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可親

送給黨爭一盞燈,莫把反腐當運動。

作者:異域堂  於 2016-3-18 01:39 發表於 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文史雜談|已有3評論

記憶中的共產黨不是現在這樣的,當然這記憶也是被洗腦和修飾過的,但是起碼那裡還有信仰和追求。本想查看一下我的老家歷任領導還有幾個不是壞蛋,卻發現了如下這篇文章,因為都是同時代的人和事,所以有些感動,抄錄下來。作為我對觀察朝中黑暗的爭權奪利的一盞油燈。
附錄:原遼寧省省長杜者蘅生平簡介:曾用名杜友蘅。奉天(今遼寧)開原人。1909年11月27日生。
       早年先後在省立第一工科學校、奉天迪化英文補習學校、東北大學附屬高級中學讀書。
九一八事變后,曾返鄉在金溝子組建「義勇軍大刀會」進行抗日活動1933年夏赴北平復讀。1936年6月畢業於東北大學經濟系。同年9月,赴西安參加東北抗日救亡總會,在東北軍總司令部工作。12月,參加了西安事變。1937年七七事變后赴華北抗日前線,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連指導員、營教導員,后調任冀西專署專員,晉冀魯豫邊區政府糧食總局局長。抗戰勝利后,奉命回東北工作,1948年7月,任遼寧省委常委、省政府副主席。1950年參加抗美援朝,任中國人民志願軍後勤司令部副政委。回國后,歷任東北人民政府農業部部長、財委副主任,中共遼寧省委書記處書記,遼寧省省長。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1958年開展的整風運動中,被定為「反黨宗派集團」成員,下放到瀋陽拖拉機廠任副廠長。1975年11月8日病逝於北京,終年66歲。1979年經中共中央批准為其平反昭雪,恢複名譽。

 回憶繼父杜者蘅


1958年那個發生在遼寧省的冤案錯案——「王錚、杜者蘅、李濤反黨宗派集團」案,作為一場重大的政治事件,家喻戶曉。當時,我正讀小學,便知道了杜者蘅這個名字,依稀知道這位遼寧省第一任省長,省委書記處書記,因為種苞米犯了錯誤,是遼寧省「反黨宗派集團」的主要成員。但當時我絕想不到,這位赫赫有名的「苞米」省長,竟在6年後成為我的繼父,對我正在形成中的人格產生終生的影響。
    一、初識繼父
    那是1963年春天,是中國三年經濟困難時期的最後一年,飢餓的陰影還籠罩著人們的日常生活。人們在難耐的飢餓中不時提起那位「苞米」省長,甚至有位教師在全所就讀的瀋陽20中學的課堂上對學生們說:「遼寧這塊寶地特別適合種苞米,高產!如果1958年後一直種下來,不至於挨那麼多餓,死那麼多人!」後來知道,這位教師因課堂上散布這種說法而受到黨組織的嚴肅批評。不過,由此也可以看出,當時那場政治運動的影響,在遼寧人民的生活中曾是何等深遠。
    一個周日的上午,陽光和煦。時任遼寧省輕工廳副廳長的母親張建軍,吃過早飯後便匆匆走了。等我和弟弟凱斌坐在餐桌旁吃飯時,與我們同住的大姨在我倆身旁坐下,盯著我的眼睛,語氣嚴肅地說:「一會兒要有一位重要客人來,你倆不許淘氣,要有禮貌!」我歪著頭,敲著筷子,看著她,覺得大姨的神色很好笑。大姨接著說:「這個人可能會成為你們的爸爸!」我和凱斌愣愣地看著她,她又湊近我們,壓低聲音說道:「他就是那位苞米省長杜者蘅,一會兒你們要叫他杜叔叔!」我一時無話可說。
