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軍航母逼近黃海時回顧毛澤東的國際戰略思想

　　在過去六十年裡，中國人想象世界格局的方式有著根本性的不同，毛時代，第一代革命家仍然是掌舵人，對於世界及其格局演化的想象明顯與革命年代的軍事對抗經驗有著延續性。現在則反過來，想象世界的方式回到五四之前——簡單地抄襲西方人的看世界圖示。前五四時期中國人學習西方，是希望把中國的政府組織模式和能力提高到足以在競爭世界中間自存，而後文革時代的學習西方是要瓦解中國曾經的社會團結並放棄對外競爭目標和最低利益防護，這是主流學界放棄社會責任的墮落表現。

　　毛澤東看待世界格局的圖示中間，有多個方面的認識論來源：首先是從近代史中間提煉出來的問題意識——不能抄襲列強的社會制度模式和軍事競爭方式，作為弱勢博弈者必須採取不同於強勢博弈者的競爭方略；其次是絕不幻想列強的「善意對待中國」，而且選擇支付較高的安全成本並建立起有效的威懾信用；從革命戰爭年代的競爭方略中間，毛澤東在有形實力劣勢條件下，重視無形實力的提升，由此主張要反對管理的常規路線，堅持最小化強制性管理手段的扁平化管理模式。朝鮮戰爭對於毛澤東的軍事戰略和國際競爭思想是一個有力的檢驗。1959年赫魯曉夫在美國的表現，激發毛澤東提出共產黨管理層蛻變的社會學認識（修正主義代表高薪階層），由此開始了中蘇論戰和國內反修（具體部署是四清和文革）；文革期間對黨史梳理中間提出「路線鬥爭史」的中心線索，直接把管理層對扁平化管理的排斥這樣一種「右翼激進主義」作為優先對待的問題；在1970年代早期中國外部安全環境改善、內部文革瀕於崩潰時期，再次把統治階級的蛻變問題作為對外競爭的關節點問題提出來，這是他提出「三個世界理論」的歷史背景。正是在三個世界理論中間，社會制度和經濟發展程度都已經喪失了作為標準的意義，改而突出出來的是統治階級的蛻變和弱勢博弈者方略之間的因果關係。

　　一、中國作為舊殖民主義政策最大受害者的近代史經歷

　　近代史上中國屢遭列強侵略，戰爭失敗不僅帶來巨大的生命財產損失，而且，列強在「戰爭勝利」后所勒索的戰爭賠款數量也十分驚人，各種估計中間「數值最高者為銀19.53億兩，最低者為10餘億兩，被史學界廣泛採用者為近13億兩。」 這個數字相當於清政府16年的財政收入總和。如果對照1860年英國紡織行業的總資本數量8200萬英鎊（其中機器部分約5300萬英鎊）、全部製造業總資本數量1.56億英鎊（約6億兩白銀）的數字， 就能夠更為具體地理解這一榨取的力度。

　　除了毫無補償的「賠款」這樣一種榨取方式之外，有補償的「鴉片貿易」也是近代史上引人注目的「交易」現象，一位美國學者指出，輸入中國的鴉片是「十九世紀全世界最貴重的單項商品貿易」：

　　「在十九世紀的最初十年，中國的國際收支結算大約盈餘二千六百萬元。從1828到1836年，從中國流出了三千八百萬元。使國際收支逆轉的正是鴉片煙，結果就資助了英國加速使印度殖民地化的大部分活動。1830年，東印度公司的總稽核宣布，每年至少有四百萬鎊得從印度運回英國。印度的這筆盈餘的大部分首先要變成鴉片在廣州賣掉，然後購買茶葉運到國內，這又為英國政府增加了三百三十萬鎊關銳。在經過幾個世紀的貿易之後，西方終於發現中國會大量購買的東西了。」

　　在人均收入很低的中國，大量的鴉片銷售對其餘工農業產品的「市場擠出效果」也很明顯，這無疑壓縮了其他產品的市場容量：「直到十九世紀九十年代為止，鴉片一直是中國進以商品中最為重要的項目，每年進口價值在3000萬至4000萬關兩之間。此後，棉貨類的進口值才超過了鴉片。」

　　如果說短期的損失和有形的生命和財富損失還能夠統計的話，列強損害中國一切建設性力量的成長，防止有抱負的那部分精英掌權，有能力滅絕一切建設性的政權和組織力量的成長過程（哪怕是國民黨這種建設性遠遠不足的政治實體也在列強的反對之列，1913年以「五國大借款」支持北洋軍閥政權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這個無形的長期損失就難於估計了。在近代中國，無論建設現代國家的政治努力還是發展經濟的努力，都與列強在中國追求的短期利益目標相反，這樣，列強就始終是作為一種政治經濟建設的破壞性力量而存在。英法對於奧斯曼帝國則是惟恐其太弱不足以抵擋俄羅斯的壓力，對於中國政府卻惟恐其太強以至於不願完全服從列強的意志，因此，列強相約在中國扶持最腐朽墮落的勢力：

　　「英國之所以在簽訂《巴爾塔里曼尼條約》和《南京條約》時對奧斯曼和中國區別對待，就是出於這一同樣的『有趣的規則』。如前所述，儘管兩個條約存在相似之處，但它們在鞏固英國的亞洲主宰權方面發揮著完全不同的作用。前者是要強化奧斯曼帝國的中央政府，而後者是要削弱中華帝國的中央政府。二十年後，中華帝國的中央政府已經足夠虛弱，很久以來奧斯曼帝國可以為英國做的，它也可以做了。」「簡言之，19世紀60年代早期的中國與30年代後期的奧斯曼帝國一樣，英國霸權之下的西方列強在選擇中具有明顯的偏好，它們寧願與亞洲分崩離析的舊制度為伍。和它們打交道，也不願與新生的民族主義和『西化派』力量在一起。與西方的理性化相反，英國與中國的戰爭，以及19世紀大部分時間裡與非西方世界的政府和民族的戰爭，其目的都不是為了尊重對方主權、建立互惠的商業交往環境，相反，它要強加給中國和非西方世界的是政治上的附庸關係，這與各國平等和國家主權的西方理念格格不入。為了達到自己的目標，與衰微的舊制度為伍顯然比與民族主義和『西化派』力量在一起更為安全。」

　　列強要在另外一個國家遂行擴張與榨取的目標，這遠非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只能在考慮了被侵略者的反抗能力，計算了侵略者所願意付出的侵略成本數量之後，才能完整地理解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擴張問題。保羅？巴蘭在比較了印度和日本在殖民化時期的差別待遇之後指出：因為日本地狹民貧，沒有多少可供列強榨取的經濟資源，也不能提供產品銷售市場，所以，列強也就相應降低其願意承擔的「侵略成本」數量，這是日本輕易掙脫殖民化鏈條的關鍵；而印度則由於其富足而受到英帝國系統而長期的掠奪。 如果拿中國與印度相比，可榨取的經濟剩餘數量就更為可觀，中國1820年GDP數量佔全球的三分之一，所以列強「經營中國」的意願格外強烈，投入的「侵略成本」就格外高，在這裡可以看到兩次鴉片戰爭、甲午戰爭、八國聯軍戰爭以及後來的日本侵略戰爭的動力所在。國防經濟學中間區別了普通的經濟行為和衝突行為的分析工具之不同：

