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盛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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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盛友：30年前的大學學習

作者：謝盛友於 2012-3-9 05:05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流水日記|已有3評論

謝盛友：30年前的大學學習

● 謝盛友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的某一秋天，穗瓊1號客輪在海口秀英港起航，輪船里大約一半是從海南島到廣州讀書的學生，有到中山大學、中山醫學院、華南工學院、華南農學院、華南師範學院，也有到暨南大學的。那張船票是我的朋友謝容照的父親買的，他當時在海口港務局工作，容照考上廣州外國語學院，我們兩人在一個二等艙房間。

    虛度年華

    經過26個小時的航行后，第二天中午，天氣炎熱，太陽似火，輪船在廣州港洲頭咀客運碼頭靠岸。我們有點激動，還沒有下船，大家焦慮地站在甲板上，都在翹首尋找自己學校的新生接待站，盼望有老生來引路。我終於找到了：

    歡迎到康樂園的學子

    中山大學新生接待站

    容照也找到了廣州外國語學院的接待站，廣外的人似乎不多，司機自己斷定人到齊了，便啟動馬達，開車到白雲山。與容照告別後，我還在炎熱的天氣下等候。我一直在納悶，為什麼中大接待站那邊沒有汽車在等待，一個多小時后，來了一輛敞篷卡車，原來是中大的人太多，必須分批運輸。我們大包小包上車后，每個人都是站著，扶著自己的行李，汽車徐徐離開碼頭，往河南（廣州人習慣稱海珠區為「河南」）的方向開，我們享受羅馬教皇般的待遇，站在敞篷車上，領略羊城風光，好不派頭。

    汽車到達中國科學院海洋研究所，我以為司機開錯路，不過馬上往左拐，進入中大的東門，直開，到達新生宿舍，下車。真的是新造的四棟五層樓，我們是入住的第一批人。外語系在五樓，另一邊哲學系的新生，樓下是中文系，對樓是經濟系和計算機系，鄰樓是歷史系，斜對面是（多系合住）女生宿舍。

    把行李放下后，我們到東區學生食堂接待站報到，那裡什麼樣的標語和口號都有：歡迎未來的文學家（中文系）；歡迎未來的經濟學家（經濟系）；歡迎未來的哲學家（哲學系）；歡迎未來的地質學家（地質系）；……外語系的老師似乎很低調，沒有任何標語和口號。

    安頓好后，我急得要弄清楚，為什麼中山大學叫康樂園。原來，中山大學南校區的校園稱康樂園。中大的康樂園和北大的未名湖，並稱中國大學自然景觀之最美麗者：北有未名湖，南有康樂園。

    據中山大學教授張海鷗言：南朝宋元嘉十載（公元433年），文帝逐康樂公謝靈運於廣州，旋「詔於廣州行棄市刑」（《宋書》《南史》）。公晉室貴胄，大名士，創山水詩。以晉亡入宋，而不合於劉氏，乃流連於浙東曠野明沙、池塘春草之間，終飄零於嶺南。今珠江南岸康樂園者，或即康樂公之禁所。

    康樂公舊居早已無存，後人甚至無從考證馬崗頂的茂林修竹間，是否曾經響起過他優雅的木履聲。但他臨刑前所作的詩篇卻載於史乘：「恨我君子志，不獲岩上泯」。這千古遺恨回蕩在康園夜色中，與惺亭的無言、黑石屋的神秘、寒柳堂的特立，以及這學府的百年變遷，都積澱為康園文化。

    在美國美北長老會海外差會同意下，1888年於中國廣州創立了一所不隸屬於任何教派的基督教大學，為民國時期13所中國基督教大學之一，即格致書院（Christian College in China），1903年5月更名嶺南學堂（英文名稱改為Canton Christian College）。同年，鍾榮光在廣州河南康樂村購置200畝地，搭起板房作為臨時校舍，開始招生上課。后經其不懈努力，在此後數年為嶺南學堂籌得120萬元，興建校舍，增添設備，於河南島（海珠區）康樂村一帶建設永久校園。1906年成為中國第一所准許男女同校上課的學校。1907年由晏文士（Dr. Charles K.Edmunds）繼任監督，仍由鍾榮光協理校務。1912年9月，辛亥革命后，中文名稱改為「嶺南學校」，英文名稱則仍用Canton Christian College。1916年開設文理科大學，1918年首屆學士生畢業。

    1949年以後，在1952年的中國高校院系調整，與原國立中山大學合併組成中山大學，中山大學主校區遷至原嶺南大學康樂園校址。

    我個人的理解，是中山大學佔據了嶺南大學的康樂園校區。

    康樂園這麼一片土地，坐落於珠江之畔、鬧市之中，卻隔離了城市的喧囂與聒噪，隔離了社會的複雜和功利，讓一代又一代的年輕人在這裡放飛了夢想，讓他們的生活在此起航。紅磚綠瓦的老房子見證了歲月的流轉，在這個充滿了文化氣息與歷史回憶的地方，我卻在那裡虛度了4年時光。

    鄧拓認為「古今一切有成就的人，都很嚴肅地對待自己的生命，不虛度年華。」我則在康樂園虛度光陰、浪費時間、遊手好閒整整4年。

    不務正業

    那年頭，教書的是「臭老九」，有些還沒有從「牛棚」里出來，但是，德語文學的黃永繁老師剛摘下「右派」帽子，穿著長袍馬褂，夏天也戴著帽子，終年不脫。黃老師身體還不錯，出國前看望過他老人家，出國后仍有書信來往，他女婿曾在德國讀醫學，女兒畢業於廣外，在德國讀日耳曼語言文學。

