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真愛---四九年以前的(文章是轉的 名字是我填的)

一年了，從黨政領導到普通讀者再到文化界，很多人都在談論一本叫做《苦難輝煌》的書，這部由國防大學教授、少將金一南耗費15年時間寫就的大書，從 2009年1月出版到現在，已經印刷了16次，印數達到30萬冊，併入選了中宣部理論局、中組部幹部教育局「黨員幹部學習推薦書目」。為了寫作該書，金一南做了200多萬字的筆記，讀了500多本書，查閱了大量原始文獻，運用了許多鮮為人知的史料資料，在許多重大事件上做了獨特的解讀和分析，最終將歷史原貌和文學的生動性有機結合到了一起。為此，本報近日專訪金一南，邀他回顧寫作這部大書的動機和影響。

　　金一南 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所長，戰略學博士生導師，全軍首屆「傑出專業技術人才」獲獎者，連續三屆國防大學「傑出教授」。曾赴美國國防大學和英國皇家軍事科學院學習進修，並代表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赴美國國防大學講學。現為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北京大學等多所院校的兼職教授，中國科學院中國發展戰略學研究會國防戰略委員會專家委員，軍隊外事工作專家諮詢小組成員，《學習時報》專欄作者，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一南軍事論壇》節目主持人

　　　　動機 重新探索黨的歷史

　　新京報：你在《苦難輝煌》這本書裡面，表現出了相當新穎的歷史觀，同時這種歷史觀又得到了廣大讀者和高層領導的普遍讚許，你的歷史觀是怎樣形成的？

　　金一南：「文革」開始我14歲，結束時24歲，正好是世界觀形成的過程。那段時間我父親被打倒，我由原來的共產主義接班人一下子就跌入到了黑幫子女的隊伍中。從另一個方面來看，「文革」讓我們去思考，黨真正有力量到底在哪裡？那段時間黨和領袖犯了那麼多錯誤，把國家帶到災難裡頭了。

　　我當時就有一個疑問，這個黨為什麼會獲得今天這樣的勝利？這些人為什麼這麼短時間能夠得到這麼多人的信任？1921年建黨時，才50多名黨員；1927年八一南昌起義之後剩下八百人，1949年就獲得了全國政權，為什麼？ 

　　新京報：從個人的境遇轉變到對黨和國家歷史的思考，這中間應該是有一個過程的，你這個過程是怎樣完成的，最後又有些什麼不同的發現？

　　金一南：毛澤東當年有個感覺，就是「自我得之，自我失之」，很多東西都是我創造的，現在我丟了有什麼了不起的。當年我是從這裡探索，這個黨為什麼能搞這麼大的局面。一旦進入這個探索，我就一發不可收拾。　

　　新京報：所以你對黨和歷史的理解，能夠突破某些藩籬？包括能夠看到其中很多並非一帆風順的地方？

　　金一南：從一開始，我看黨的歷史的時候就非常摒棄傳統的觀點，比如「黨的歷史是路線鬥爭史，是統一戰線史，我們是聯合各種力量經歷各種巧合才取勝的」。隨著我對黨史的探索，我就感到，何其艱難啊，多少人犧牲，多少人奮鬥，一將功成萬骨枯。

　　雖然我們也可以把我們的事業歸功於少數領導者，但是一定不要忘記那些曾經奮鬥犧牲的人，很大程度上，我們的勝利就依靠他們。就像《國際歌》唱的那樣，從來就沒有救世主，只有我們自己。

　　新京報：在一段時間，「英雄創造了歷史還是人民創造了歷史」似乎存在爭論，你是怎麼看的？

　　金一南：前者是英雄史觀，後者是唯物史觀。我覺得這一點不能把它絕對化，重大歷史關頭的重要人物所起的作用，也是很關鍵的。在這本書里，我重點寫的就是關鍵人物的作用，各個集團里的領袖人物之間的博弈，高層決策所發生的碰撞。這些人的出發點都是救國救民，包括孫中山和蔣介石。這本書的材料準備和寫作，我用了15年的時間，其實思想準備的時間更長。