    中午時分,未來的繼父到了,他身材不高,有著當時大幹部差不多都有的將軍肚,濃眉、明目、方臉,有一種令人敬畏的氣質。他拉著我和凱斌的手,讓我們在他身旁坐下,詢問我的學習情況,洋溢著慈祥的歡笑。當從母親嘴裡得知我的貪玩與頑皮時,他竟笑得前仰後合,說頑皮能出點子那也是創造也是聰明啊,把這份創造與聰明用到學習上,那就有大成了!並轉向母親說,他當年念書時就是個不循規蹈矩的學生。
    那次繼父沒在我家吃飯,臨走時給我和凱斌各送了一份禮物,記得我的那份禮物是一個緞面日記本,一支英雄鋼筆,這在當時是很珍貴的禮物了,珍貴得有些奢侈。還有一雙我夢寐以求的回力籃球鞋。
    那年7月,他正式成為我的繼父。暑假,他的女兒杜穎來到我家,接著,小兒子援朝、大兒子東臨,也先後來了,我們以恩愛的母親和繼父為核心,組成一個和諧家庭,彼此都不稱兄道弟,而是直呼其名,至今也是如此。對於母親和繼父,則在一段時間后共稱媽媽、爸爸了。
    二、書生意氣
    繼父是當年東北大學的畢業生,這個學歷在當時的革命隊伍中屬於高級知識分子。高級知識分子而能衝鋒陷陣,帶兵打仗,自然很快就成長起來。他是鄧小平的部下,在扼守太行期間,率部打過幾次硬仗,被同志們稱為「杜大膽」,時任129師政委的鄧小平同志也稱讚他說:「一個大學生,作戰這樣勇敢,真不簡單呀!」繼父脾氣倔犟,說話率直,認準的理絕不輕讓,當時的戰友們又稱他為「杜倔子」,這些情況都是後來為繼父抄寫寄給中央的申訴信中才知道的。
    繼父的戎馬生涯並沒有淡化他的書生本色,他酷愛讀書,精研馬列,滿書架的馬列全集,他不僅一本本地細讀,而且都有圈點與眉批。聽母親說,繼父經常指定篇章要她讀,寫下心得,兩人討論。在我的記憶中,繼父在檯燈下拿著放大鏡逐頁讀書的形象極為深刻,那些紅藍鉛筆寫下的眉批,那個久經使用,鏡片鬆脫用線繩纏緊的放大鏡,時常喚起我對於繼父的追憶。繼父有直接閱讀英語的水平,書架上的牛津英語詞典是他常翻用的工具書。繼父的歷史知識與地理知識也很淵博,他對先秦典籍有深刻的領悟,對楊榮國、馮友蘭的著述,也都能談出自己的看法。他曾給我講過孔子,講過秦始皇與漢武帝,繼父談這些史事的語氣並不慷慨激昂,而是象講故事似地娓娓道來,常舉些現實生活中的事例加以說明。這對於正讀中學的我是極有影響力的,非常感嘆他的學識!有一次,我就當年在農村倡導種苞米的事問繼父,他笑著說:「50年代遼寧的糧食產量不高,能不能讓家家戶戶有足糧可食,這是第一位的大問題,要先吃飽后吃好,遼寧的土質情況適合種苞米,苞米又耐寒、抗澇、高產,這是有大量的調查根據的。」他引用明史中築城積糧以強國的經驗加以說明。我對此所以留下深刻印象,是因為繼父所說的築城積糧以強國,與幾年後毛澤東發揮明史所提的「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正相應和。
    繼父幾乎每天都練習書法,專攻魏碑,每天的遼寧日報,參考消息,是他演練書法的紙張。文化大革命期間,在備受壓抑的情況下,他每天書寫不輟,我們幾次提醒他有領袖像的版面不能書寫,他就在參考消息和各派辦的小報傳單上寫。可惜的是繼父的墨跡沒有留存下來,留下的只是他站在寫字檯前俯身書寫的身影。
    三、冤而不沉
