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來滑稽,我也是演過戲的;1959年遼寧人藝排練楊沫的「青春之歌」,就近從我所在的19初級中學挑群眾演員,我們二十幾個高個子的男女學生都成了獵物,工作就是最後一場的反帝大遊行。動作也很簡單:先左右穿梭再會在一起的踏步,隨著主角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就謝幕了。後來聽說有個男生被舞台監督罵了「你怎麼把法西斯的徽章別衣服上啦?!」其實,懵懂的學生懂啥?既熱鬧又被誇愛國的事,就是打破腦袋也是要搶著乾的。如今我又看到大戲子明星們紛紛抗議南海裁決的新聞,使我深深體會到愛國和演戲的無間道。
來美國前,我一直相信「愛國就是聽黨的話」,所以從小到大參加過無數次的遊行集會,喊口號。從迎接蘇加諾,西哈努克,伏羅希洛夫,到聲援黑人兄弟的天安門集會,再到文化大革命的早請示晚彙報忠字舞語錄操,四十多年一直愛國愛得不行。直到8964看到坦克車碾壓學生的圖片,我才發現上當了。共產黨不是中國。
1840年的鴉片戰爭是以林則徐被流放,滿清政府賠款結束的;1919年的五四運動確是以引進馬列主義這一精神鴉片開始了。無論是物質的還是精神的鴉片中國人都沒有抵制的能力,因為幾千年的奴化教育使中國人徹底被降服於做奴才的境界。我們迷信領袖,崇拜個人,希冀天王老子的開恩。本來國際歌唱的是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我們偏偏能把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大救星和它混聲搭配還一點兒也不覺得矛盾。封建皇帝的朕就是國,和共產黨的黨就是一切沒有區別,我們卻偏偏得無時無刻地頂禮膜拜。
麻木的感覺是幸福的,只要主人誇我一句「你不錯」,我就覺得離開黨我連一分鐘也活不下去。偏偏我遇到了另一個狀況:自以為是的我認為自己得到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真髓: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抓貪官抓到領導的親戚,反貪腐反到省長和書記,我被逼到了絕境,一個「比照挪用公款」的莫須有的罪名,剝奪了我的職務,護照,房子。連中紀委這個共產黨最高能講理的地方,也勸我「忍下去,等平反」;而我在官位時都找不到講理的地方,我被視為「罪民」的時候豈不是隨時都可以被害我的人斃命?
倒是在香港工作的經歷和身份使我很容易地到了美國。慢慢我才意識到自己的真正身份是站立的人。愈加感到如同演戲一樣的愛國是何等地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