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拷問別人:「你覺得自己有罪嗎?」
公元前500年,人的理性自覺,掀起了世界文明史的高潮。
在古中華,老子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決絕(《道德經》),徹底剝奪了原始神的生存權,宣告了人與自然的統一體。
莊子將「個體意識」抽象放大:「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齊物論》)他融自我於大自然中與道一體,則人的自性便同道、同天地共崛起。莊子狂放處:「道」就是我。
孔子敬神而遠神避神:「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論語·陽貨》)
荀子則將「神」的地位徹底自然化:「列星隨旋,日月遞照,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天論》)
可以說,「中國文化在先秦時代,以孔子的『仁學』為代表,已經實現了由神到人的……突破。」(田剛:《魯迅與中國士人傳統》)
人的自性的覺醒,形成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的共振:釋迦牟尼以「佛」之名號代言古印度的「覺悟」,柏拉圖以「理念」的深邃奠定古希臘的哲思,「十二銅表」以「法」的自重挺起古羅馬的脊樑,猶太先知以「救贖」的自為張揚以色列精神……
中國作為沒有宗教傳統的國度,人們的精神家園極易喪失守護者。五四運動、文化革命,把維繫中國人精神家園的傳統守護力量摧毀殆盡。1949年以後,通過計劃經濟對資源控制的有形之手,建立起布爾什維克式的精神家園守護長堤。
如今中國人的精神世界沒有神的庇護、沒有傳統的約束、布爾什維克主義的信仰力量也日漸微弱。於是,對錢的追逐,對物質的渴求,成為人們精神世界的主宰。
構建精神支柱成為當前中國人,尤其是先富一族們的一道難題。
困難到中國人還在疑惑靈魂的有無。這裡也不得不談到魯迅,他在《祝福》中就曾借祥林嫂之口逼問過「我」:「一個人死了之後,究竟有沒有魂靈的?」這個問題曾讓知識分子措手不及,惶然失色,最後只好以「說不清」搪塞過去,落荒而逃。然後魯迅特意寫了一整段話,對這「說不清主義」展開嘲諷,在那個時候,魯迅就看到了中國知識分子在這個問題上的苟且、敷衍,以至於在一個農婦滑向毀滅的道路上束手無策,甚至助成了最後的那關鍵一擊。這不能不讓人痛心。將近百年過去了,中國人在這個問題上有長進了嗎?至少在《繭》裡面,還沒有得到樂觀的消息。《繭》裡面,童年的程恭絞盡腦汁地發明了一個「靈魂對講機」,要與爺爺被囚禁的靈魂對話。若干年後,塵封已久的那個裝置再出現在程恭面前時,它已經成了僅屬於童年的記憶,而不能再給他任何當下的觸動了。這不禁讓人想到但丁在《神曲》里寫的:「信仰和純潔只在兒童中發現;以後,在他們的兩頰還沒有長滿鬍子以前,這兩種美德就消失了。」
聖經上說:神是靈,凡敬拜他的,必在靈和真實里敬拜。可是,中國人連靈魂的有無都不曾清楚,又如何談得上在靈和真實里敬拜呢?正是這種無信仰的生存狀態,導致祖父輩們即使在事過境遷之後,也不能將自己抽身出那個人人互害的環境,在神或者良知法則面前承認自己的罪,從而尋求真正的潔凈,與神與人,都能和好。也正是這種無信仰的生存狀態,導致父輩們在啟蒙理想受到挫折時,一部分人走向了另一個極端,變得一無所依,頹唐空虛。同樣,還是這種無信仰的狀態,導致年輕的一代找不到獨立的價值坐標,也找不到可以效法的榜樣。
中國人拷問別人:「你覺得自己有罪嗎?」
殊不知,認罪其實是個體生命在無罪的神面前自發的承認,正確的做法不是去拷問別人,而是問自己是否有罪。事實上,如果人能夠謙卑地站立在神面前,就會自發地意識到自己是個罪人,如《聖經》上說:「眾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