    繼父的冤案起於當時省委省政府主要領導間工作意見不一致,工作意見的不一致被上升為政治態度,置放在當時的政治大環境中,就有了「反黨宗派集團」的判定。1978年9月份鄧小平來遼寧視察工作時,專門提出為此冤案平反,指出當時省委省政府主要領導間工作意見不一致是正常的,「反黨」一說絕不成立。由此,繼父的政治聲譽得以恢復,歷史功績得以肯定。
    然而,令我長時間感慨不已、長嘆不完的,是繼父那臨逆不萎、蒙冤不沉的精神,在這種精神中我體會到一種強烈的浩然正氣。
    繼父蒙冤下放到瀋陽拖拉機製造廠任副廠長,從我結識繼父,到他辭世,他始終把自己看作是這個廠子的工作人員。每天早晨興緻勃勃地去上班,晚上拖著疲憊的身子歸來,在家裡的餐桌上,與家人的閑聊中,工廠常常是他談話的主題。他特別愛談那些工人們如何關心廠子、如何關心他的事,他房間寫字檯的玻璃板下、書架里,到處可見各種拖拉機產品的照片和畫頁。從對於廠子的傾心與投入,無法能想象到他是一個蒙冤下放的省長,他就是與這座工廠休戚與共的副廠長。

    繼父在國家各部委有很多老戰友,他們都肩負要職。所以,當拖拉機廠遇到困難需要向上級說話時,繼父便承擔起向上聯絡的任務。我熟悉繼父因工廠難題得不到解決時的焦慮,也熟悉他每完成一次出使任務時那種由衷的歡愉!母親不止一次地對我說,你爸是個不知愁的人,那麼大的冤屈壓在身上,又那麼樂觀地工作,這才是革命者的氣魄!母親的話語間充溢著尊崇之情。

    繼父對自己的冤案充滿昭雪的信心。他多次說,共產黨是實事求是的,這個案子一定會翻,或遲或早,事在必然!他不曾在莫須有的罪名下屈從,不做違心的認錯與致歉。他對我說,做人須磊落,沒有錯的要敢于堅持,不能為了一時的利益而放棄原則!這些他經常說的話,化入他一封封寫給黨中央、中央領導的申訴信。申訴信字跡要工整,我因字跡工整而擔當起部分申訴信的謄寫任務。每次當我把寫著毛澤東主席收、周恩來總理收、鄧小平總書記收的信拿到郵局前的郵筒投寄時,總是激動得心跳,不安地四顧,因為畢竟是給國家的最高領導人發信啊!然後在返回家的路上,我便不斷地想象,郵局的人見到這些信會怎樣,這些信怎樣郵到北京,領導人是否會看這些信等等。而回到家,總是能看到繼父坦然地坐在那裡,或是讀書、或是寫字、或是談笑風生地說他的廠子。
    今天想來,繼父對他冤案的坦然態度,來於他磊落的襟懷,來於他的一般人無法達到甚至難以理解的人生信念與革命信念。
    四、錚錚鐵骨
    文化大革命是腐蝕靈魂的災難,也是展示靈魂的時空場所,怯懦、奴卑、冷酷、兇殘、善良、堅強,各種平時深藏不露的品格,都在這場浩劫中表現出來。我對繼父的人格了解與深厚敬意正是得於這場災難性的運動。
    繼父以蒙冤者與工廠領導人的雙重身份,使他無論在全省造反派活躍的大環境中,還是在拖拉機製造廠的小環境中,都成為運動的重點對象。1958年震動全省的「反黨宗派集團」案,成為造反派批鬥當時省級走資派的難得材料,這些材料如果能帶上蒙冤者的復仇情緒就更會有變本加厲的效果。作為可以掏出這類材料的理想人物,不同名頭的造反派們,不約而同地鎖定了繼父。一時間,繼父成為遼寧省三大造反派——「遼聯」、「八三一」和「遼革站」爭取的焦點人物。
    一段時間,每天都有造反派的頭目前呼後擁地沖入我家,繼父被圍困在他的沙發上。他們都同樣地宣布所謂「反黨集團」案是一場顛倒黑白的冤案,是走資派對於革命派的迫害,並表明他們要徹底翻案的決心。我聽得熱血沸騰,以為這是繼父平冤昭雪的大好時機,然而繼父卻沉默著,只向造反派們提供了1958年處理此案的省委決定,至於前因後果,其中恩怨,則閉口不談。我問繼父為什麼不向他們講述更細一些的情況,繼父堅定地說這裡有組織原則,平反冤案是黨組織的事,不是造反派的事,冤案要翻,但不能這麼翻。
