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89年初經深圳去香港的。雖然88年去過一次,那是有人接機和安排的。這次常住,一切都靠自己了。
一下紅磡輕鐵,我就迷失了方向,徘徊在幾個公交車站之間,不知道該搭哪路車去中環,見幾個港大的學生去問,卻沒有一個懂得「中國話(普通話)」的,嘰里呱啦的英語,我又一句不懂;終於看到有掛中環終點的牌子,忙擠上去,才好不容易的找到「單位」,接待我的老者,也遠沒有了第一次見面時的笑容,只是冷冷地告訴我:老總在午休,你坐待吧。我想給家裡打電話報平安,也被拒絕了「因為電話費是要記賬的,你還沒有帳號。」我只得跑到同學處去「訴苦」,他們是更早由更高部門派出的「商人」笑道「這就是香港人的習慣」。確也給我上了一堂資本主義社會的實習課。
因為是做公家生意,所以很快就有了利潤,忽然發現從那接待我的老者,到公司老總對我都充滿了「甜蜜」。尤其是財務部經理,特意請我吃飯,還拉來了日本三菱銀行的客戶經理作陪。原來我只用18天就還回了銀行的幾百萬美金的貸款,他們覺得是「奇葩」。我替同事還清了20萬港幣的「日常費用」的行為也讓他們「讚歎」;至此,我對香港人的了解還是一片空白。唯一有印象的是,在商業往來中,「老闆」間吃吃喝喝是習以為常的事,偶爾請員工吃一頓,他們卻是那麼「欣喜若狂」。滑稽地是我這個老闆月薪才2700港幣,員工卻要3200起價。向港英政府報稅時說我的工資上萬,具體是多少我不知道,但是當我二次開公司時,稅務部門卻通知我要補交所得稅50000港紙。我跑回原單位問是怎麼回事?他們只笑笑說,沒關係,我們替你交吧。
賺錢后,我的待遇也提高了,新調的宿舍既有空調還有吸濕器,淋浴室也加了澡盆。最想不到的是屬於太子黨的同學還送給我五萬港幣的「生活費」,代價是我在香港不可以經營煤炭,因為他太太(也是同學)是做煤炭生意的。
這一切我都接納了,並構築了我對香港的印象:拜金,小氣,禮貌,無厘頭。老實講至今我也看不上周星馳的表演:誇張加無聊。我在三不的律條中(不揣錯錢,不走錯路,不上錯床)過著「表叔們」(香港人對我們的稱謂)自己的日子。
忽然,北京出事了;電視和報紙鋪天蓋地的全是天安門的報道。而香港新華社(港澳工委)卻沒有什麼指示。我們按照自己的想法揣度當局,白天一本正經的上班和打麻將,晚上偷偷跑去中環碼頭看香港人的表現。每個人回來時的眼睛都經常是紅紅的。終於,我被電到了。七號風球的夜晚,數萬港人遊行支持北京的學生。連續幾天上百萬人的集會呼喊著中華民族的聲音:打倒鄧李楊!為死難的學生報仇。
我忽然意識到,原來我和他們才是同根同種的中國人。
在中國漢族的歷史上,有兩次異族統治,都被儒家學說同化得消化了。唯一這次是馬列主義學說佔領了儒家學說的地盤,60年後才發現,那馬列主義的學說不過是西方文化的二貨,最終還是被封建主義置換了內容。奴才文化真他媽的不可戰勝。
當時香港也有代表民意的三個人:鄧李楊。嫌英國政府給的50萬英國國籍太少了,幾次跑到倫敦去請願,他們說「香港人不是想到英國來居住,因為幾百萬人來英國即使坐飛機也要排隊幾十年,我們只是想得到安心,一旦共產黨翻臉了,我們或許會得到英國政府的保護。」這種赤裸裸地叛國行徑我居然覺得可憐與同情,甚至暗地裡因為自己沒有資格申請英籍而羨慕,因為它打破了我愛國必須愛黨的樊籠。
1996年,經某名人的介紹,北大某系想聘請我當客座教授。考核談話的題目是:你怎麼看鄧小平提出的在中國建50個香港的指示。我笑笑回答「毛澤東曾經指揮大鍊鋼鐵,說如果我們每個人生產一噸鋼,那就是6億噸了。」其實他們要的不是客座教授,是賺錢多一條門路。
香港的「一國兩制」,已經演17年了,似乎還有33年的殘喘。然而利用政治和政權賺錢的大亨們和太子黨們都賺得直打飽嗝,開始轉移資本去新的地方了,港人的工資也翻了一番。可是總幻想自由的叛國者們和總幻想獨裁的治國者們分歧越來越大,聽說要上演「佔中」和反佔中的戲碼。我擔心六四又會重演。
出爾反爾從來就是政治家與時俱進的產物,想當年西藏和平解放時,那制度也是要保持多少年不變的;1956年對資本家的贖買政策也是要20年不變的;結果被裹挾的人們還不是只有喊萬歲的歡迎改變?政治流氓和生活流氓都是靠欺騙得逞的,唯一不同的是前者還可以殺人不償命。
國家是什麼?普京和馬英九都有論述,國家就是為公民福祉服務的機器。當國家成了一小伙人分贓的工具時,無論打著何等莊嚴的名稱,它都只是個屁。
我酷愛生我養我的那山那水那人,那才是我心中的國家。如今那只是個需要清理的垃圾山。
我建議香港人還是別去佔中而做順民的好,因為皇后大道也是可以跑坦克的。別忘了,二十五年前血染的風采後面是天安門母親們長年凄苦的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