　　「交易理論和衝突理論構成了經濟學分析的兩個平等的分支。第一個分主建立在合同和相互獲益的基礎上，第二個分支建立在爭奪不對稱優勢的基礎之上。」共同獲益於爭奪不對稱優勢顯然是不同的，但兩者之間還有三個共同點：「在決策者層次上最大化必須遵從資源約束；在總量層次上均衡決定是平衡和綜合這些獨立的私人決策；在生產的一般過程中資源投入轉化為期望產品。」「衝突理論引用交戰和鬥爭的技術，在此過程中，投入由雙方的鬥爭性努力構成，而產生的『產出』則是以資源和收入的最後配置形式。」

　　因此，侵略的成功，還要聯繫反侵略的無效，才能完整地理解這一特殊的「產出」。晚清政權的無能使其凝聚國民的意志和力量，無法籌措足夠的反抗成本去對抗列強，這就更加改善了列強侵略中國的效果-費用比率，鼓勵了列強付出更大的侵略努力，來改造中國政治經濟體系來滿足其榨取目標。可資榨取的經濟剩餘數量很大，同時卻沒有足夠的反抗能力，這種近代史困境被魯迅用一個通俗的比喻解釋得淋漓盡致：「倘是獅子，自誇怎樣肥大是不妨事的，但如果是一口豬或一匹羊，肥大倒不是好兆頭。」

　　19世紀中期，歐洲國家在瓜分非洲問題上達成了穩定協議，英國在印度獲得了近乎壟斷的地位，但是，列強在中國只能尋求不穩定的勢力範圍，這種「不穩定性」佔有狀態助長了短期化行為——列強並不把中國作為一個長期的可持續剝削的目標，而熱衷於在短期內儘可能實現最大的利益榨取，英國對中國和印度的差別待遇就集中地體現了這一點：英國在印度種植鴉片但禁止在印度銷售，要全部販賣到中國來賣。英國在印度的行為，顯然意味著把印度作為一項「長期資產」而加以經營利用，對中國的榨取行為，則明顯不作長期打算。所以，僅僅概括列強在世界各地擴張中間的「常規模式」，尚不足以理解中國在近代史上的遭遇。

　　正是列強這種短期利益最大化的動機，使得「衝突性」的分析工具更為有效，毛澤東的「帝國主義概念」，利益「不兼容程度」也是最高的，其內涵與列強對中國的「短期榨取」目標相一致，這就使得「階級矛盾對抗性」的分析工具更為有效，這就足以支持 「零和性質」的「矛盾衝突分析」。又由於在列強侵略中國一百多年中間，中國遭遇到數量驚人的生命和財產損失，損失的數量客觀上界定了人們願意接受的為避免損失而支付的成本數量，較高的風險總是會提高支付高額「保險費」的意願。從中國近代史遭遇的損害看，必然會在中國產生人類歷史上最高的國防和安全成本支付意願，毛澤東「獨立自主的安全和發展戰略」就是此種意願的具體化。從列強與中國的交往經驗中間，毛澤東還從中提煉出一個「先生打學生」的基本結論：簡單跟隨西方的制度是不可能在博弈中間獲勝的，換言之，按照列強的制度模式去支付安全成本是不合算的，這就需要在列強已有政治經濟制度模式之外去尋找博弈方法，毛澤東這種另類思考後來得到國共軍事競爭經驗的強化。這是毛澤東與過去和今天主流學界的思考路徑之間出現了根本性的分叉。

　　在自主安全成本和經濟發展戰略方面，由於中國國土和人口的巨大規模，在採用有效的動員模式之後，有能力支付的巨大的安全成本而無須仰賴外人的善意和恩賜。與此相反，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卻不夠大，以中國經驗外推時容易忽略這個關鍵的區別，相當多的小國是沒有能力自外於國際市場而求得經濟發展的，也不能籌集足夠對抗大國干預的成本。特別是中國共產黨在根據地形成的低成本政權經驗，未能在第三世界國家推廣（實際上在中國也未能長期堅持下來，文革后被刻意放棄），而市場化和科層化這兩種「正規化的方式」在窮困經濟體中間的效果是很有限的，這就妨礙不發達國家的人力物力資源的有效動員，結果出現一種結構性的缺陷為列強所趁，在戰後建立起新殖民主義的經濟秩序，也導致第三世界理論中間所隱含的趨勢預測過度樂觀，後來也沒有實現。

二、朝鮮戰爭中間中美看世界圖示中的範式衝突——安全成本支付意願與威懾信用的確立

　　對於外部帝國主義自願放棄侵略政策，毛澤東基本上不持幻想，認為其肯定要依仗經濟技術優勢追求不正當利益的，所以，在提到「對付國內外反動派即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們」時，毛澤東說：「對於這些人，並不發生刺激與否的問題，刺激也是那樣，不刺激也是那樣，因為他們是反動派。劃清反動派和革命派的界限，揭露反動派的陰謀詭計，引起革命派內部的警覺和注意，長自己的志氣，滅敵人的威風，才能孤立反動派，戰而勝之，或取而代之。在野獸面前，不可以表示絲毫的怯懦。我們要學景陽岡上的武松。在武松看來，景陽岡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樣，不刺激它也是那樣，總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

　　既然有了壓迫和剝削，就必然地引導矛盾對抗的另一方出場，一方的侵略投入越大，對生命財產的損害越大，就必然帶來反抗意願的上升，從而，受壓迫民眾投入反侵略戰爭的心理成本就越高。願意為極端野蠻的帝國主義侵略而支付更高的反抗成本，這個認識超越了黨派和政治立場的分野，秋瑾就曾經有這樣的詩句「拼將十萬頭顱血，需把乾坤力挽回。」毛澤東對中國近代史經驗的總結就更為具體，他說：「中國得到的教訓是這樣：有壓迫，就有反抗；有剝削，就有反抗。帝國主義，不管是日本帝國主義、美帝國主義或其他帝國主義，都是可以打倒的。國內反動派，如蔣介石，不管多麼強大，也都是可以打倒的。」 抄襲列強的組織模式和社會制度，還不足以應付其侵略，那麼就進行制度和組織上創新：「哪裡有壓迫，不革命就不行。社會主義革命就是這樣。」

　　既然對帝國主義不持有任何「道義幻想」並指望其自動改過，顯然，制止侵略的關鍵就完全依託於反侵略力量的集結和使用，這隻有等到反侵略力量足夠強大，最終使得帝國主義政策得不償失的時候，侵略政策才會終止。這就提出了反侵略戰爭的成功條件，他1965年對斯諾說：「中國這個地方，美國軍隊來可以，不來也可以。來了沒有什麼很大的搞頭，我們不會讓美國軍隊得到好處。因為這點，也許他們就不來了。」 為了讓美軍來了沒有很大的搞頭，戰爭準備的設想還必須貫徹到經濟建設的方針中間去，在1965年的一次談話中間，他說：「世界的事情總是那樣，你準備不好，敵人就來了；準備好了，敵人反而不敢來。」他立足於打，是為了爭取不打。 這種思路其實就是國際關係的「威懾」思路，按照學者們的總結，假定現代政府的政策制定者在選擇戰爭之前，先要進行成本——收益分析，而威懾就是讓對手相信，他為採取某種行動而付出的代價或者所冒的風險大於收益。基辛格認為，威懾需要實力、使用實力的意志，以及潛在進攻者對這兩個方面的評估等三方面的結合，而且，威懾是所有這些因素的乘積，而不是它們的和。如果任何一個因素是零，威懾就會失效。

　　中國安全態勢的短期目標是要求建立起有效的「威懾信用」，而長期目標的達成則需要整個世界力量對比的根本轉換和平衡——特別是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力量平衡。對於一個長期受到侵略戰爭威脅的國度而言，達成短期安全目標的關鍵在於建立起自身的「威懾信用」——這對於侵略者而言，則意味著要讓其在戰爭和衝突現實中間領略到：侵略中國的成本遠高於可預期的收益。用規範的國防經濟學語言表述就是：「為了震懾對手，報復的有效性和將要訴諸武力的可信度這二者都是必需的。」

