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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9 05 2010 1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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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蘆笛 在 罕見奇談 發貼, 來自 海納百川
溫家寶的「天鵝之歌」
蘆笛
近半年來，溫家寶作了一系列號召政治改革的講話，引起了國內外觀察家的注意，有謂這是中共行將發動全面政治改革的先兆，有謂這表明了胡溫發生了分裂，有謂這不過是溫家寶作秀，還有人將溫家寶與趙紫陽相比，甚至說溫的講話提示中共有可能又一次發生生死決鬥。
的確，溫有些話說得非常尖銳，例如8月21日，他在深圳這麼說：
「我們站在一個新的偉大的歷史起點上，肩負著更加光榮而神聖的任務。只有堅持推進改革開放，國家才有光明前途。我們要頭腦清醒、明辨是非，堅定信念、增強信心。要繼續解放思想，大膽探索，不能停滯，更不能倒退。停滯和倒退不僅會葬送30多年改革開放的成果和寶貴的發展機遇，窒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勃勃生機，而且違背人民的意志，最終只會是死路一條。在這個關乎國家前途和命運的大事上，我們不能有絲毫的動搖。」
這聽上去根本不像對下級的指示，更像是對黨內的「停滯派與倒退派」的強烈警告，連「死路一條」的話都說出來了。他似乎還通報人民，與這些人的鬥爭是「關乎國家前途和命運的大事」，因此「不能有絲毫的動搖」，頗有些破釜沉舟的悲壯感。這世上，也只有餘傑那種只會亮膘、鼓「嘎幾肉」（典出《紅燈記》）、拋檔案、胸無點墨、更無星點見識的「中國影丑」，才會以為溫家寶說這些話不過是為了作秀，或是為了欺騙人民。
在先前的講話中，溫家寶還給出了政治改革綱領：
「政治體制改革概括起來應該注重解決四方面問題：第一是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保證公民的選舉權、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第二是完善社會主義法制，依法治國，建設法治國家；第三是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第四是實現人的自由和全面發展。」
我不記得趙紫陽當政時曾經有過類似表示，倒是記得他的「新權威主義」。光從文明覺悟水平來看，溫家寶遠遠超過了趙紫陽。竊以為，以這點而論，將溫與趙相比未必合適。當然，如下文要說的，兩人面臨的政治局勢完全不同。
這只是提出了努力方向，那麼，該怎麼實現這些目標呢？對民主化，溫家寶開出的方子是：「要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和合法權益；要最廣泛地動員和組織人民依法管理國家事務和經濟、社會、文化事務。」，要「創造條件」讓人民批評和監督政府，以解決「權力過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約的問題」。
這完全是大而無當的屁話。中國人理解的民主只有兩種，一種是毛澤東的「遊民民主」，也就是殺富濟貧，剝奪一切反對者的基本權利，建立一個「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一元化天堂。它構成了傳統中國的隱形文明的主要內涵，因此最得草根民眾的擁護，也是海外「民運」匪類的奮鬥目標。另一種則是傳統的「君王為民作主」，它構成了傳統中國的顯性文明價值觀，然而因為龐大的官僚集團的存在，即使是明君當國，也基本沒有實作可能。