    繼父的不合作態度令造反派們惱羞成怒,翻案的信誓旦旦轉為圍攻、謾罵、推搡、威脅。繼父幾次被造反派們強行帶走,幾天杳無音訊,母親便帶著我們四處奔波、尋覓。記得1967年冬季的一個下午,我和一位同學在自己房間里下棋,忽然聽到院外汽車聲、院里零亂的腳步聲及房門被用力拉開的震動聲,然後便是繼父厲聲喝問:「你們要幹什麼?」我趕緊衝出來,在走廊里看到繼父被幾個造反派押著帶出院去。外面北風呼嘯,繼父光著頭,白髮在北風中飄散,我急忙抓過衣架上的棉帽擠出門去。看到繼父已被他們推上敞蓬卡車,我不顧一切地衝過去,喊著:「爸,帽子!」繼父回過身來,注視著我,說不準是告別還是叮囑,但絕沒有驚慌與恐懼!我把帽子扔過去,但車開走了,帽子在風中飄落。繼父那在瞬間投來的目光,深深的印記在我的腦海中。
    1968年9月份,繼父已經被關在瀋陽拖拉機廠里很長時間不準回家了。我和杜穎作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在奔赴康平縣的前一天,帶著告別的心情來到拖拉機廠看望繼父。當時繼父被關押在車間隔壁的一間小平房裡,一個造反派模樣的人把繼父帶出來,我第一次看見繼父因不準刮臉而留下的一寸多長的絡腮鬍子,鬍子是白的。曾聽母親說過,繼父在抗美援朝期間任志願軍後勤部副政委,長期鑽山洞,才白了頭髮和鬍子。這時,繼父隔著圍欄站在我們面前,笑著說他挺好,每天干力氣活都是工人代他干,並叮囑我們,到農村去你倆要相互照顧。從繼父疲憊的眼神里,我知道他不願讓我們知道他的困難處境,我看到的是滿臉的慈愛。
    五、兒女情長
    母親張建軍在她的回憶錄中說,與繼父共同生活的幾年,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幾年。
    繼父辭世后,母親曾指著卧室寫字檯上的電話對我說:「你爸爸每次外出,每天都要打幾個長途電話回來,告訴我按時服藥,告訴我注意休息!」說話間熱淚湧出,充滿了懷念之情。
    文革前那幾年裡,只要有時間,繼父和母親總是在一起閑談、一起就餐;一塊兒上街買菜購物、一塊兒拜訪同事戰友。他們在一起,好像有說不完的話!在那幾年裡,我幾乎每天都能看到母親的臉上洋溢著明朗與歡愉!那明朗與歡愉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灰暗日子裡也仍然存留,只要他們坐在一起,談在一起。母親曾回憶過繼父與她一起作為走資派被「保護」在瀋陽軍區的那段日子,他們被隔離開看管,當時母親情緒很低落,繼父總是能想辦法來到母親身旁,哪怕幾秒鐘,說一句話。一次,繼父看出了母親情緒不好,加上社會上不斷傳來老幹部自殺的消息,在擦肩而過時,繼父遞過一張紙條,上面寫著:「堅強地活著,一切都會好起來!」母親常說,是繼父這張深情的紙條使她堅持了下來。
    繼父對孩子們充滿了愛,他愛的主要方式是和我們聊天,給我們講述他在前線打仗的往事、講述歷史故事;講馬克思和燕妮、講列寧和他的夫人,也談論詩詞書法等。記得有一段時間杜穎患了角膜炎,繼父便每天給她用藥水沖洗,扶著她的頭,一點一點地滴,一遍一遍輕輕地擦洗,那種耐心,那種細膩,非親眼所見,難以想象這是一位曾馳騁疆場又歷盡苦難的老幹部所為!
