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載,性奴們在被解救之前因為爭風吃醋打死過同伴,被解救以後又紛紛為「大哥」講情,說好話;好多後生們因此認為她們變態,我卻覺得一切都很自然,因為上億上億的中國人就是這麼表現過來的。
1966年6月1號,康生代表毛澤東力挺了「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之後,「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群眾運動就被運動開了。長期經過各種政治運動而被打擊,迫害與熏陶的大小知識分子們立刻以無比的政治狂熱開始表現自己是多麼徹底的無產階級革命了,紛紛打起「造反派」和「保皇派」的亂仗。當時我在北京礦院讀大四,也和幾個同學跑到設在中山公園的「北京新市委接待站」反映工作組「不支持革命的問題」。在劉少奇「引蛇出洞」的指示下,6月22號,地質學院貼出了薄一波的「反對工作組,就是反對黨中央。」的電話指示;6月24號晚又播出了人民日報社論:黨的陽光照亮了文化大革命的道路。於是全北京的大中學校都緊閉校門開始「反妖風」「打攔路虎」「抓反動學生」的運動。我們採礦系有63名黨員被開除黨籍,840多名學生被列入黑名單。我因為家庭出身「不好」還去「告」過工作組,所以被列為全校的反動學生,從7月3號到7月8號幾乎全是攻擊我的大字報,7月8號晚還專門組織採礦,經濟,機械3個系的師生兩千多人批鬥我,儘管我聲嘶力竭地爭辯自己是黨的馴服工具,並連夜寫了40多頁的「我沒有罪」向黨中央彙報忠誠,但是我真的嚇死了,卻還不敢死,因為自殺就是「叛黨」就是「畏罪」,會給父母和弟弟帶來毀滅性的打擊,我只能挺著等待勞改的下場。
然而滑稽的奇迹出現了, 7月16號,毛澤東暢遊長江后回北京;7月26號北京醫學院的幾位女生就到礦院貼江青,康生,陳伯達在北京大學的講話記錄,江青說:同學們好,毛主席讓我來看你們了,你們受苦了。還痛批了北京大學工作組組長張承先迫害革命師生的「罪行」。我校同學立即把她們包圍起來,罵她們是「造謠份子」「反動宣傳」。連續4,5個小時不准她們離開,還有不少人跑去向工作組「請功」說抓住了幾個來串聯的反革命。這請功的人群里好多都是被工作組打成反動學生的待罪人。我因為被關了「禁閉」,無緣見那場面。但是,當好友告訴我這經過時,我還「正告」人家,「別傳謠言,小心挨整。北大的工作組壞了不能證明礦院的工作組也壞。」直到8月4號夜,我親耳聽到周恩來說「中央在北京的領導同志犯了方向路線錯誤」之後,我才相信那江青講話是真的。但是,當全院師生又都狂熱地批鬥工作組時,我卻絕對不敢參加。因為怕又被扣上「別有用心」的帽子。
後來北京五大紅:聶元梓(北大),蒯大富(清華),韓愛晶(航院),王大賓(地院)譚厚蘭(師大)由紅得發紫到階下囚,中央文革所有幹將和追隨者全被林彪的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給收拾掉了,而林彪自己也被折戟沉沙葬身於溫都爾汗。這鬧劇卻還在「三終於,四無限」的唱紅歌,跳忠字舞中繼續了五,六年。
後來毛澤東壽終正寢,總設計師搞「宮廷政變」先後拿掉了華國鋒和兩個親定的總書記,眾奴僕們又開始了新的頂禮膜拜的造神運動,直到為兒子殺學生之後,那逃跑的學生也依然不敢忘歌頌鄧小平的輝煌。
歷史證明,在中國的共產主義和封建主義的爭鬥中,封建主義一直是遙遙領先佔上風的。因為不管政客們打著什麼旗幟,都離不開私心雜念。連聞名於世的「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口號也遮掩了「把自己變成有產者。」的目的。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統治造就了中國人的奴性,即使是爬上了主子的地位變得頤使氣指不可一世時,也只是卑躬屈膝,人云亦云的奴才像的另種表現而已。
民族,國家,共產黨等等漂亮的辭彙都是政客們篡奪老百姓做人權利的工具。
那幾個被逼賣淫的弱女子是變態的,那是被打殺的結果。回憶我們自己的過去和看現在仍在大陸的同胞們的表現又何嘗不變態,那一個是心口如一表裡如一言行如一的?即使是離開大陸之後的「精英」,不也依然在猛烈表示自己是多麼熱愛中國熱愛黨的嗎?
回想我所受的政治教育莫不是謊話連篇,顛倒黑白的:什麼大河沒水小河干,什麼先有國後有家。稍微思考就會發現大河的水都是小河供給的,而所謂「國」,都是家的集合體。當我們津津樂道性奴們的變態時,獨獨忘記了我們自己的變態。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還在陰影中。撥亂反正的日子遲早會到來的,但那一定是在脫離了奴性的人們奮起之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