很明顯，溫家寶要實行的民主，只可能是傳統明君「為民做主」。然而我早在舊作中反覆指出過，中共社會有別於傳統社會的最突出的特點，是它通過列寧式政黨領導的暴力革命搶奪了政權，把一切權力和資源集中在自己手裡，無情消滅了一切反對勢力，剷除了所有民間社會，因而首次在中國建立了一個毫無制約的巨無霸式的官僚集團。在這種情況下，傳統帝王式「為民做主」完全失去了操作可能，黨魁更無足夠的權力與權威去發動全面的政治改革。連開國君主毛澤東都鬥不過官僚集團，第四代領導核心即使同心同德，又有什麼能耐去壓服那多頭凶龍？溫氏也不用費心去「創造條件讓人民批評和監督政府」了，只需停止「創造條件嚴禁人民批評和監督政府」，就阿彌陀佛，功德無量了。在他當政期間，哪怕能辦到解除對網路的政治管制與封鎖這麼一件實事，恐怕也就足以青史留名了。
第二個改革目標國家法治化又該怎麼實現呢？仍然是「絕對正確的屁話」。去年12月，溫氏在與政法大學師生會談時鼓吹「法比天大」：
「『法治天下』就是法比天大。我把它演繹一下：法大於天，法治天下。這是很形象的一句話。我覺得這句話抓住了法治精神的核心。這就是：第一，憲法和法律的尊嚴高於一切。第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三，一切組織和機構都要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第四，立法要發揚民主，法律要在群眾中宣傳普及。第五，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天下之事不難於立法，而難於法之必行』。有法不依，不如無法。」
法不需比天大，只需比黨大就夠了。連白痴都知道，「天」是無從落實的形而上存在，法到底是比天大還是比天小，根本就無從衡量，還不是隨他怎麼說，但是否比黨大可是再實在不過，任何人一望即知。法治與黨治不相容，擁護黨天下的政客沒臉談「法治天下」。如果司法不從黨的控制下獨立出來，那麼溫氏說的那四條就一條也不可能做到，全都是大而無當的漂亮屁話。別的不用說，劉曉波給判了11年，到底是法的意思，還是黨的意思？寫了幾篇呼喚政改的文章在國外發表就能獲罪，「憲法和法律的尊嚴」何在？呸呸！
第三個改革目標是實現社會公平正義，溫氏的方子是：
「促進社會公平正義，首先是教育，教育公平是最大的公平，教育公平就是為人人提供同等的受教育機會，中國將繼續把這件事情做好。其次是醫療，醫療涉及每個人的健康，中國決定推進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第三是社會保障，中國國家太大，人口太多，需要逐步提高水平。」
「為了緩解收入不平衡的狀況，中國將採取多種措施，在一次分配中提高職工收入的比重；在二次分配中，政府財政支出更多向弱勢群體以及教育、醫療等公共事業傾斜。」
「所有這些工作都已提上議事日程並在逐項落實。只有實現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才能體現這個社會應有的價值，才能讓人民得到幸福和尊嚴。」
在與政法大學師生座談時，他還提出要實現司法公平：
「立法須公，執法須平。公平正義在法律上是最為重要的，它的反面就是徇私枉法。我們要建立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就必須做到這個要求。」
在我看來，前兩個改革目標都是大而無當的屁話。溫家寶即使當上了黨魁，也沒那本事做到。司法公平也是屁話──上面已經說過了，黨天下不打破，奢談 「司法公平」完全是對國人智力的放肆嘲弄。倒是在改善收入不公的醜惡現狀上，溫氏還有點努力的可能，那就是在一次二次分配中提高弱勢群體（也就是據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階級的工農大眾）的收入，以及國家對醫療教育與社會保障的投入。溫氏若能在這方面做點扎紮實實的工作，那也就不枉他當一場總理了。做到這點，比效法詩人狂呼「公平正義比太陽還要有光輝」要有意義得多。
不能不承認，在這個問題上，溫氏既有足夠的政治敏感，又有一定的政治家良心（如果政治家還能有良心的話。一般而言，無論東西方的政客，都是良心泯滅的異類──君不見英國前首相布萊爾至今拒絕為發動侵伊戰爭、把全世界拖入災難道歉？因此，此話重在其定語，也就是將那「良心」嚴格限制於「政治家」這種amoral or immoral creatures中，是一個相對用語）。他畢竟看到了，嚴重的社會不公才是威脅中國穩定的最大問題：「我們懂得，如果社會財富掌握在少數人的手裡，那註定它是不公平的，因而它不會是穩定的。」 「社會公平正義，是社會穩定的基礎。」
