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兒·丹（二）

二·女兒在撕裂的環境中誕生

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洗禮，我們這一茬大學生已經徹底變成了黨的馴服工具，「做塊磚，任黨搬」是我們必須也只能執行的信條。

1968年十月九日，結婚後的第九天，我就送妻子YA登上了北去的火車，她要在「老萊50軍農場」接受解放軍大學校的訓練，時間未定；而我則回到了煤礦繼續接受工人階級的再教育。唯一的聯繫是每個月一封思念的信，那辭藻都是最冠冕堂皇的鼓勵和教育，只有隱約可見的淚痕，訴說著不敢說出口的話。一年半間我去看過她兩次，第一次是我休探親假，第二次則是我被礦石砸昏工傷后的「獎勵」。她也因病住進了解放軍202醫院。那時候，相見就是幸福看不見未來。又過了半年，訓練結束她被分配回瀋陽工作。

瀋陽是我出生的地方，當時的家卻是四分五裂的：父親因為「寫反動標語」被發配到遼中縣汽車廠勞動，弟弟下鄉到開原的知青點，我在煤礦，YA在黑龍江農場。只有母親留守瀋陽。YA的全家也是瀋陽人，父親是學會計的，抗美援朝時參加志願軍去過朝鮮，後來是連級轉業幹部，被分配到市建築公司當財務副科長。母親是大集體藥廠的工人。本來她家的政治條件還算可以，卻因為四清運動時，他父親向黨交心時說過「堂伯父是國民黨官員，解放前曾經口頭許諾保舉我當國民黨的上尉軍官，因為解放了，沒有去成。」所以文革時被內定為「國民黨的殘渣餘孽」，全家被下放到溝幫子農村改造思想。

我父親因為「寫反動標語」被「內部專政」的事，他自己卻不知道，還是我在煤礦的指導員因為沒批准我的入黨申請而透露的理由。我立刻查實了真相：1963年冬，為了支援石家莊的抗震救災，汽車隊派我父親出差半年，當時母親有病，我和弟弟都在讀書，父親向工會申請救濟15元給母親留作家用，結果被拒，鬱悶之下和黨小組長王朝元訴苦，王組長深表同情地說「領導們都是飽漢不知餓漢飢，吃餃子看不見喝湯的。」文盲的父親覺得這話很對脾胃，就一邊請教這些字怎麼寫一面用粉筆在飯桌上寫下了飽漢不知餓漢飢的話，結果那王組長轉身就去舉報我父親寫了「反標」，並把此事入了父親的檔案。於是，文革時父親被定為「階級異己份子」剝奪了所謂的政治權力，其實就是不能聽文件傳達。父親本來就不懂政治，所以也不以為然；不料卻成了影響我「進步」的關鍵。

YA一回瀋陽就被分配到「保密車間」工作，本來瀋陽只有母親一個親人，應該和母親同住。卻因為要和我家劃清政治界限而住進了工廠的集體宿舍。只有我回家探親的日子她才來我家，為此自然增加了婆媳矛盾，也惡化了夫妻關係，而YA的父母均在鄉下，她的鬱悶只能自己忍耐，偏偏這時懷孕了。

分娩在即，我和母親一直在醫院守候。YA很顯懷，大家都覺得孩子會很大，擔心會生產困難。YA更害怕，老是悄悄問我「生產時你能在我身邊嗎？」我笑笑答「一群女的生孩子，能讓老爺們看嗎？」她沒笑，卻哭了。果然進產房不到數分鐘，護士就慌忙出來說「你老婆子癇了，不能生了。」並把YA推回了病房。我知道，子癇就是妊娠高血壓和精神因素造成的抽搐和昏迷，她進入了生死關頭我卻無能為力。

不知道經過多長時間地搶救，孩子終於在病房誕生了，三斤二兩的女嬰立即被送到了早產兒的保溫箱。我也麻木地成了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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