　　諾貝爾經濟學獎金獲得者謝林把博弈論應用於分析戰略威懾，非常重視威信的信用，得出的結論是：「威懾涉及武力的潛在使用，而非實際使用；威懾是為了警告並說服潛在敵人，只有避免某些舉動才能維護其自身利益。」「一個成功的威脅就是不需要付諸實施的威脅；……大多數威脅的最大成本是不得不實施威脅。」 在中國正式派遣志願軍入朝之前，周總理曾經通過公開和秘密渠道兩次警告美國不要過三八線，但未能生效。第一次是毛澤東決定，周恩來於九月三十日向全世界宣告：「中國人民決不能容忍外國的侵略，也不能聽任帝國主義者對自己的鄰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第二次則是十月三日凌晨周恩來透過印度駐華大使潘尼迦，對美國當局提出強烈警告：「美國軍隊正企圖越過三八線，擴大戰爭。美國軍隊果真如此做的話，我們不能坐視不顧，我們要管。」 這兩次威懾都未能起到應有的作用，剩下來的唯一選擇就是把「威脅」付諸實施，這個成本當然就很高了。

　　改善國家的安全態勢，是中國所追求的短期目標；而一個更為公正和平等的世界格局（「環球同此涼熱」），則是長期目標。這兩個目標的實現，都需要資源的投入，作為毛澤東「鬥爭哲學」思想的一個部分，他是從不迴避安全成本——也就是說從不幻想「搭便車」以把安全成本轉嫁給別國。這個思路如果結合近代史經驗來理解，就很容易看到侵略造成的巨大損害極大地提高了支付安全成本的意願，同時，共產黨的組織經驗又使得易於確立追求有形實力劣勢條件下的戰爭勝利，有了支付安全成本的意願，有了劣勢博弈者的制勝方略，才有那種有形實力劣勢條件下還要選擇不利時機的出擊戰略。

　　在某種意義上，國家的戰略意圖和競爭意志是不可能欺騙對手的，一個國家願意付出的安全成本數字，就是基辛格所說的「使用實力的意志」，這可以視為競爭意志強弱的合理標示，絕對不能是零。這似乎不是毛澤東一個人的看法，而各民主黨派於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四日聯合發表的聯合宣言中間，也預設了這個判斷——只有在支付了足夠的安全成本之後才會有制止侵略的可能：「世界上愛好和平的人民如果想要得到和平，就必須用積極行動來抵抗暴行，制止侵略。只有抵抗，才有可能使帝國主義者獲得教訓，才有可能按照人民的意志公正地解決朝鮮及其他地區的獨立和解放的問題。」

　　在三年抗美援朝戰爭中間，付出了傷亡36萬餘人、開支戰費62億元、消耗物資560萬噸的代價。而美國則在侵朝戰爭中付出了近40萬人員傷亡（連同其他國家和南朝鮮軍隊共傷亡109萬人）、830餘億美元戰費開支和7300萬噸物資消耗的巨大代價，最終卻不得不罷手求和，與朝中方面簽訂停戰協定。這無疑是出乎美國的意料的。對於美國在朝鮮戰爭中的失敗，美國前總統胡佛曾沮喪他說：「聯合國在朝鮮被共產黨中國打敗了。現在世界上沒有任何軍隊足以擊退中國人。」 任何一個國家要建立起有效的威懾信用，只有在接受了最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軍事力量的經驗之後才能夠為人們所認識和接受。

　　在與美國交手以及後來的談判過程中間，毛澤東總結出這樣的經驗：「美帝國主義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講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講理，要是講一點理的話，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 民間諺語說「沒有耕耘就沒有收穫」，在毛澤東看來，如果沒有抵抗成本的支出，沒有對於侵略者的有效打擊，就不可能終止侵略者的侵略意願。支付完抗美援朝戰爭的抵抗成本之後，效果是非常明顯的，彭德懷在總結朝鮮戰爭對世界格局的影響時，正是這麼說的：「西方侵略者幾百年來只要在東方一個海岸上架起幾尊大炮就可霸佔一個國家的時代是一去不復返了，今天的任何帝國主義的侵略都是可以依靠人民的力量擊敗的。」 這是一種成功地建立起「威懾信用」之後志得意滿的說辭。

　　毛澤東在與同鄉周世釗的談話中間，曾經用很通俗的民間諺語表述了謝林用博弈論敘述的那個思想「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還有一句民間諺語「不怕賊偷就怕賊惦記著」，用以轉喻國家競爭關係也很貼切。如果能夠解決那個最大的「賊」、最有力的一拳，顯然威懾信用的效果就就越好。由於美國軍事力量為世界最強，中國打敗美軍所建立起來的威懾信用，對全球任何國家都適用，就中國要建立起有效的威懾信用的目標而言，選定美國作對手其效果最為理想。以毛澤東建立威懾信用的「大算盤」而言，與戰術上的合理介入有著完全不同的估價，美國軍官查爾斯？威洛比則說：「大部分中共軍隊都沒有與一個主要的軍事強國進行實際戰鬥的有效經驗。此外，他們的訓練也想原來的北朝鮮軍隊一樣，由於缺乏統一的裝備和彈藥供應無保障而大受阻礙。」而且「進行干預的黃金時機看來早已過去，如果計劃採取這一行動，很難設想，會把它推遲至北朝鮮軍隊的殘部氣數已盡的時候。」 但是如果從「以戰止戰」的戰略方向看，在戰術意義上正確的判斷確如威洛比所言，但是戰略上就未必正確，中國志願軍從鴨綠江邊上開始出擊，並把擁有優勢裝備的美軍趕回三八線，這樣一場較量所建立的「威懾信用」要比在最合適的介入時機下的戰爭，有效程度要高許多。而且，在停戰談判中間，毛澤東從不企圖「見好就收」，而是要等待美軍的全部優勢都有機會發揮，肯於坐下來談和平的那個最後時刻。不貪小便宜，是因為對戰爭目標的追求不一樣，毛澤東想要通過一場艱苦的戰爭來證明：「我們的敵人眼光短淺，他們看不到我們這種國內國際偉大團結的力量，他們看不到由外國帝國主義欺負中國人民的時代，已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而永遠宣告結束了。」

　　對抗美援朝戰爭，毛澤東後來做了一個收益評估：「推遲了帝國主義新的侵華戰爭，推遲了第三次世界大戰。」「帝國主義侵略者應當懂得：現在中國人民已經組織起來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辦的。」「中國人民有這麼一條：和平是贊成的，戰爭也不怕，兩樣都可以干。……如果美帝國主義要再打，我們就跟它再打下去。」只有從威懾信用的長期效果看，才能說「抗美援朝戰爭用的錢也不十分多。打了這幾年，用了還不到一年的工商業稅。」 威懾信用的有效性與自信心提升是一致的，後來針對美國擴大侵越戰爭的事實，外交部長陳毅竟然發表談話說：「我們等候美帝國主義打進來，已經等了十六年。我的頭髮都等白了。」