　　　　史觀 滿腦子都是現在的人和事情

　　新京報：我在看《苦難輝煌》的時候，感到有很強烈的審美眼光和英雄主義的情懷，但是歷史需要客觀和理性的穿透力，這兩者之間還是有一點衝突的，你是怎麼處理這兩者的關係的？

　　金一南：窺破這本書的是我們的劉亞洲政委，他說這本書看似寫歷史，實則寫現在；看似問過去，實則問未來。我在寫過去的輝煌和力量的時候，滿腦子都是現在的事情。過去的人都是真人，真人追求真理，我是在呼喚那一代的真理和真人。

　　黨千萬不能背棄過去那些最珍貴的東西，如果把這些背棄了，終究有一天黨會被歷史所背棄。

　　新京報：這種感懷，確實有很強烈的英雄主義情懷，不過在現實情境當中，重新呼喚那一代的真理，肯定有一個對當下現實的適應問題，對此你是如何理解的？

　　金一南：前不久在上海的時候，一位學者跟我說，描繪從1840年到2050年的歷史，註定中國共產黨繞不過去，因為它扮演著重要的角色。1840到1949如果是以救亡為主題的話，完成這個使命的是中國共產黨。1949到2050年是以民族復興和發展為使命。

　　新京報：如你所說，中國共產黨完成了民族救亡的歷史使命，但是現在擺在黨面前的民族復興任務是不是同樣艱巨？要完成新的歷史使命，需要做出怎樣的努力？

　　金一南：最終誰能完成（民族復興）這件事，誰就能在歷史上留下應有的地位。今天的共產黨人面臨著極大的挑戰，我們當然要建立監督機制和各種各樣的制約機制。

　　歷史 中國共產黨有一批「真人」

　　新京報：你剛才說到了中國共產黨人。我之前看過王奇生的《革命與反革命》和楊奎松的《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裡面都寫到了一個很奇特的現象，國共合作的時候，共產黨人的工作能力就遠遠強於國民黨人，連孫中山和蔣介石都很佩服，這是不是因為共產黨人獻身和精神力量所致？

　　金一南：有的。一大的時候，毛澤東和李立三的發言舉座皆驚，很有衝勁兒和闖勁兒，力量非常強。國民黨當時已經官僚化了，老態龍鍾。一旦官僚化了它的效率就極大降低。我曾經跟《建黨偉業》的主創人員說過，一定要抓住共產黨人年輕大膽的特點。當時的共產黨人，年紀輕輕就辦大事，年紀輕輕就丟性命，李大釗被絞死的時候不到38歲，毛澤東34歲上井岡山，周恩來29歲主持南昌暴動，博古25歲出任中共中央總負責人……當時，共產黨人的獻身精神很可貴。

　　新京報：這種感覺，就好像那是一段激情燃燒的歲月。

　　金一南：包括我們黨的創始人陳獨秀，他的叔父沒有兒子，要把一大筆遺產給他。陳獨秀當時在北大當教授，他叔父就派人從家裡來找陳獨秀，就說少東家我們北京還有幾個鋪子呢，你先把北京幾個鋪子看看。陳獨秀勃然大怒，說這和我沒關係，不是我的，老子要搞革命的，要革你們的命。

　　《建黨偉業》原來有一句話，毛澤東跟他那個很好的女同學講，我將來要麼飛黃騰達，要麼如何如何。我就說這句話必須得改，飛黃騰達是我們今天這些世俗人講的，毛澤東那時是糞土當年萬戶侯，當時年輕人的熱血和闖勁兒，你以為一官半職和十萬兩就能買到嗎？

　　新京報：不符合他當時的精神狀況。

　　金一南：當時的人非常值得我們現在學習，共產黨人不要官不愛財。蔣介石，袁世凱也都不貪錢，袁世凱經手的錢無數，經常拿十幾二十萬兩去賄賂別人，但是他從不給自己的家裡攢錢，他死的時候家裡沒有多少錢。段祺瑞死的時候，家裡也是窮嗖嗖的，都是這個勁兒。當年，這些人看錢就跟糞土一樣。當時之所以能夠搞成事兒，就是因為他們都是這樣的人。

