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楊瀾《我們的社會是否患了成功綜合症》:
直到1999年我採訪華裔諾貝爾物理獎的獲得者崔琦先生,我的觀念才發生了轉變。那是個初春的雨天, 天氣很冷。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校園裡安詳寧靜,小松鼠上竄下跳地覓食嬉戲。崔琦是沉靜的,毫無喜形於色的神情,甚至還有一點害羞,一再為已經生疏的中文抱 歉。他試圖用最簡單的語言向我這個門外漢解釋他和其他兩位科學家共同發現的「分數量子霍爾效應」:強磁場中共同相互作用的電子能形成具有分數分子電荷的新 型粒子。我聽得一頭霧水,還含含糊糊地點著頭,心想如此懸殊的知識結構,這個採訪可怎麼做啊?
我試圖進入他的人生經歷,他告訴我他出生在河南寶豐縣,乳名叫「驢娃兒」,直到10歲也沒有出過自己的村子,每天幫助父親做農活養豬放羊。12歲的時候,他的姐姐介紹一個機會可以讓他到香港的教會學校去讀書。他的父親是一位不識字的農民,覺得家裡就那麼 一個兒子,已經到了幫著干農活的時候,不願意放兒子走。但他的母親對兒子有更高的期待,堅持要把兒子送出去念書。小崔琦捨不得離開家,母親就安慰他說,下次麥收的時候你就可以回來了。然後把家裡剩下的一點糧食給他做了幾個饃裝在小包袱里。這樣小崔琦就跟著親戚遠走他鄉,坐了一個星期的火車到了香港。但他沒 有想到的是,他再也沒有機會回到自己的家鄉,而他的父母就在上世紀50年代末的大飢荒中活活餓死了。我問崔琦:「有沒有想過如果當年母親沒有堅持把你送出 來讀書,今天的崔琦將會怎樣?」我期待的回答是,知識改變命運等等。但是他卻說:「其實我寧願是一個不識字的農民。如果我還留在農村,留在父母身邊,家裡有一個兒子畢竟不一樣,也許他們不至於餓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