　　美國長期宣稱重點放置在歐洲，但是卻把大量的軍事力量投放在中國周邊國家打了兩場局部戰爭，這個事實本身是有理論意義的：美國決策者能夠看到有形實力但是盲視無形實力。在毛澤東看來，通過無形實力的巨大提升有可能抵消有形實力不足的劣勢，認定「敵人大炮比我們多，但士氣低，是鐵多氣少。」而在美國那種更為正規的看世界圖示中間，以「鐵」為主要原料的軍事裝備和技術——有形實力——則是決定一切的，所以，美國在歐洲遇到蘇聯的坦克集群時，能夠恰當地約束自己避免熱戰爆發——這是美國人看得見摸得著的有形實力，也是美國人按照自己的經驗不會出現重大誤判的場合，所以，雙方的威懾信用都能夠為對方所理解和接受，從而避免了最終把威懾付諸實施的高成本。

　　在亞洲特別是在中國周邊，美國看不到依據有形實力標準的可接受的有效威懾，新中國成立之後美國國內爆發麥卡錫運動——要在美國內部找出「丟失中國」的內奸（東歐也「丟失」了但並沒有激起相應的麥卡錫運動），這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作為一種有根有據的利益損益計算依據——美國有那麼多先進武器足以改變中國內戰的力量對比卻沒有輸送給蔣介石，麥卡錫雖然一個孤立的個人，但是他代表了在美國決策層中間一個通行的力量對比判斷標準；這個判斷標準在蘇聯的有形實力面前就沒有出過錯，對於東歐的「淪陷」美國只能絕望，不得不接受了東歐國家脫出可榨取「國家利益」的範圍。麥卡錫運動之間對「丟失中國」所損失的「國家利益」，則持一種不甘心的態度，這種不甘心態度是以有形實力上的絕對差距為依據的。美國在面對亞洲的前工業化國家則擁有龐大的自信心，再加上可能的潛在利益損益的估算，所以輕於作出在朝鮮和越南擴大軍事力量投放的決策，結果兩次遭遇失敗，一些研究文獻把美軍在朝鮮的失敗歸結為某個或者某幾個美國政治人物的疏忽，這是片面的結論，在美國政治決策人物頭腦里強行輸入毛澤東的「無形實力」標準之前，美國必然會依據有形實力現實而反覆選擇戰爭決策的，美國後來再次高調投入越南戰爭就驗證了這一點。反過來，正是依據無形實力標準，在美國大量派兵進入越南之前，毛澤東已經於1965年年初就提前預言了美軍必然失敗。

　　在威懾信用的建設與接受過程中間，意味著是否在有形實力標準之外，考慮無形實力標準，這對於低成本維護世界和平而言是一個至關重要的事項。而且，還必須要美國這個極其傲慢的黑幫老大領會了無形實力的作用之後，低成本建設起來的威懾信用才會有效。中國與朝鮮、越南人民在兩場局部戰爭中間所付出的犧牲，確實開創了國際關係和世界和平方面的新局面——強迫美國統治階級接受他們曾經無論如何都不會承認的無形實力標準。從全球競爭中間的軍事力量對比看，威懾信用的有效性，還意味著以美國為首的列強政府決策人部分地把握到無形實力的作用，這才會在他們的認知和評估中間部分破除對有形實力迷信。

　　在毛澤東看來，依據過去一百多年被侵略的歷史，中國人民所付出的代價過於巨大，為此，解決國家安全願意支付的成本上限很高。再加上共產黨革命年代積累起來的提升「無形實力」的競爭方略，在國際競爭中間一樣有效，這就使得中國無需仰賴外國的「善意」而確立起獨立自主的安全戰略，無論這個外國是蘇聯還是美國都是一樣。1959年毛澤東為此拒絕赫魯曉夫的聯合艦隊和長波電台合作建議，1973年為此批評周總理未能識破基辛格的安全合作「善意」。這就與那些一心想要對外轉嫁國家安全成本的精明人形成鮮明的相比，獨立自主安全戰略意味著傻帽——在能夠佔便宜的時候也拒絕佔便宜。實際上，無論是蘇聯的「便宜」還是美國的「便宜」都不是那麼好「占」的，斯大林在二戰之前就曾經犧牲鄰國建設自己的「東方戰線」，而赫魯曉夫就走得更遠了，根據劉曉回憶1955年赫魯曉夫就曾經遊說阿登納對付中國：

　　在阿登納1955年訪蘇時，赫魯曉夫在花園與阿登納散步時，突然地向阿登納談到「赤色中國」，把中國說成是對蘇的最大的問題。赫說，我們能夠解決這個問題，但是這是很困難的，因此我請求你幫助我，你幫助我對付「赤色中國」吧。赫還猶豫地補充說，還要對付美國人。這個要求幫助的請求，在阿登納逗留莫斯科期問，赫魯曉夫曾向阿登納提過3次之多。從這一插曲，說明赫魯曉夫執政后不久，就開始想改變蘇對全球的戰略方針。

　　既然沒有了轉嫁安全成本的短期的聰明策略，那麼，實質上的利害關係一致或者不一致就成為最主要的判斷標準了。在毛澤東想象的世界格局中間，美帝被假定為一個以炮艦政策為依託的剝削者，很注重其與舊殖民主義相同的一面，而相對忽視其依託市場優勢進行和平剝削的一面，未能較好地注意到美帝和英法的區別。這種認識與美帝二戰後繼續在中國周邊執行戰爭政策，在拉美實施則實施和平剝削的手段。過度關注美國與舊殖民主義相似的方面，顯然也是與共產黨人豐富的戰爭經驗和嫻熟的軍事競爭眼光有關。美國教授施拉姆多少看到了這一點：「中國領導人通過他們自身經驗的三稜鏡來看待整個世界的傾向，已經走向極端。我們已經經歷了一個歐洲人各自以其自己的方式，用在不同的文化和歷史環境中形成的概念來理解和誤解亞洲的世紀。」

　　庫恩的「範式革命」概念已經被用得很濫了，在國際關係領域各種不同的看法和認識中間，對於估量形勢和力量的方式完全「不可通約」的情況確實是非常普遍的。毛澤東按照自己的經驗來看待衝突的利益和力量對比轉變，在內外競爭中間作為弱勢博弈者的一方，他很重視有形實力之外的無形實力方面，並把這個方面上升到壓倒一切的地位上；反過來，美國人則格外強調有形實力的對比關係，在朝鮮停戰談判中間甚至提出「海空優勢補償」要求。其實，這種按照自己的經驗和認識框架來估量形勢，並以自己的看法否定別人的看法，這中間的區別由來已久，常常是矛盾和衝突升級的重大原因。謝偉思記錄了中國內戰時期，那些美國科班出身的高級將官在評定軍事競爭力量時的心態和邏輯：

　　回想起來，看來很明顯，魏德邁等人都受到正規的美國軍事思想的制約。他們不可能正確評價象中國共產黨軍隊那樣高度不正規的人民游擊部隊的力量。謝偉思的報告堅定地強調中共的政治力量，強調共產黨人的社會、經濟政策所具有的那種政治力量的基礎，強調政治力量與軍事力量之間的密切關係。魏德邁並不信服。對他來說，美國那時正在越過喜馬拉雅山脈駝峰向國民黨軍隊傾注的成千上萬噸的供給，無疑才是軍事力量的更重要的決定因素。因而他無視謝偉思和其他人的報告：「我覺得更有資格對軍事戰術和技術的運用作出判斷。因此，當我的政治顧問提出一種軍事性質的建議時，我特別不受他們的影響。」