看到了，又如何？我在舊作中反覆指出，真正的社會公平，是效法西方，在全社會實行「機會均等，費厄潑賴」，但這與黨天下不相容。中國現在最大的問題，是在一切領域裡實行世襲制，但once again，黨是萬惡之源，這問題同樣是黨天下造成的，而上面已經說過了，溫氏即使有心，也絕對無膽無力拆毀黨天下。真要拆毀了，則立即天下大亂，誰也不會從中獲益，哪怕是「民運」匪類也如此。列寧斯大林的發明的惡毒處是它的自鎖性，誰膽敢去拆毀它，它就要爆炸。溫氏比較現實的目標，還是上面說的那些，充分發揮他的總理職能，在分配與社會福利上儘可能為弱勢「領導階級」做點好事，其餘空話大話屁話，一概不必多說了。
第四個政改目標是「實現人的自由和全面發展」 ，「要讓每一個人都具有自由發展的條件，成為一個全面發展的人，都能享受幸福和尊嚴」。此乃馬克思的譫語，記得他多次重複過，無非是「共產主義天堂」（我記得那就是「自由人的聯合體」的同義語）一類熱昏夢話。惟其如此，它永遠只能是大而無當的口號，誰也無法制定實現這遠大理想的具體操作步驟，正常人將之視為精神病院中發出的噪音即可。
溫家寶為何要說這些話？真是如某些人揣測的那樣，是代表黨內改革派與保守派的「生死大搏鬥」么？我看未必。
雖然中共至今忠實保留了黑社會詭秘運作的優良傳統，乃是世上封閉最嚴密的黑箱，但大致情況不難以常智推知。竊以為，如今的中國比不得80年代，黨內根本沒有什麼改革派。阿溫與蘭博也差不多，打的是「一個人的戰爭」，實在談不上什麼「派」。敬愛的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主席教導我們：「一說到派，那就不是一個人兩個人的事了。」小胡還有個團派，小習是太子黨，阿溫的死黨在哪裡？
那位說了，你怎麼知道溫氏的發言不代表那些人？我當然不知道，我知道的就是，如今的中國跟80年代不同，不再是當年的窮棒子了，因此改革也就喪失了動力，跟俄羅斯一模一樣。兩國人民不滿現狀，都是物質匱乏引起的。這個問題一解決，尤其是識字分子的日子極大地改善之後，改革的動力也就喪失了。不管喜歡不喜歡，任何一個稍微了解國情的人都不能不承認，廣大的識字分子對政治改革尤其是民主毫無興趣，認定那是只能使得國家解體的禍祟。所謂「民主派」只是一群被大眾唾棄的「崇洋媚外的漢奸國賊」。這情形與俄羅斯高度相似。在這種情況下，黨內沒有可能形成具有足夠規模的改革派，溫氏的改革綱領根本就缺乏民意基礎，蓋民意總是以識字分子為代表的。
即使大多數政治局委員乃至大多數中央委員都認同溫的改革綱領，那也無濟於事。任何社會改革都只能從上到下地推行，哪怕是革命帶來的社會改革也如此，自下而上的革命只能奪取政權，社會改革從來是由政府動用暴力權威，自上而下強制推行的。因此，中共要推行改革，前提是中央必須有足夠的權威，能壓服既得利益集團反抗，強制推行有害於他們的利益的政策。60年的黨天下，使得黨官僚成了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團，而權威逐代遞減又使得中央權威極度弱化。在這種情況下，任何傷害黨官僚利益的政策出台，都會被那些人扭曲得面目全非，使得他們才是最大的受益者。這就是秦暉教授說的「尺蠖效應」。趙紫陽在臨終遺言中說，只有老鄧才有推行政改的實力，連他都不行，因為「我沒有實力」。老鄧死後，中國便「沒治了」。竊以為，這是深諳國情民俗的觀察。
明白了這一基本現狀，似乎可以相當安全地斷言，在我黨領導下，沒有什麼實質性政改發生的餘地，大家可以死心了。中國之所以落到這無法脫出的困境中，全靠過往百年的「不斷革命」，每次革命都造出了一個權力空前的官僚集團，越發強化了中國固有的官僚社會特點。待到毛共革命成功后，便造出了一個官僚集團的銅牆鐵壁，那是什麼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們，我們卻要打破反革命。
既然如此，溫總理為何還要發動「一人十字軍聖戰」涅？竊以為，他大概是最後一個理想主義者，現中央唯一一個尚有政治信念的政客，或曰「非犬儒」。目前中央內部大概「停滯派與倒退派」氣焰囂張，而他又不能坐視千瘡百孔的漏船被那些人搞翻，於是便出來大聲疾呼，算是對歷史做個交代。這與趙紫陽當年跑到廣場上去老淚縱橫的發生原理差不多。區別只在於他冒的風險要小到不可勝計──如今為所欲為的大佬們全都死光（「養豬大似象，耗子已死完」），中央已經弱化到只有靠「經濟案件」才能做翻政敵的地步了。阿溫到處嚷嚷並不會為他招來大難。有分教：不說白不說，說了也白說，既然沒有禍，何不趁機說？