　　黃埔軍校門口掛著對聯寫著就是「陞官發財請走別處，貪生怕死莫入此門」，這是黃埔精神。蔣介石北伐的時候，之所以一批軍閥都不是他的對手，就是憑著這種精神。所以我說黃埔軍校建校時間最短，師資條件最差，辦學條件最簡陋，但是產生了一大批國共名將，就是因為它的黃埔精神，一掃當年舊中國的頹喪萎靡之氣。像我在書里寫的，當時武漢的街頭富商都在呼喊世界革命萬歲，當時是整個一個革命氣氛，跟21世紀是完全不一樣的。後來蔣介石也很惱火，他說我的好學生都死光了，就剩你們這幫貪錢貪房子的人，把我大陸給丟了。　

　　歷史不能重複，但是你要看我們怎麼走過來的，我們有過那樣一種狀態。現在我們抓到黨內的腐敗分子，說在北京弄個房子裡面大箱小箱裝的都是錢，他在北京最痛快的事情就是到他的房子里把門一反鎖，坐在裡面看著錢抽煙。你看看今天這人的追求。

　　 警示 今天的危險不是來自外部

　　新京報：你覺得你這本書能給現在的共產黨員提供怎樣的警示？

　　金一南：2009年被評為最牛話語之一的那個河南規劃局副局長陸軍質問記者說，「你是準備替黨說話，還是準備替老百姓說話？」你看陸軍研究生學歷，正處級別，是黨培養的幹部，這種人連黨怎麼取得政權都不知道。沒有老百姓的支持，沒有那麼多犧牲，你能取得勝利嗎？把我們的根都挖了。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之後，有人認為黨與人民的關係就是統治與被統治關係。我們今天政權的危險不是來自外部，最大的問題來自內部，像陸軍這種人丟掉了黨的基礎。

　　新京報：所以我們現在要重溫黨的基礎？

　　金一南：我2001年在美國講學的時候就有一個美國軍官提問說，你們是槍杆子里出政權，政權應該是選出來的，你們政權的合法性在哪裡？我當時就問他，美國建國的時候13個州，現在50個州了，你說後來那些州哪個是通過選舉選出來的？列印第安人，打墨西哥人，打西班牙人，一個一個州去征服，或者去收買，一個金錢一個武力，哪個是你們選舉選出來的？那個軍官回答不上來，我看他美國歷史還沒有我知道的多。中國共產黨建黨的時候50多個黨員，建軍的時候800多人，國內資源國際資源全在對手手裡，後來卻奪取了全國政權，如果沒有人民群眾真心實意的擁護根本沒有這個可能。人民群眾不知道投票，但是他們用小推車支援，參軍，人民群眾用自己的實際行動投了票，支持這個政黨和政權。像陸軍這種年輕幹部丟掉了黨的基礎，好像為人民群眾做點好事報紙一登就是恩，其實這是應該的，不做是不對的。很多老同志看了我這本書很感慨，很大原因就在這裡，相當於一種重溫。很多年輕人看了這本書之後說，原來共產黨也挺不容易的，到了今天付出了很大代價，他們有他們的道理。我給黨史研究室的歐陽淞講這句話的時候，他非常感慨，眼淚差點掉了下來。

　　勝利 土地革命只是原因之一

　　新京報：有學者認為，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的原因是，兩黨都要獲得革命的領導權，你是怎麼看這個問題的？

　　金一南：我覺得這話有不對的地方。因為國共合作共產黨是被迫的，國民黨也帶點被迫的意味，國共合作主因是，共產國際一定要把中共塞到國民黨里去。共產國際考慮的是，共產黨太弱小了，辦不成大事。後來國民黨就說共產國際有陰謀，正因為把共產黨塞進國民黨，共產黨才藉機發展起來了。其實，共產國際沒想過讓共產黨改造國民黨，最後取而代之，而且共產黨也起不到改造的作用，因為孫中山一直在對共產黨限制。就因為國共合作的事情，陳獨秀與共產國際吵了很多次，不想加入，不想跨黨。但是，迫於共產國際的壓力，只有加入。 