三、弱勢博弈者的競爭方略與統治階級的關係——作為一個分析方法的「反修」視野

　　馮友蘭看到了軍事戰略與矛盾分析之間的表裡關係：「《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和《矛盾論》這兩篇文章，前者發表於1936年12月，後者發表於1937年8月。就發表時間說，前者早於後者八個月，但不能說《矛盾論》中那兩個要點只是毛澤東在這八個月中才發現的；只能說毛澤東在1936年前後的幾年之間，就已形成這一套思想。他先用軍事學的形式把它發表出來，那就是《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後來又用哲學的形式發表出來，那就是《矛盾論》；這兩篇文章互相發明、互為表裡。」 馮友蘭這個看法很準確，毛澤東自己曾經告訴斯諾，《矛盾論》就是「總結中國革命的經驗」 而寫出來的。

　　在矛盾論中間，選用了一對新的分析範疇——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這一對範疇馬恩列斯都沒有用過，這一對範疇之提出，不是要在方法論世界觀維度別處心裁標新立異，而是毛澤東從革命陣線的軍事力量對比和競爭實力不同的現實中間提煉出來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中國革命戰爭期間就意味著擁有力量優勢的統治階級一方（在國際上意味著擁有經濟技術優勢的帝國主義列強），而次要方面則對應著力量劣勢的革命陣營（在國際上則意味著第三世界）。在1964年毛澤東曾經總結過自己的「土哲學」，並批評了那些書本哲學家的不足：「搞哲學的人以為第一是哲學。不對，第一是階級鬥爭。壓迫者壓迫被壓迫者，被壓迫者要反抗，想出路，才去尋找思想武器。我們都是這樣過來的。」甚至，毛還以自己的「土哲學」為依據，重新提出一個理解馬克思的獨特角度：「馬克思主義三個組成部分，基礎是社會學，是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作鬥爭。馬克思他們看出，空想社會主義者想勸說資本家發善心。這個辦法不行，要靠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從這個觀點開始，才有馬克思主義。」 這樣，毛澤東就把革命戰爭期間的軍事競爭與和平年代的階層利益博弈，都納入到同一個衝突分析框架之內了。

　　按照矛盾的兩個方面理論，主要方面起著主導作用，也就是說強勢博弈者決定博弈的性質和方式，而次要方面沒有主導作用，對於威懾信用建設而言，是否有效是要依照矛盾的主要方面的認識來界定的，在朝鮮和越南美國的侵略意圖遭遇到失敗，在付出侵略成本之後沒有取得相應的收益，帶來一種新的利益預期：即便是以有形實力絕對優勢的美軍對付武器落後的共產黨游擊隊也是沒有希望的，因此，美國在受到兩次教訓之後才勉強接受了有形實力不見得絕對有效的教訓。反過來，國內有人認為「三和一少」可以降低衝突烈度，是錯誤地把賦予次要方面以主導作用，誤以為弱勢博弈者決定博弈的方式和烈度，這是以熟人相處的常識代替無情的競爭；在毛澤東看來，次要方面只能選擇性地應對，「以鬥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妥協求團結則團結亡」的公式，表述的是次要方面不放棄博弈的唯一應對方式。所以，「鬥爭求團結」過程中間所付出的成本，在毛澤東看來是無法避免的，在那些主張「三和一少」的人看來，是可以避免的。

　　主要方面與次要方面的相對關係，可以與新現實主義的基本看法相對照：「新現實主義認為國際關係中基本的持續起作用的要素是國際體系結構。結構有兩大組成部分：即作為國際體系的根本組織原則的無政府狀態原則和國家之間的能力分佈狀況。在這種體系中，各個單位本質上相同，沒有差別（如追求權勢、利益）。因此，國家行為從根本上不取決於內部屬性而取決於國際體系結構中的位置（沃爾茲語），或者說國家本質上是位置性的（格里科語）。」 與毛澤東的分析方法相比，相對位置的認識上有一致性，但是，各個單位本質上相同則有疑問，因為各個國家的實力強弱不同，追求利益的邊界和方式就不一樣，這其中有攻有守，有主有從，而且弱勢博弈者必須要追求不同的力量運用方式和內部力量整合方式。

　　毛澤東強調弱國可以戰勝強國的侵略，前提是弱國要能夠在無形實力方面取得超越強國的成績，這是劣勢競爭方略的兩個關鍵。在今天中國的主流學界中間，簡單抄襲強國的看世界圖示及其競爭方略成為一個根本性短腿，學術的所謂「與世界一流水平接軌」變成了一種主流學者的「腦殘」狀態，秦亞青對此有一個明晰的總結：中國主流學術界中間「美國國際關係理論仍然佔據最大比重，中國的國際關係理論仍然沒有形成體系。」「原創性理論的缺失是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最明顯問題。」 但更為關鍵的是：缺乏最起碼的競爭問題意識及其對於有形實力對比的依賴性關係的認識。

　　毛在軍事戰略戰術上提出「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這是因為矛盾的不同方面之力量對比不同，這就需要採取不同的競爭方略，弱勢競爭者必須有不同於強勢競爭者的博弈對策。藉助克萊因國力方程，可以較為明晰地揭示毛所主張的競爭方略中間所隱含的結論和預設，克萊因國力方程表示如下：

　　國力=（基本實體+經濟能力+軍事能力）×（戰略意圖+國家意志）

　　其中「基本實體」包括領土和人口，「經濟能力」包括GNP和產業結構，「軍事能力」包括戰略打擊能力和常規軍事力量。克萊因認為「戰略意圖」的最高值是1，多數國家的的戰略意圖是自衛和保護性的，評分居中為0.5分，戰略目標十分明確，歷史久遠，則大於0.5分，戰略目標模糊或者搖擺不定，則低於0.5分。克萊因把「戰略意志」定義為「國家可以動員其內部力量有效地實現戰略目標的素質」，最高值也是1分，其中民族凝聚力約佔33%，政府首腦的領導水平和效率的高低約佔34%，人民大眾對國家戰略與國家利益的關心程度約佔33%。

　　在克萊因國力方程中間，第一個括弧裡面的三項涉及人力物力資源等經濟和技術要素，這構成競爭力量中間的有形實力部分，第二個括弧裡面的兩項實質上是力量運用的程度，這構成競爭的無形實力。這樣，總的競爭實力等於有形實力與無形實力之乘積。按照毛澤東的軍事戰略戰術思想，戰略意圖和國家意志的說法過於抽象，也有靜止和缺乏變化的不足，可以稍加改造之後，歸結為「競爭意志」和「組織程度」兩個方面。而作為有形實力不足的弱勢競爭者，制勝的關鍵就在於能夠把有形實力提升到什麼程度，也就是說要取決於無形實力的係數關係，這個公式就可以改寫為：

　　競爭力量＝（基本實體+經濟能力+軍事能力）×（競爭意志＋組織程度）

　　對於提升無形實力，毛澤東有一個簡潔的說法是「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毛澤東始終不認為弱勢競爭者一開始就應該選擇出局，而是有著勝利的希望，關鍵就還有無形實力優提升的文章可以做：「有人說，武器是第一，人是第二。我們反過來說，人是第一，武器是第二。武器同機器差不多，都是人手的延長而已。」 這個看法延續了《論持久戰》中間的認識：「決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對比不但是軍力和經濟力的對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對比。」

　　在中國革命年代，共產黨領導的平民革命始終是力量弱勢一方，要以「小米加步槍」戰勝「飛機加坦克」裝備的敵人，就不能不在無形實力方面設法，這就限定了競爭方略的選擇：弱勢博弈者必須在組織和管理方式上勝過對手，有形實力不足要以更高的無形力量（更高昂的競爭意志和更高的組織水平）的優勢來彌補。最終目的當然是要實現有形實力和無形實力的乘積大於國民黨軍，這才是共產黨戰勝強敵的關鍵所在。而有形實力劣勢一方要選擇特殊的、不同於強者的別種競爭方略，者是共產黨人特別是毛澤東後來想象世界格局的經驗維度。