的確，阿溫屆滿下台後，未來的當國者恐怕全都是毫無政治信念、毫無歷史責任感、毫無良知節操、只知唯利是圖、唯權是保的「犬儒」們了。阿溫這番聒噪，應該是中國最後一個政治家（亦即有信念的政客）的天鵝之歌。
惟其如此，阿溫這番聒噪才帶有某種歷史悲劇感，只可惜他沒看出，真正的危機不在黨外而在黨內，所開的方子沒有一條對症。「停滯派」倒不可怕，真正對黨構成威脅的，乃是「倒退派」，也就是試圖把時鐘倒撥回毛時代的毛左們。最可怕的是，這些人一旦獲得槍杆子的支持，那中國必然被投入難以想像的大難。
我早在舊作中反覆提醒黨中央了，按毛澤東的觀點，敬愛的黨中央乃是他要打翻在地並踏上一隻腳、讓其永遠不得翻身的走資派集團。自改革開放以來，黨中央在外交內政中推行的每一個政策，都是對毛主席革命路線的無恥背叛。全國人民蒙受了足足十年的「黨的基本路線教育」，對此早就爛熟於心，連文盲都能看出來。指望那一頁能輕易翻過去，大眾把偉大領袖的偉大教導在旦夕間忘記得乾乾淨淨，完全是掩耳盜鈴，痴人說夢。
更何況在黨天下中發動的單純經濟改革造出了一個病態社會，積累了嚴重的社會危機，形成了每日每時大量自發產生毛主義分子的天然溫床，使得毛澤東思想那至高無上的遊民文化經典獲得了無比強大的感召力，使得社會底層的知青們越來越感到偉大領袖當年發動的「反修防修」的偉大鬥爭是何等的高瞻遠矚。這還不光是國內淺薄知青的感覺，就連所謂「民運」 諸匪首如王希哲、胡安寧（很可能包括他的特務上司「攝政王」與「童貫）、嚴家其等活化石也是這麼看的。
在這種情況下，我黨必須看到，從全黨的利益來看，毛澤東是現政權的最可怕最致命的死敵。未來中國不爆發暴力革命則已，一旦爆發，絕對只會是毛式革命。若是某個軍內野心家打著毛的旗幟起事，推翻了現政權，那就是窮棒子們有冤報冤，有仇報仇，殺富濟貧，「少奶奶的牙床上，也要上去滾一滾」，千百萬人頭就要落地的時候了。覆巢之下，豈有完卵？到時黨中央內無論是改革派（假定它確實存在，which I seriously doubt），停滯派還是倒退派，一律統統授首。翻了身的革命群眾講究的是「不殺不足以平民憤」，豈會有那耐心一一甄別儂格主張是什麼？因此，作為一個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權勢集團，我黨在這點上的生死禍福是共同的。
若是黨中央不是驚天動地的愚蠢，則早在80年代就該看到，改革（＝走資）與崇毛不兼容，開放（＝投降）與仇外不相容。只有驚天動地的白痴如敬愛的黨中央者，才會專干對自己的腳背放槍的蠢事，一邊把毛捧到天上去，一邊請資本家加入「工人階級先鋒隊」；一邊請外國資本家長驅直入，實行規模遠遠超過晚清與民國總和的「經濟侵略」，一邊煽動「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的仇外宣傳，至今還在縱容郎咸平、宋鴻兵那些小白製造散布危言聳聽的「貨幣戰爭」政治謠言，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把自己做成階級和民族的叛徒。
正是這些愚昧絕倫的運作，才使得如今毛左獲得了空前氣候。在這種情況下，敬愛的黨中央還不知死活，至今拎勿清「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不知道民主派在民眾中毫無號召力，根本不可能對政權構成實際威脅，反而去把劉曉波那種百無一害的書生抓起來，一面還要堅持在憲法總綱中，把毛澤東思想與鄧小平理論並列為全民指導思想，使得走資黨永遠沒有整肅毛左的理論依據，對那群真正威脅政權的禍國分子永遠處於被動挨打的狀況。而那些人的鼓噪越來越得到軍內鷹派的呼應，而這才是真正可怕的。秀才造反，三萬年不成，而槍杆子若造起反來，那在現代條件下，三天也就夠了。
因此，溫總理真要有點政治智慧，就該看出輕重緩急何在。首先是要實行軍隊的國家化。即使做不到這點，起碼也得實現軍隊的中立化，亦即去政治化。黨中央可以分派，軍隊萬萬不能分派。黨中央大員可以有不同政見，軍隊絕對不能有自己的政治主張，更不得對媒體公開發表談話，妄言國事。