　　當時國民黨一定要擺脫共產黨，連同共產國際一併清除。蔣介石覺得自己羽毛已經豐滿。共產黨其實根本沒有能力與他爭權，當時的共產黨想利用別人的力量，先想利用唐生智，唐生智當時要求加入中共，後來共產國際沒批，說他是個軍閥。為什麼共產黨當時和汪精衛的關係比較好？就是因為先想利用唐生智制約蔣介石，后想利用汪精衛制約蔣介石。你從共產黨的選擇中就知道，共產黨知道自己沒有制約蔣介石的力量，就總想利用他們內部的矛盾來制約蔣介石。蔣介石清剿共產黨的時候是以爭奪領導權為理由，但是其實當時共產黨並沒有那種力量。

　　新京報：兩黨爭雄的時候，老百姓支持共產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共產黨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政策，農民為了保衛自己的成果所以送自己的孩子去參軍，並在後勤上支援共產黨，你認為土地政策是不是國民黨失敗的根本原因？

　　金一南：在國民黨方面他們一直是這樣認為的，所以陳誠在上世紀50年代就在台灣比較成功地搞了土地革命。他叫土改，通過贖買的方式，減租贖買，他搞得很成功，後來世界各地學台灣的都很多。

　　當然，我覺得土地革命是（共產黨獲得勝利）一個比較重要的原因，就像斯諾講的，中國的問題就是農民問題，誰贏得農民，誰贏得中國。毛澤東從《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到《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都緊緊圍繞農民問題。中國革命最大的特點，就是最先進的思想和最能戰鬥的群體的結合。我們勝利很大的原因就是依靠了農民。毛澤東的《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把中國的問題揭示得非常深刻，窺破了中國社會的特點。

　　 遠眺 寄望共產黨人的可塑性

　　新京報：你認為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

　　金一南：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這問題如果讓我今天來回答，第一馬克思主義指引，第二中國共產黨領導，第三人民群眾擁護，第四人民紅軍奮戰。但是毛澤東回答的第一條是軍閥混戰，只要知道白色政權的混戰是長期的，那麼紅色政權的發生髮展以至於壯大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我們所有的紅色區域都是在白色政權的結合處。長征的時候，我們充分運用了蔣介石與廣東軍閥陳濟棠的矛盾、與廣西軍閥白崇禧的矛盾、與湖南軍閥何鍵的矛盾等等，紅軍長征二萬五千里，是個夾縫中求生存的過程，如果各路軍閥一直對付我們，我們根本沒有勝利的可能，你再土地改革也不行。

　　新京報：我聽近代史學者朱宗震先生說過，在組織性方面，國民黨是根本不能跟共產黨相比。毛澤東在山溝里能夠指揮遠在千里之外的部隊，但是蔣介石就不一樣，他三番四次給部下下令，但是下面的人就是不聽或者陽奉陰違。你怎麼看這一點？

　　金一南：其實國民黨方面的所有問題共產黨方面也有，比如山頭林立和不聽指揮的問題，解放戰爭開始的時候林彪不聽指揮，粟裕不聽指揮，毛澤東氣得暴跳如雷。但是他們的不聽指揮與國民黨將領不一樣，他們不是保存實力，他們是有更好的作戰方法，所以粟裕到城南庄一彙報，毛澤東說，好就按照你的來。蔣介石不一樣，蔣介石說你不能按照你的來，必須聽我的。其實美國當時提出了很好的建議，就是東北三省根本保不住，必須全部撤退，蔣介石不願意。

　　新京報：關於共產黨今後執政的道路，你這本書能否回答？

　　金一南：這本書我回答的只是共產黨為什麼能夠取得政權，他們的力量來源於何處。在革命的時候，中國的紅色政權能不能存在，毛澤東把這個問題解決了。中國的紅色政權如何繼續存在的問題，還要靠今天的共產黨人把這個命題繼續下去。2008年汶川地震之後，法國《世界報》有個評論，我覺得那個評論說得不錯，裡面說汶川地震抗震救災中，中國共產黨表現出了全球共產黨人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可塑性。我覺得這個評價非常高，我們共產黨人之所以能夠弄到今天就是因為可塑性。在現在這種局面下，官僚體制不改革，監督體制不完善，人民順暢表達意願的形式沒有建立，光說穩定是不夠的。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是繞不過去的，政治體制改革的本因就是怎樣取得人民的支持和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