    1965年春天我得了一次重感冒,昏迷兩天,高燒不退。這次感冒使我大悟人生,從渾噩頑皮中頓醒,從此便有了學習成績的蒸蒸日上及智能的全面開發。在那次感冒的昏迷中,我恍然知道,剛出差歸來的繼父到醫院來看我,他坐在我的病床前,握著我的手,默默地看著我。母親說,我是兩小時后清醒過來的,我醒后第一眼看到的是繼父,他睜著那雙慈愛的眼睛,看著我說:「行,你燒不垮也拖不垮,能成個大材!」多少年過去了,我總覺得我此後的頓醒感悟,是始於繼父的這句話。
    六、病塌情深
    繼父病倒了。繼父病危的消息,是母親或者東臨打長途電話,通過全所下鄉的大隊會計傳達給我的。當時我正在地里拔麥子,聽到消息我眼前一黑,過了一會兒,我轉身就往生產隊隊部跑,因為我知道生產隊有輛拖拉機要去縣城。
    我坐在拖拉機的後車斗里,想象著繼父的病情,說是病危,但那常常是安慰的話語,而實際上是噩耗!繼父還在嗎?這是我無法驅散的追問,伴著這個追問,繼父的往事接踵而來……記得上次回家,正是繼父從外面回來,他一邊換著拖鞋,一邊對我說:「就是想你們!看來真是歲數大了,你媽在彰武,你和杜穎在康平,援朝在開原,天天惦著你們,想著你們!看十幾遍《英雄兒女》了,看一遍流一遍淚,一看到戰場上的那份父女情,就受不了!」然後繼父給我倒了杯紅茶菌,說嘗嘗這個,消暑解乏!繼父說這番話的語氣我還記得,現在,他怎麼樣了呢?我禁不住陣陣地擔憂。
    回到家裡后,在我家工作十多年的保姆孫阿姨告訴我:「你爸爸昨晚突發心臟病,你媽和東臨把他送到南湖醫院,現在還在搶救!」聽完孫阿姨的話,我立刻跑到無軌車站,乘車前往醫院。這時我心情平靜些了,知道繼父還在!我怯生生的走進南湖醫院的高幹病房,繼父躺在病床上,鼻子、胸前、胳膊上插了些莫名其妙的管子。繼父這時很清醒,看見我,嗔怪地揮揮手,說:「這麼忙,回來幹什麼?」然後他轉向坐在一旁的母親:「你看把孩子嚇的!」這時我才注意到,病房裡還坐著我生父當年的警衛員呼景文叔叔,他把我拉到門外,對我說:「我差點闖了大禍,昨天到你家,看見杜省長,講了你爸當年的一些事,他挺高興的,也講了自己當年抗戰的一些事,可講著講著就不行了,這真要是有個三長兩短,不都是我亂說話嗎?」我安慰他說:「這不是你的事,我還常和繼父談起生父的事呢,他總是很高興地聽。」
    後來,繼父幾次病危搶救,當時南湖醫院高幹病房的主任姓車,叫車軾衡。按照繼父當時的身份,又正是被批鬥的走資派,是進不了這個高幹病房的,但車主任出於對繼父的尊重,擔著風險把繼父留下來,並說一旦上邊來查房,還要轉移出去,這種轉移發生過兩次,就是把病床推到走廊看不見的拐角處。由於是這樣一種身份,搶救時一些稀缺藥品便無法從醫院的救治渠道開出來。一天,車主任把母親叫到一旁,為難地說:「救治的藥方我開給你,你們得另找渠道去買,很對不起。」
    繼父高燒不退,車主任安排一位很瘦的女大夫,姓高,給父親診治后說:「再這麼燒下去,要出大事,現有的西藥控制不住了,要從速買到牛黃安宮丸或者羚羊犀角。」聽完大夫的話,母親立刻讓凱斌回到彰武縣通過關係購買羚羊犀角。我到鐵西北兩棟橋附近的特葯中心,尋覓牛黃安宮丸。當時特葯中心的負責人好像姓張,他在處方單上看到繼父的名字,立刻站起來驚呼道:「杜者蘅,老省長嗎?」然後深思片刻,對我說:「這是嚴格控制的葯,要軍代表簽字才能批。這樣吧,軍代表不在,不能等了,我就批給你一盒,救人要緊!」
    繼父高燒過後,便是嚴重的心律不齊,車主任焦急地對母親說:「老杜的病情非常危險!我知道有位老幹部從德國進口一種葯,專治他的心房纖顫,有效,他可能還有備用,求求他吧!」我現在幾經苦想,也記不起那位伯伯的名字了。只記得敲開他的家門,報出繼父的名字時,那位伯伯的激動神色,他連聲說:「那是我們的老省長啊!那葯,我還存有一些,快拿去!」那位伯伯的老伴當時很為難,說這是你的救命葯啊,伯伯揮揮手說:「拿去吧,起碼我現在還沒有問題!」當我把當時的情況告訴繼父時,他流淚了,默默地拿著那盒葯,長久不語。
    我懼怕病房裡搶救時的緊張忙亂,懼怕那監護器監護心跳的聲響。那該是我青年時經歷的最大恐懼,我恐懼繼父會突然撒手離我們而去。繼父病情有所穩定時,我們把繼父扶起來,我*在繼父身後,讓他靠在我的身上。繼父微笑著對我說:「你是我的親兒子!」我對他說:「你是我的親爸!」