    那年頭，同學們基本是教室、宿舍和課堂，三點一線，路都不拐。外語專業自古以來是「計劃」式呆板教學，一二年級學習語音語言基礎、口語、聽力，三四年級精讀、泛讀、翻譯、報刊選讀。我這個人天生叛逆，最不喜歡學習內容被規範、被計劃、被灌輸、被指導。所以，我下午大多數時間都泡在歷史系課室，聽世界通史、中國通史等；在經濟系課室，學西方經濟地理；在哲學系課室，讀黑格爾。

    實話實說，讀書的時候不太熱衷於參加社團、學生會等，唯一的一次是，學生會舉辦綜合知識競賽，我被邀請參加外語類的評卷工作。記得最後一天「收工」后，王平（海口人、經濟系、學生會學習部長）在東區學生食堂請客吃宵夜。

    但是，我非常熱心關注和事奉《紅豆》。中文系蘇煒（海南知青）他們成立了「中山大學鐘樓文學社」，得到了吳宏聰、王起、金欽俊等老師的支持，蘇煒任社長，不久創辦校園雜誌《紅豆》，蘇煒任主編。編委有王培楠、陳平原（現任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林英男、辛磊等。

    鄭紅（現任廣東省檢察院檢察長）是78級中文系的一位班長，海南文昌人，我們星期六晚上在中區露天電影廣場賣《紅豆》。鄭紅有一點點靦腆，不敢吆喝。我天生大嗓門，不用喊人家也聽得到：「賣《紅豆》，3角5分錢一斤！」賣了的錢交了上去。

    我們賣的那期《紅豆》是第四期，裡面有海南老鄉馮淑萍（77級中文系的一位班長）的小說，同期還發表了毛鐵、劉浩、駱矩、谷風、田新生、何東平、蔡東士的小說，吳少秋、康莊、曉麟、曼華、流波的詩歌，「鐘樓論壇」欄目中則有陳平原、劉之光、林英男、小舟、曉金的論文和雜文，卷首是蘇煒、王培楠的《春來紅豆發新枝——寫在紅豆創刊一周年之際》，文末寫道：「擱筆之際，只聽得珠江漲潮的濤聲，隱隱傳來。臨窗眺望，我們默默地想：在新的一年裡，應該採擷更多晶亮結實的紅豆，獻給扶持幫助我們的老一輩，獻給廣大熱情真誠的讀者，讓她，在1980年的春風裡留下點點殷紅……」這篇文字寫於1979年12月18日。

    但是，天不如人願，1980年的「春風」吹過不久，《紅豆》就和全國各地高校的刊物一起，被迫停刊。

    有一天晚修9點鐘休息，我在中區圖書館旁邊遇到鄭紅，我們聊天，正好看到中文系的吳宏聰老師。那年代，課間休息時，學校有線廣播不停地播放「十首精選歌曲」，吳宏聰老師聽著聽著：「有點不象話，全國十億人，只聽十首歌！」吳宏聰教授已經離開了我們，但是，30多年來，這句話、這15個字，我至今還沒有忘記。

    根據蘇煒的回憶文章，當年有一期《紅豆》出了個什麼「問題」，上面的「山大王」要求停刊，要求處分作者，結果是吳老師出面，硬是頂住了。後來高校刊物「一刀切」，吳老師也無能為力了。

    經歷那場運動后，蘇煒到了美國，他和蘇曉康、孔捷生等辦了一份刊物，我則以「華驊」的筆名為他們撰稿。

    在中大讀書時，幾次與鄭紅一起看望鄭心伶老師。我在羅峰中學讀書時，鄭心伶等許多畢業於華師、廣外者在那裡任教，是羅峰中學教育回潮最鼎盛的時期。鄭紅則是文昌中學時心伶老師的學生。鄭心伶老師當年是廣東魯迅研究室主任，每次到他家，師母都會做很多菜來招待我們。每次看到鄭心伶老師，我都是聯想到他在羅峰中學，傍晚時打排球瀟灑的姿勢，或者修水利勞動時他挑擔子的樣子，根本沒有把他跟魯迅聯繫起來。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問：「老師，你研究魯迅，研究出什麼名堂？」老師：「先生說，為什麼中國人採取打屁股來懲罰小孩，因為屁股的肉多，容易打。」

    倒是1995年在台灣時，有一次跟錢理群交談，他告訴我，鄭心伶的魯迅研究，建樹獨特。自古文昌人就是這個毛病，喜歡跟別人不一樣。

    行筆到此，我們大學外事辦主任Andreas Weihe博士（2012年3月7日）帶來廣州客人，原來是來自母校康樂園中山大學外語學院的老師。王賓教授，這位1967年畢業后在新疆生活了11年的學長，1979年再次考回母校，讀戴鎦齡、王宗炎培養的碩士班。今天他帶領翻譯學院現任院長黃國文和黨委副書記陳有志，到我們大學來商談校際合作。

    2005年，我們大學校長Godehard Ruppert教授要到西安交大談合作，他拿著荀子《勸學篇》的一句話「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讓我教他用中文怎麼讀。我說，荀子那麼多話，你非要讀這句話，這麼難念，我這個海南人都念不出來，你不論怎麼念，都帶有巴伐利亞口音。

    如今，兩個母校合作，不務正業的我，積跬步剛剛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