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世道真奇妙,鹹魚翻身。
儘管文革批判了譚立夫的「反動血統論」,但是權貴階層和平民階層的活動範圍和上升空間還是有天壤之別,文革後期紅二代們紛紛投筆從戎,為後來的掌權奠定了基礎;而平民知識分子只能在階級鬥爭的底層掙扎。滑稽地是一些不學無術的「無產階級」者們,卻在卑賤者最聰明的幌子下,自豪地做起了奴才頭。我所在的半導體研究所就是這樣。全所260多人有80多個大學生,80多個中專生,而領導班子五人中卻只有一個大學本科,還是進修的調干。所有研究室的負責人幾乎都是「大老粗」當組長,大學生當骨幹。我後來所在的218研究室,負責人就是部隊炊事班負責養豬的副班長轉業來的。而601研究室的負責人原來是黃金學校的理髮員。
我的「內控」身份,很快曝光,引起了所領導的鄭重討論。一種意見是送總廠鉛冶鍊車間勞動,一種意見是「內控」使用,但不得涉及保密崗位。所工會主席老鄭在會後又像正式談話,又像泄密地告訴我:你不知道,我和你爺爺是同鄉,他就是個農民,咋成反革命了呢?我主張你還留在所里幹活,將來干好了,我再幫你說話。就這樣,我先在「超凈水組」幹活,因為在煤礦當過鉗工,所以拆裝「電滲析」設備和安裝交換樹脂設備等都手到擒來,很快得到了工段長的信賴。
順便說及,這個研究所其實就是有色冶鍊廠的雜貨鋪,因為總廠有稀有,稀土和貴重金屬的副產品,所以趕時髦的知識分子們就在,三五,二六族化合物上動起腦筋,而這些東西,又多應用在核反應,紅外製導及通訊設備上,所以顯得很神秘了。了解了這些情況以後,我開始惡補冶金化學的知識,經常跑到東北工學院的圖書館里翻閱資料,並藉助詞典翻看一些俄文的科技消息,慢慢就不那麼外行了。
就在我熱衷專研業務的時候,忽略了對孩子的照顧。研究所因為佔據了黃金學校的一切,所以,工廠,宿舍,託兒所,幼兒園,醫務室統統在一個大院子里,儼然是個小王國。一天中午妻子告訴我:丹丹早晨一去就被阿姨綁在便盆上,中間我去餵奶時,還在便盆上,都睡著了。幾天後又發現孩子的臉上有細細的血痕,說是小朋友不小心抓的。於是我和妻子商議「反正你的奶水也不足,不如把孩子送我媽家照看吧」;妻子儘管也不舍卻也解脫了許多麻煩。於是丹丹開始了和爺爺奶奶一起生活的日子。後來因為老二的誕生,丹丹就一直在奶奶家長大。
歲月儘管艱辛苦難,奮鬥的人總有奮鬥的樂趣,我先後被調換過四五個崗位,業務越來越熟練。因為每一個品種都是一個小工廠的雛形,從原料的加工到產品的生產流程,甚至包裝都得我自己來完成,這也鍛煉了我的組織能力。領導們似乎沒忘卻對我的監控,每逢年終評選先進生產者時黨小組長都會以階級鬥爭為綱地把我推為「革新能手」,而他登上「先進生產者」的席位。可他,除了抽煙和擦地以外,啥也不學,也不懂,而我只能默默地積累著我上爬的潛力。
俗稱「要想走後門,就得認識人。」我其實認識一個大官;他是我奶奶的娘家侄兒,我叫他「老叔」。是九一八前參加革命的,曾經是東北大學的學生會主席,後來是遼北城工部的組織部長,解放以後先後當過瀋陽市委秘書長,副市長。但我們基本沒有來往。記得文革前,父親領我去過他家一次,老嬸(市城建局書記)很冷淡,老叔也只是寒暄幾句就把我們打發了。文革以後,他們兩口子都成了黑幫,兩兒兩女還在中小學讀書,一次我從北京放假回來,父親囑我前去探望,恰是他家最困難時。父母都走了「五七」,於是我就幫弟弟妹妹們安置些日常生活,他們也拿我當個大哥,慢慢就真成了親戚。後來他們夫妻先後返城,雖然沒有安排工作,卻也不再受氣,一次閑聊老叔告訴我「你們總廠的張書記,原來是我的勤務員,你可以背後代表我去看看他。」我說「可是大家都叫他老冒,是冒牌黨員和叛徒,現在還在被看管勞動。」老叔說「沒那麼回事,我可以證明他是真黨員,沒有叛變過。」
於是我偷偷地見過「張書記」,他也偷偷去老叔家,驗證過我和老叔的關係。
1974年軍工項目下馬,我被派去修地鐵;1978年「撥亂反正」,老叔和張書記先後官復原職,一天,我從地鐵下班回來,一進宿舍樓就被接二連三的打招呼弄懵了。妻子笑呵呵的告訴我「今天張書記來視察研究所,特意去我們24工作室看我,讓我告訴你,別在地鐵幹了,回廠幫他。大家都說你原來是高幹子弟,瞞了這麼久。」我五味雜陳,不知道該說什麼。原來「要想走後門,就得認識人」的俗語果然在我身上應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