    繼父病情穩定了,我也得返回青年點了。臨行時我與繼父告別,他穿著藍白條的住院服,送我到樓梯口,微笑著對我說:「我沒事,你安心回去吧!」那天,繼父身後的那扇窗子外,正壓下來重重陰雲,要下雨了。我依依不捨地離去,想不到,那就是我和繼父的最後一別。
    七、故里情懷

    繼父有很重的家鄉情懷,經常談起他的故鄉,談起他在那裡度過的童年與少年。他說那裡有兩道山樑,登上山樑能看到大片糧田,翻過山去順著道往前走,就是開原縣城。他說他的家鄉產蒜,那蒜辣味十足,名震遐邇,鐵嶺蔥,開原蒜,遼寧一絕。繼父不止一次對我說這些故鄉的事。
    繼父對故里親屬與鄉親格外熱情,在繼父的熱情款待中,我結識了與繼父一脈又與我同輩的乃佐哥、道佐哥,他們每年都帶著鄉間土特產而來,每次來都與繼父暢談家鄉的往事與新事,繼父聽完后,經常前仰後合地笑,並讓故里來的親戚把這些事講給我們聽。
    我在繼父的故里情懷中,找到了繼父革命生涯的鄉土之根。繼父當省長時,曾在遼南蓋縣當時稱作太陽升公社的地方蹲點。或許,繼父當年大種苞米、先吃飽后吃好的發展農業的構想,就是從那裡產生,當時的情況繼父沒有對我說過。全所看到的是幾年之後,繼父早已離開了省長的職位,太陽升公社的基層幹部、父老鄉親,仍然不斷地來到我家,帶來他們的土特產,來陪著他們的老省長嘮些鄉里的家長里短,嘮他們的收成,嘮他們的期待。我曾看見繼父送一個挽著褲腿的中年漢子到大門外,回到屋后,面對那漢子送來的一筐果蔬,深情地對家裡人說:「他是我蹲點時扶植起來的大隊幹部,58年批判我時他也受到株連,吃了不少苦。」然後又感嘆到:「我這個老杜呀,也連累了不少人呢!」
    八、天訣地別
    繼父辭世於1975年11月8號凌晨。病因,心臟病突發。地點,北京前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部副部長魏振武叔叔家裡,當時的政治氣候是,冬末春初,寒氣猶重。久蹲牛棚的繼父,帶著可以回家的輕鬆,由母親和大姨陪同,前往北京,懷揣第二天暢遊十三陵的美願,安然地離開了這個世界。
    當時我作為縣政府工作隊成員正在康平縣山東屯公社工作,正待下生產隊,工作隊長韓銳叫住我,說:「電話傳來你家裡來的電報,你父親去世了,讓你速歸!」
    我一路顛簸一路流淚,奔赴回家,杜穎已經從青年點返回,東臨、援朝、凱斌前一天都去了北京。
    幾天後的清晨,瀋陽南站。我從未感受到那樣的寒冷,北風如刀,裹挾著冰霜透入我的肌骨。在接站口,我遠遠看見母親在援朝、凱斌的摻扶下緩緩的走來,東臨抱著藍色包袱皮中繼父的骨灰盒。我迎住母親,她哭喊了一聲「你爸走了!」就抽泣著彎下了腰。我從未見過一向剛強的母親此時是那樣瘦弱,那樣無力,那樣絕望,那樣萬念皆灰。我扶起母親,把目光投向繼父的骨灰盒。我這才確信,那個全所仰慕、全所依偎的精神巨人,我的歷經磨難的繼父,真的與我們天訣地別了…… (史金龍整理)作者:高凱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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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評論 評論 (3 個評論)

回復 前兆 2016-3-18 03:56
像這樣的冤案知多少?社會主義社會的官與官之間的人際關係就是這樣的嗎?
回復 異域堂 2016-3-18 06:15
前兆: 像這樣的冤案知多少?社會主義社會的官與官之間的人際關係就是這樣的嗎?
封建專制社會的官只能是這樣的。號稱共產主義的共產黨一旦掌權以後就暴露了山大王的嘴臉。
回復 Arnika 2016-3-18 17:16
直到現在,玉米還是我家鄉的鐵桿莊稼,今年玉米賣9毛3一斤。
如今這樣的人,尤其這樣的幹部,基本見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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