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回國本不想提起過去的屈辱和遺憾,倒是昔日的朋友和部下一再說:「整你的人都下台了,某某還判了刑,我們有充分的人證和物證,證明你是被誣陷的。你幹嘛不找回來?」盛情難卻,於是我也做了一回「上訪者」。省委機關已經鳥槍換炮全部搬進了豪華的新地,戒備森嚴並出奇地仔細。如果不是裡面官員的配合,我連大門都進不去。即使是進了院門,還有樓前的崗哨盤查,進了大樓還有樓道里的值日官看你進了哪個辦公室。我靠組織部的一位處長的簡訊指點,才找到了我要去的紀委。遺憾地是所有能說了算的都出差了,只有一個小姑娘好奇地笑嘻嘻地接待了我;我出示了我的所有證件和申訴信,並告訴她,兩年前我曾就在網上給他們領導寫了投訴信。她像看個怪物似的只對我笑,不說話,連坐都不坐,好像奇怪我怎麼進的大門。我提醒她要做記錄,她說:「我能記住,你把材料留下來就行了。」我又提及:「你們的網站說可以信訪,可是兩年了,我根本得不到答覆」;她說「領導哪有工夫看那些呀,連我們都沒工夫看」。她收了材料就要走,我提醒她要回執,她又笑了,在一張小紙上籤了她的名,看得出,有夥伴約她外出,正急著要走。
昔日的同事已是省人大秘書長,談及往事,他說:「你小子是因禍得福,還不滿足啊?上什麼訴?我可以把你的材料直接遞給書記,副書記。其實副書記你也認識。但是,我保證他們誰也不會管這個事,一是因為事情太小,一個警告算個啥?二是得罪前任是官場的忌諱。...」這次,是我無奈的服了。
其實,那幾天,好幾個省府大員就在我旁邊消遣,(我住的是五星級酒店)只是不方便打招呼而已。我其實也就是想看看,十年來,他們有什麼上進,結論是:肚子和官腔都更圓了。
後來,到北方看一個水電站的招商項目,接待我的是縣水利局副局長。可能是中介人級別太低,他一面應付我,一面打各種電話,最後讓辦公室主任領我們到現場轉了一圈,最後到他老婆開的飯館吃飯,並狠宰了我們一把。臨走時他從另一個房間醉醺醺地出來說:「啊,原來你們是真有實力來投資的,他們沒說清楚,下回吧,我讓縣長接見你」。我說:「謝謝,請轉告訴你們縣長,你們的招商環境太差,是三星級酒店五星級價格一星級服務。你接待的挺好,就是不熟悉情況」。
唯一讓我留戀的是友情和親情。那繁絮地話語,理性和非理性的應酬,滲透著關心和摯愛,但我最關心的還是他們身處的環境:靠勤儉去節省每一個銅板,再付給莫明其妙的收費。難怪他們不得不小心眼兒的算計。
回途時,躺在飛機的座椅上,忽然想起魯迅的故鄉里的話:老屋離我愈遠了;故鄉的山水也都漸漸遠離了我,但我卻並不感到怎樣的留戀。我只覺得我四面有看不見的高牆,將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氣悶;
我也知道,我在走我的路。很想哭,卻又不知道對誰,只能酸酸地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