　　競爭意志的磨礪和提升，與強勢博弈者採取不正義的剝削和壓迫措施緊密相關，這是無形實力提升的第一個重要方面，被毛澤東看作一種必須的「精神條件」，而這個精神條件也是強勢博弈者給預備好的：「一百多年來，幾個帝國主義強國壓迫我們，教育了我們。所以，壞事有個教育作用，有個借鑒作用。」 「所有這一切侵略戰爭，加上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的侵略和壓迫，造成了中國人對於帝國主義的仇恨，使中國人想一想，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迫使中國人的革命精神發揚起來，從鬥爭中團結起來。鬥爭，失敗，再鬥爭，再失敗，再鬥爭，積一百零九年的經驗，積幾百次大小鬥爭的經驗，軍事的和政治的、經濟的和文化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經驗，方才獲得今天這樣的基本上的成功。這就是精神條件，沒有這個精神條件，革命是不能勝利的。」

　　毛澤東曾經不無遺憾地指出：「我看一個國家的人民，沒有外力的壓迫是不會覺悟的。」 1963年他回答索馬利亞總理舍馬克「如果人民不覺悟怎麼辦」的問題時說：「那沒有辦法，毫無辦法，只有等待人民覺醒，起來鬥爭。中國等了一百多年，大陸才解放，台灣也許要等幾十年。全世界統統解放還要等更長時間。」

　　帝國主義列強作為矛盾的主要方面，除了決定戰爭還是和平這樣的對抗方式之外，還是錘鍊弱國民眾競爭意志的「反面教員」，沒有帝修反從外部施加的剝削和壓迫所激起的高昂反抗能量，就無法預備好革命的「精神條件」。此外，革命黨人在這些方面雖然不是完全消極的，但是所能夠做得事情也不多，起到的效果也只能是次要的、低於反面教員的教學效果。共產黨經常在革命隊伍內部也經常進行「訴苦」教育，藉以砥礪其成員的「階級覺悟」或者「競爭意志」，毛澤東後來批評蘇東國家土改中間的恩賜觀點，因為這白白損失了提升反面教員所預備的精神條件的潛在空間：「（土地）政府沒收，然後由政府把土地分給農民，這是一種恩賜的觀點，不搞階級鬥爭，不搞群眾運動。這種觀點，實際上是一種右傾觀點。我們的辦法和他們不同。我們是依靠貧農，使貧農和下中農聯合起來，向地主階級奪取土地。具體做法是：訪貧問苦，發現積極分子，團結核心，進行訴苦，組織階級隊伍，開展階級鬥爭。在整個過程中，黨起引導的作用，反對包辦代替。在解放戰爭中，我們對大批俘虜兵的改造，也採取訴苦的辦法。這種辦法，我們現在一直還在採取，發展為回憶對比。」

　　如果說競爭意志的激勵還好理解的話，對於那些拘泥於統治階級常規管理經驗的人來說，毛所主張的提升組織程度的方式就相當費解了。毛澤東一邊強調增加組織紀律性的目標，一邊反對強化自上而下的管理手段，無論是物質刺激還是各種上級對下級的壓服方式，都在他畢生反對之列，他始終牢記根據地時代的經驗：「實行供給制的人員，第二次國內戰爭多的時候有幾十萬人，少的時候也有幾萬，抗戰時期從一百多萬增加到幾百萬，一直到解放后初期，大體是過著平均主義的生活，工作都很努力，打仗都很勇敢，完全不是靠什麼物質刺激，而是靠革命精神的鼓舞。……這些歷史經驗，對於我們解決社會主義建設的問題，有著很大的意義。」 看來，毛澤東心目中間始終存在著一個這樣的不等式：壓服和收買對被管理者所實現的激勵效果遠遠低於依靠激發被管理者自覺和參與所能達到的高度。這個思想在共產黨政權建設和軍隊內部的管理中間都有很集中的體現。

　　美國學者貝文？亞歷山大研究朝鮮戰爭的專著中間，講述了美國軍隊管理上的「管道」策略——這是形容美國政治人物把士兵象通過管道輸送自來水那樣輸送到作戰連隊中間去，貝文指出這在空軍和海軍中間較為成功，管道這一概念深刻地表述了美國統治階級的工業優勢思維、不可救藥的對裝備技術的迷信及其對人本身的絕對忽視。貝文還比較了朝鮮和蘇聯的等級制組織，然後特地談到中國軍隊破除等級制的組織方式，他觀察到連隊內部三種管理實踐對士兵合作精神和戰鬥意志的深刻影響，部分地把握到毛澤東所強調的三大法寶「官兵一致、軍民一致和瓦解敵軍」的管理績效是怎麼來的：

　　「中國軍隊有一點極不尋常，就是它沒有明顯的單獨軍官建制。不過其『幹部』或領導小組卻很堅強，而且每級都有領導集體，完全可以起到軍官建制的作用。……為保持部隊的游擊隊傳統和共產主義的平等原則（明顯只有中國軍隊是這樣，其他共產黨軍隊則不然），官兵一律著同樣服裝。」「亞歷山大？L?喬治根據其對中國戰俘的調查，對在朝人民解放軍進行了研究。研究表明中國人極力阻止軍事上的等級制度。其所以這樣，不僅是要從戰士中提拔幹部，而且是為激發廣大士兵的積極性，使他們參與討論、解決並處理日常問題。這種做法，結合其他措施，可使普通士兵充分了解戰術形勢以及部隊作戰計劃等方面的情況。這樣就可使廣大士兵在重大戰鬥行動中發揮主動性，增強責任感。而這卻使聯合國軍的審訊人員感到困惑，他們無法相信這些不識字的士兵，怎麼會掌握那麼多的確切情況。」「與國民黨軍隊相比，人民解放軍的進步是廢除了對士兵的打罵，決不容許對士兵有任何歧視、專橫或虐待行為。在伙食方面，官兵一致，不得搞特殊化。軍官要使用文明語言稱呼士兵，取締極端的軍事禮儀形式。官兵間提倡同志友愛，採取精心制定的評模表功制度，對好人好事及作戰勇敢者進行表彰獎勵，對不良行為及戰鬥表現欠佳者開展集體批評，以此來加強紀律、改善作風。」

　　毛澤東所主張的組織程度提升，意味著超越「管理的常規路線」局限，超越把上級對下級的強制和監督作為唯一努力方向的局限，強調底層自身的覺悟和組織能力，這就走出傳統的「科層化管理」的常規思路，實行扁平化管理——管理者在經濟利益上降低到接近於被管理者的水平（通過供給制來實施），管理權力的壟斷程度下降，參與性增強，實現了權力分配的相對均衡（這被毛澤東稱為「政治民主、經濟民主和軍事民主」）。扁平化管理內在地要求經濟利益和政治權力的相對平均化，意味著對精英階層實行相對剝奪——這當然不可能在不受精英階層反對的情況下順利實現。江西根據地時代就為此進行過非常激烈的思想鬥爭，1929年通過了古田會議決議。在中國給共產黨內部，是在經歷過最慘重的失敗之後，那種「激進」的管理革命成果才最後被多數官員認識和接受的——這是延安整風運動取得成績的關鍵——從而極大地提高了革命力量的組織程度。1956年毛澤東對米高揚說：「我們黨在它的成長過程中，在革命發展的曲折道路上，不僅要對付強大、狡猾而兇惡的中外敵人（帝國主義和國內封建勢力與反動派），在極其艱苦條件下進行鬥爭，而且還要與黨內各種機會主義者、投機分子、愚昧無知作鬥爭，不斷端正我們前進的方向。因而我們每前進一步都要付出雙倍的努力和代價。」「『左』傾機會主義分子的最嚴重、最根本的錯誤是打擊、排擠正確領導，否定、拋棄從實際出發制定出來的正確路線，使革命一而再、再而三地蒙受損失，最後不得不丟開了革命根據地，跑了二萬五千里。敵人教育了我們黨員中的頑固分子。挫折和損失才使他們的頭腦清醒過來，符合實際的話，對革命有益的話，過去他們是聽不進去的。」 這就說明，在文革之前毛澤東早已有著「正確路線」不能自然過濾出來、只是在巨大的巨大的失敗之後才得以確立的不滿，這就直接預示了文革期間的「路線鬥爭史」範式。