可怕而又令人哭笑不得的是，黨中央內部政見分歧，大眾不得而知，軍隊內部的政見分歧反倒家喻戶曉。前兩天某軍頭出來言之鑿鑿指控另一軍頭是美帝代表，那發送的信息令人不寒而慄──若是他們動用核武器來解決彼此的政見分歧，中國人民還有活路么？不拆毀這個安放在每個公民屁股下不知何時爆炸的核地雷，每個中國人還有什麼安全感可言？我黨口口聲聲維穩，把「安定團結」當成重中之重，為何對此爆炸性亂源視而不見？代表政治局向媒體發布中共對美核戰略的野心軍人朱成虎為何至今逍遙法外？莫非黨已經弱化到無法指揮槍的恐怖地步了么？
第二個當務之急，是必須拆毀毛的神龕。這工作自有自由知識分子做，用不著我黨操心。我黨該做的，就是什麼也不做，只需停止「創造條件嚴禁人民發言」的反動措施就夠了。具體來說，即使為了我黨的切身利益，當局也該放蘆某一系列批毛作品入境，讓廣大人民群眾看清毛澤東的真面目，得知毛式暴力革命絕非解決社會危機的良方。相反，它只會造出一個更加不合理萬倍的等級社會來，令不合理的舊社會瞠乎其後。
第三個當務之急，乃是讓黨內的權力鬥爭法治化，程序化，公開化，制度化，使得野心家們能夠以可控的合法的渠道去實現自己的政治野心。換言之，必須在黨內引入西式民主，讓各利益集團能有合法的渠道去推行自己的政見，結束動用非法手段搞掉政敵的土匪實踐，從而拆除大規模內訌的自爆雷管，使得執政黨不再是威脅社會穩定的最大的潛在亂源。
第四個當務之急，乃是停止「國進民退」的反動措施，扶植保護中小型企業，以它們的興旺來實現均富。據統計，2007年，美國中小企業產出佔GDP的60%，日本則是74%，而在俄羅斯僅為17% [1] 。中國的比例不知道是多少，估計絕不會高於俄羅斯。這種反常狀況應該立即改變。我黨必須認識到，中產階級是社會穩定的中堅。只有中產階級佔了社會成員大多數的社會，才是真正能實現長治久安的健康社會。
第五個當務之急，是儘力創造一個公民有可能通過合法手段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政治生態環境，將真正的社會主義運動引入中國，逐步賦予官方黃色工會、農會、學生會那些「花圈會」以一定的獨立性，讓它們逐步過渡為真正代表百姓利益的組織，以談判桌上的交易取代街頭抗爭，而政府則逐漸完成從「資本家的護院家丁」到「中立超脫的仲裁者」的身份轉變。
最後一個當務之急是淡化停止仇外宣傳，將「背叛毛主席『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革命路線，對外屈膝投降，充當帝國主義買辦」的罪名跪送給毛左的愚蠢作法。應該讓廣大百姓知道，世界上不是只有「零和博弈」一種方式，對外經濟交往是平等互利的，中國受益更大。若是沒有外資潮水般湧入，靠中國自力更生絕無可能獲得經濟起飛必須的原始資本與基本技術。離開美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就絕沒有中國今日的經濟奇迹。
以上諸條，與阿溫開出來的方子的區別是：第一，實行它們並不嚴重損害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相反，它們符合全黨的長遠利益，乃是保權救黨的最起碼措施。第二，實行它們完全在我黨的能力之內。因此，它們具備充分的可行性。唯一可能妨礙推行這些改革的主觀因素，只會是我黨驚天動地的愚蠢。因此，若是共黨連這些起碼改革都不採取，那可就真是沒治了也。此所謂「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公無渡河，公竟渡河，墮河而死，其奈公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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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Андрей Реут: Глава "Деловой России" Борис Титов: "Мы зависли между социализмом и капитализмом" , http://www.finiz.ru/articles/article1243452/?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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