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四月四日是清明節,天安門廣場的人流達到高潮,人民英雄紀念碑四周已經放不下花圈了,花圈都放到四面的平地上。
當時北京有個組織叫做首都工人民兵,就是把各個工廠里的青年工人組織起來軍訓。四月五日下午北京公安部門開始封鎖廣場,坊間的傳言是,五日晚上,中央下令出動首都工人民兵到廣場,手持大棒,見人就打,公安人員抓了一大批還沒有離開廣場的人。市清潔隊連夜出車,刷洗廣場上的血跡。花圈全部拉走,六日清晨,廣場上空空蕩蕩,嚴禁行人入場。新聞廣播里,把四五天安門的悼念活動正式定為「反革命事件」。
那日北京上空,陰雲密布,令人窒息。
第一節課的鈴響後,朱老師一臉嚴肅地走進來。朱老師是班主任,也是語文老師。第一,二節都是語文課,但朱老師走上講台後宣布,第一節課不上語文課,說著拿出一個買菜用的網兜,勒令凡是去過天安門廣場的同學,都要把反革命詩詞交出來。這回朱老師不用任何同學幫忙,她自己親自拿著網兜,一個一個同學面前站住,看著他們交東西。全體女生,毫無例外地在朱老師的監視下,把好幾頁詩抄從小本子上撕下來,放進朱老師的網兜里去。有的女生,只把幾頁紙交出來還是不行,朱老師把本子拿過來看,確定上面有詩抄的紙頁全部撕下來才能夠過關。男生們就好多了,除了幾個去過廣場就滿處嚷嚷的,其他人都一口咬定,沒有去廣場,也沒有詩可上交。
朱老師把收集了全部詩抄的網兜放在講台桌上,氣勢洶洶地大聲說道,「咱們這個班要好好整頓一下了!」
他們班裡的全體女生那天下午到天安門廣場這件事,在全校引起了一個不小的震動。沒有一個班級自己組織了半班的同學擅自利用上課時間去廣場的。她們的行動,在當時是一個表面上錯誤,私下裡受到大多數老師同學支持的行動。她們那幾天走在校園裡,好多高年級的同學們看到她們就交頭接耳,繼而投來敬佩的目光。她們也覺得自己頗有些英雄的氣勢,儘管這個英雄是不被校領導正式公開認可的。
只有一個人不認為她們是英雄,這個人就是她們的班主任朱老師。
朱老師的父親是個較有名的高級幹部,文革一開始就給打成走資派,靠邊站了。朱老師文革前是北京有名的師大女附中的高材生,畢業時直接被保送到人民大學中文系。誰想還沒畢業就文化大革命了,老子靠邊站,她當然也受到牽連,畢業分配時被分到中學當老師。朱老師本人積極響應黨的號召,和父親劃清界線,努力革命。當時有句話是重表現不重出身,朱老師是這句話的忠實信徒。特別是她正積極要求入黨,就心甘情願地接受黨的考驗。自從文革開始,朱老師就怎麼左怎麼來,不管是批判修正主義還是批判資本主義思想,朱老師都是最積極的參與者。朱老師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特別能說,共產主義的理想從她嘴裡說出來那可是非常高尚。朱老師平時經常教育班裡同學的一句話就是,你們年輕人,一定要胸懷大志,要有抱負,要時時刻刻地想著祖國的前途,人類的理想,立志做革命的接班人。
正因為這樣,朱老師很少把下午兩節自習課真正給同學們上自習。每到自習課,朱老師就把它們用作政治學習課,滔滔不絕地大談將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要不就是把同學們分成幾個小組學習毛主席著作,小組討論,談學習體會。最糟糕的,還三天兩頭地開批判資產階級思想的批判會。一到開批判會,就逼著同學們寫批判稿。寫批判稿這件事最讓同學們發愁,雖說是從小學就開始寫起,但每次寫還是不知怎麼寫。光寫一兩句話喊喊口號還不行,非得寫滿滿當當的一頁紙。小學的時候,一到開批判會的時候,就有好多同學「忘了帶」批判稿。剛開始老師還讓同學回家去取,後來發現,一讓同學回家取,這個同學就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頭了,非到第二天才能再見面。後來老師就記名字,今天沒念批判稿的明天接著念,直到全班同學都把自己的批判稿念完為止。
上了中學后,張曄等人無師自通地找到了寫批判稿的捷徑:拿張報紙來抄。開批判會時,每個同學都要站到講台上去念批判稿。有一次張曄念完自己的,正好打下課鈴。前排的一個女生跟著張曄走到她的座位前,低聲說,「哎張曄,你抄的那段和我抄的一模一樣嘿。」
張曄嚇了一跳,「我抄的,我抄什麼了?」
「得了吧你,」那女生笑著說,「裝什麼呀?你不就是抄的昨天《人民日報》第二版上『小靳庄社員批林批孔熱情高』那篇嗎?我也抄的那段。你沒聽見我念啊?」
「我沒聽見啊。」張曄很無辜地說,「那你聽見我的了?」
「我坐在前排,聽得清清楚楚呢。」
她倆唧唧咕咕地笑了一回,張曄發起愁來,「要是朱老師也聽出來了,那不就壞了?說咱倆是抄的,那咱不得重寫啊?」
還好,那天朱老師就忙著拿著花名冊劃掉發了言的同學的名字,竟然沒來找她們的麻煩。
今天嘛,朱老師要用下午的兩節自習課來批判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事件,那是明擺著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