　　戰爭是對組織和管理效果的最嚴格檢驗，毛澤東的主張不符合多數幹部的願望，但是被蔣介石和日本侵略軍的有形實力優勢，逼迫共產黨必須提升自身的無形實力因而就必須逼迫這些人採取毛澤東所主張的扁平化管理模式，以此而論，毛澤東是被蔣介石和日本人在外部選擇並送上共產黨領導地位的。沒有如何在有形實力對比確定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提升無形實力的有效方略，共產黨和紅軍（後來是八路軍）就不能生存和發展，更談不上克敵制勝了。《孫子兵法》中間的「上下同欲者勝」，就是冷兵器時代無形實力起決定作用的完整表述，但要把這個思路落實到實際中間來，需要克服管理層中間有著不低的反抗能量。這是毛澤東總結中共黨史得出來的一個認識，他後來把這個經驗認識到處引申，最終是應用到分析全球格局的強勢博弈者和弱勢博弈者的對抗中間來了。

　　相對於美國的經濟技術優勢這樣的有形實力對比，中國作為弱勢博弈者必須在內部完成保證「上下同欲」的利益權力分配的扁平化過程，這樣才能提升組織程度和無形實力，這一主張在不同的時期納入不同的概念中間。江西根據地時期批評過官僚主義和命令主義，延安整風時期要整頓「黨風學風和文風」（反對宗派主義、主觀主義和教條主義），建國后經常批評「三風五氣」（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官氣、闊氣、嬌氣、驕氣和暮氣），1955年提出「反右傾反保守」並預備作為八大政治報告的主題思想，1957年又把批評納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範疇主張「說服反對壓服」，1958年從反面提出「批判資產階級法權」，1960年批判「馬鋼憲法」提倡「鞍鋼憲法」，四清和文革期間就直接以「反對修正主義」的語言來說話了——目的都不外是造就管理扁平化的輿論基礎，抑制精英階層的反抗能量，在較少的壓服手段下提升組織程度，這樣才能最大程度地以不同於強勢博弈者的組織模式積聚起最大的對外競爭力量：這與戰爭年代的經驗完全一致——通過最大限度地實現內部團結和覺悟提升從而在無形實力而非有形實力方面提升自己。這種競爭方略並著眼於經濟和技術方面的軍事競爭實力提升，而著眼於競爭意志和組織程度的提升，其中最重要的政策之一是在國內通過拉平階級鴻溝的政策以最小化內部對立所消耗的防禦能量。

　　對於毛澤東作為革命者和建設者的一致性，日本學者近藤康邦說：「毛澤東對外對抗侵略，對內突破束縛（『衝決羅網』），發揮人民自己的力量，把國家獨立和革命結合起來。他這一根本思想是一貫的，其核心是『人民、矛盾、大同』，是從外部對帝國主義的『絕對批判』。」「在革命時期，他把『人民』理想主義和『實際』現實主義緊密結合起來，在建設時期，他的根本態度沒有變，在軍事、外交領域相當成功地把兩者結合起來，但在經濟和文化領域卻出現了背離，陷入了困境，便傾注力量於再結合。」 近藤還認為到1970年代，美國對中國的包圍圈被打破了，近代中國的「救亡」課題到這個時候才得以解決。 近藤所觀察到的對帝國主義的「絕對批判」，在中國近代史與列強的交往經驗中間能夠找到充分依據。

　　1963年毛澤東回顧近代史時說：「我國從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中期，共計一百零五年時間，全世界幾乎一切大中小帝國主義國家都侵略過我國，都打過我們，除了最後一次，即抗日戰爭，由於國內外各種原因以日本帝國主義投降告終以外，沒有一次戰爭不是以我國失敗、簽訂喪權辱國條約而告終。」 在說完這一段話之後，毛澤東總結了近代史的經驗教訓，他並不簡單地指責列強侵略的不道德，而是歸結為「政治制度的腐敗」和「經濟技術的落後」兩個內部原因。在這個簡單的追述和總結中間，毛澤東確立了他分析世界格局的兩個關鍵邏輯：一是帝國主義侵略和戰爭政策是必然的，二是反侵略的力量依託在於內部的力量集結與運用。

　　按照毛澤東的分析，中國有資格採取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也就是說，按照近代史經驗獨立承擔起巨大的安全成本也仍然是「合算」的，從中國的規模、人口和共產黨的低成本組織經驗出發，中國可以在有形實力的劣勢下遏制列強的侵略意願。因此，獨立外交戰略原本無須考慮外部列強的政策背景，這是在援朝援越戰爭之後得到了驗證的經驗。反過來，中國潛在的巨大力量無法凝聚起來，實現自身的安全目標，則是傳統政治經濟制度的落伍，後來抄襲西方制度所實現的進步仍然在列強居於劣勢，而共產黨人的組織經驗則是有效的。經過文化大革命之後，黨史被重新理解為「路線鬥爭史」，這意味著有效組織中國人力物力資源的扁平化管理，存在著始終一貫的反對力量，文革是試圖以群眾組織及其輿論力量進行反制的一場試驗，現在實驗面臨崩潰。因此，中國的對外競爭問題，經過邏輯的轉換和簡化之後，現在變成了一個「共產黨向傳統統治階級回歸的趨勢」難於遏制的判斷。

　　從近代全球歷史經驗看，「走狗」式的統治階級，常常作為後發國度統治階級的共同特性而表現出來，並與發達地區的統治階級有較多的共同利益。「美國沒有辦法在各國建立自己的統治，必須依靠各國的協助者，這就是它的同盟軍，也就是各國最反動的一小部分人。」 這在歷史上有多次經典表現，德國的容克地主擁護亞當？斯密的自由貿易學說，反對李斯特保護幼稚工業的主張；美國奴隸主希望以無邊界的市場與英國的工業體系相聯繫，反對工業化的北方的保護主張。

　　在全球競爭格局逐漸，除了關注列強在全球格局中間的作用之外，第三世界國家內部的「走狗」也是全球競爭中間的關鍵因素，它們妨礙以最合理的方式去集結民眾的力量，極端情況下還是選擇民族投降政策的推手。越是到了晚年，毛澤東越是關注國內統治階級的蛻變狀況，同時傾向於低估「帝國主義政策」的效力和作為，這種「對內抬高統治階級的決定作用」「對外貶低帝國主義政策的效力」的對照性思路，是其超越社會制度來想象世界格局演化的著眼點。有老派的意識形態工作者批評毛澤東「三個世界」理論不科學，依據就是其沒有體現社會制度的分野，也不體現政治、經濟和地理的分野。 自由派學者李慎之也認為毛把美蘇列為第一世界，歐洲日本列為第二世界的分析方法，模糊了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的界限。在制度分野模糊之後，被毛澤東格外突出出來的是第三世界統治階級的「變修趨勢」，以及作為這種趨勢而表現的「階級投降行為」和「民族投降行為」，在三個世界的分析逐漸，現在帝國主義的壓迫剝削及其造成的第三世界人民的不滿和反抗佔據分析的重心，而是第三世界國共產黨回歸統治階級的慣性所帶來的巨大威脅，成為頭號大問題。

