的結果,會是基社盟回擊外界的一個有力舉動。2014年,當時班貝格共有9個黨派,每個黨派有44個候選人,謝盛友以班貝格最高票數當選市議員。「當時報道很多,地鐵屏幕都是我那句宣傳語,Ente gut,alles gut!」他解釋道:「德語諺語ende gut, alles gut 結果好,什麼都好。弗蘭肯地區人,t和d發音是分不清的,這個競選口號讓人們同我的身份結合起來。」時間推移到2018年3月,基社盟要從班貝格推選一個人參加歐洲議會選舉,謝盛友不想錯失機會,「30多年我都在做爸爸交給我的功課——歐洲人為什麼能夠團結到一起。」

基社盟位於慕尼黑的黨中央支持謝盛友參選的決定,基社盟也將成為德國唯一一個推薦非歐洲人候選人的黨派。2018年11月的候選人競選大會,共有61人參加。謝盛友介紹:「中國有富二代官二代,德國也有。他們自我介紹時很自信,第1到第10名是黨中央安排好的,後面的排名就靠表現。我自我介紹完了,包括澤霍費爾(基社盟主席)、曼弗雷德·韋伯(基社盟政客,歐洲人民黨議會黨團主席)在內所有人都全部起立鼓掌。我從第60名升到第25名。」

若成功當選歐洲議會議員,謝盛友表示將重點推動三個領域的工作:一,推動歐洲全面禁止童工,這個問題在東歐部分國家仍較為嚴重;二,全面禁止日常消費中的塑料包裝,這跟他作為快餐店老闆關係緊密;三,加強歐洲在癌症防護與治療上的保障工作,這方面他學習的對象是瑞士,是韓國與日本。

憂慮:歐洲中間力量越來越弱

但是,對於歐洲一體化的發展趨勢,謝盛友卻並不樂觀。「歐盟一直不停地擴張,需要平衡的利益方更多了,從6個到9個,到17個、24個,現在是28個。為什麼英國要脫離歐盟?歐盟太大,很多事情決策上就難以統一意見。歐盟不按人口,一個成員國一票,歐盟越大,聲音就會越小。」在他看來,這次歐洲議會選舉有其戲劇化成分,英國要離開歐盟,卻始終拖著無法離開,到5月22日之前若未能脫歐,英國也必須參加歐洲議會選舉。「今年選舉本身就怪怪的。」

他談及2015年秋天百萬難民湧入歐洲的問題。「歐洲發展到今天,這種人文關懷的底蘊是很深的,不接納難民不大可能。但盲目的歡迎,比如默克爾三輛火車沒有經過檢查就讓人進來,就導致了很難得境地。按照都柏林協議,要每個國家分配、接納,但歐盟國家這麼多,很難協調。」

「默克爾是總理,也是一名牧師的女兒,但2015年的時候,我想她自我身份定位有些混亂。默克爾希望按照都柏林協議去接納,但匈牙利這些國家不接受。人性是自私的,這代人享受了70多年的和平時期,已經很不容易。難民把穩定的社會衝垮了,左翼和右翼勢力就起來了。社會要穩定,中間力量就要強大,但看德國東部幾個州的選舉,選擇黨可能會超過基民盟成為最大的黨派。右派其實也就是本土主義,要保護德國本土,本土利益保護多了,歐盟整體利益就少了。」

中間力量小了,左右的力量大了,國家和社會就有分裂的趨勢。歷史總在螺旋曲折地發展,合久必分,團結久了就會有衝突。歐盟今年的選舉似乎就走在歷史的轉折點上。難民如同催化劑,讓隱藏在角落裡的極右翼思想找到了重新登台的機會。

記者提及,國內外均有一種深刻的憂慮,擔心歐洲終有一天會「穆斯林化」。謝盛友認可這種觀點:「二戰實際上是基督教和猶太教打的,第三次世界大戰肯定是基督教和伊斯蘭教打。這是我最大的擔憂,現在天主教也好,新教、路德教也罷,做禮拜的人越來越少了。穆斯林很保守,也很虔誠。歐洲人過得很好,很自由,不結婚不生小孩了。現在歐洲都是穆斯林生小孩,最大的風險就是這個了。歐洲穩定,需要中間力量強大,就跟我們玩跳板一樣。極右勢力擴大了,之後極左勢力肯定也會起來。和平時間一久,中間力量就越來越弱,很難出現一個像阿登納、戴高樂一樣的強人領袖了。」

華人融而不入:自己是法蘭肯的中國人

記者把訪談的話題重新拉回到「華人融入」上,似乎沒有改變現實帶來的沉重感。謝盛友認為,中國人在德國是「融而不入」的狀態。「中國人不像穆斯林,與歐洲沒有根本上的文化衝突,被接納是容易的,但要真正實現『入』很難。即使現在,我跟他們談論政治時會有共同話題,坐在一起閑聊還是很難聊到一起去。聊中國的東西他們不會感興趣,聊德國的東西我們知道的又不多。所以我拚命地學和寫班貝格的東西,寫這裡的秘密。多學一點,和德國人在一起時至少可以吹牛。人在一起聊天,其實很多內容都是廢話,但沒有廢話講就很難和他們融入到一起去。」

他把自己定義為「法蘭肯的中國人」,把其兒子定義為「有中國背景的法蘭肯人」,把其孫子稱為「具有法蘭肯背景的法蘭肯人」——「真正融入德國社會需要三代人。」他的兒子從小學習很好,拉小提琴也經常獲獎,很多同學圍著他轉,但他身上的中國烙印依舊存在。他曾掌握1000多個漢字,後來因為很久不寫就忘記了,還會說中文。

謝盛友直到2010年才入籍,之前在不少國內媒體寫過專欄,入籍后精力不夠了才停止,但自己博客上倒是一直沒有停止更新。他希望把德國社會很多細節寫給國內人看,比如垃圾如何分類。他每天都會看《明鏡》,也會看國內兩岸三地的新聞,在他看來兩者一樣重要,「至少要知道『一帶一路』有什麼事情在發生,台灣有誰要競選領導人……我兒子就不讀國內新聞了,但有時候還會問海南家鄉的情況,問中大母校有何新聞,問上海浦東的變化,因為我們在上海的家,兒子還回去過幾次,他會問那個房子還在不在。」

他感慨,「到第三代將來就不會問了,他們沒有中國的記憶。我兒媳婦是德國本地人,現在30歲,有了兩個孩子。我的孫子孫女在這裡出生長大,將來什麼都懂,肯定能100%融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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