　　如果就后發國家統治階級對外表現排列一個連續的光譜的話，顯然，在世界歷史中間違背本國長遠利益的統治階級早有先例：先有德國容克地主階級和美國南方奴隸主階級。在中國近代史上，慈禧太后和蔣政權「鎮壓國內反抗先於抵禦外侮」的選擇，則處在這一光譜的極端上。到了1959年在赫魯曉夫與艾森豪威爾的戴維營會談之後，毛澤東再次識別出一種新的統治階級背叛方式，並給出一個社會學解釋——修正主義代表高薪階層。因此，走狗光譜中間新增加了一個品種，老式「走狗」是蔣介石式的，而新走狗則是赫魯曉夫式的。兩種走狗在全球競爭中間的表現，包括他們內在的看世界圖示，都是可以類比的。蔣介石時代抄襲西方的政治經濟制度，在與強者競爭中間無法實現無形實力的優勢，所以只能產生「奴才思想」：「照國民黨蔣介石看來，中國什麼都不行，工業不行，農業不行，武器裝備也不行，要打敗日本，就非依靠外國，特別是非依靠美英帝國主義不可。這是十足的奴才思想。」而「赫魯曉夫修正主義者反對人民戰爭，根本上是因為他們不相信人民群眾，害怕美帝國主義，害怕戰爭，害怕革命。他們和所有機會主義者一樣，眼睛里根本看不到人民群眾的力量，不相信革命人民是能夠戰勝帝國主義的。」 這種被稱為「修正主義」的世界觀蛻變過程，其影響全球競爭格局的關鍵因素來自兩個方面：一是蛻化的共產黨必然無法堅持弱勢競爭者的有效競爭方略（用文革時期的辭彙就叫「背叛毛主席革命路線」），二是蛻變本身就會導致國內嚴重的階級分化和矛盾的對抗性發展導致統治階級回歸到「對外投降」的老路上去。

　　在國內的政策爭論中間，那些不能完成科恩所說的「世界觀革命」的人，就被批評為「右傾機會主義者」，按照周總理的概括，這些人是不可能看到並利用人民力量的：「人民群眾，這正是一切帝國主義分子、資產階級分子以及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所不可能了解或者不可能完全了解的力量。我國有極為廣大的人力，而作為勞動者和生產工具的創造者、使用者的人是社會生產力中的決定性的要素，是最寶貴的『資本』。當然，六億五千萬人民的積極性，這個極其偉大的創造的力量，如前所說，沒有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可能發揮出來的。但是，就在實現了社會主義革命以後，如果不注意用適當的方法去調動它，仍然不可能充分地發揮出來，因而仍然不可能達到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目的。」 根據周總理的說法，結合毛澤東的一貫思想，能否充分動員廣大群眾中間的「資本」，在實踐之先就已經存在著認識上的「不可通約性」，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和右傾機會主義者都是看不到的、同時也是用不上的這一「極其偉大的創造力量」，這實際上毛澤東後來劃定的界限：存在著「帝修反」和真正共產黨人的世界觀的不兼容，存在著管理的常規路線和革命路線的相互排斥。他1965年用幽默的語調向斯諾描述兩種看問題方式之間的「不可通約性」：「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各國反動派不贊成我，包括蔣介石不贊成我。他不贊成我，我也不贊成他。這就要發生爭論，有時要寫文章，有時要動武。」

　　其實，毛澤東把共產黨領導層作為矛盾衝突分析的焦點來進行分析，並不突然，而是與其早期思想有很強的連續性，弱勢競爭者的制勝方略直接來自井岡山根據地年代。革命之必然勝利，在毛澤東看來是多數農民群眾沒有出路，因此社會底層蘊含著高昂的政治反抗能量，而江西根據地時期的「幹部群眾化」的管理革命路線，就是最適合引導這一股高昂的政治反抗能量的凝聚的；反過來，建國后官員群體中間強烈的排斥革命路線回歸常規路線的願望，無疑是存在於精英階層中間的另一種政治反抗能量，幾乎全部的路線鬥爭史都被集中於如何克服社會上層新生的政治反抗能量。這種狀況不是毛澤東第一次觀察到的，不同階級的人對於制度和利益的滿意標準不同，按照亞里士多德的說法是：「……革命感的普遍而主要的原因……（是）渴望平等，其時，人們認為他們與勝過他們的其他人是相同；或渴望不平等和優越，其時，他們想到自己不是強於而是同於或劣於自己的下屬，然而卻自認為是優越的……於是，在寡頭統治的國家，民眾在他們受到不公正對待的思想指引下起來革命，因為正如我以前所說，他們是相同的人，卻沒有相同的份額；而在民主政體的國家，達官顯貴起來反叛，因為他們不是相同的人，卻只有相同的份額。」 按照布勞的觀點：「左翼反抗是最下等的社會階層所經驗的對嚴重剝奪的一種反應，而右翼造反是由社會地位受到威脅的中等階層所經驗的對嚴重的相對剝奪的反應。」 所以，把認識上的分析與真實社會結構的分化結合起來看待，給範式衝突嫁接一個相應的社會基礎，毛澤東正是這麼看問題的。

　　在文革期間，他把共產黨黨內政見分歧總結為「十次路線鬥爭」，這樣共產黨人的弱勢競爭者方略就被再解釋為「在支付了思想鬥爭和路線鬥爭成本之後才得到維護的」，結果是把共產黨蛻變的趨勢向前追溯到戰爭年代並持久化了；1968年他還曾經以階級鬥爭來闡釋路線鬥爭的對抗性， 1974年批林批孔運動中間毛的立場有所軟化和後退，把共產黨官員群體疏遠「革命路線」的表現與歷史上的「儒法鬥爭」進行類比。陳晉在研究毛澤東詩詞時，得到一個認識，毛澤東反修思想確立的關鍵轉變發生在1959年，因有感於赫魯曉夫「塗脂抹粉送上門被人家一巴掌打出來」的「民族投降」行為，為此寫了三首《讀報詩》，而「《讀報詩》開啟的國際題材和有關中國社會主義命運的思考，卻無疑在他的詩詞創作中沉澱和延續下來，並隨著中蘇兩黨關係的日益惡化和表面化，隨著毛澤東對國內形勢的估計逐漸走向錯誤，越來越深刻地構成其晚年作品的基調，越來越明顯地濃縮為一個重要主題，這就是『防修反修』、『繼續革命』。」 毛澤東的「反修命題」最初是在全球競爭格局的觀察和分析中間得出來的，並在對照中國革命的競爭方略和經驗之後得到深化，修正主義傾向於採取傳統統治階級的管理模式以扞衛自身的政治權力和利益，代表的是高薪階層與大多數群眾的巨大社會鴻溝，這是製造階級鴻溝和矛盾的非法，不利於整合內部力量與強勢競爭者博弈。

　　在晚年毛澤東的心目中間，即便是從全球競爭的視角出發，也是反修重於反帝，內憂先於外患，提出問題和解決方案都是從「內因」著手。借用老蔣攘外安內的兩分法，毛澤東此時看來，攘外的問題現在不太嚴重，告一段落；而安內的重要性更加突出，蔣介石安內是要鎮壓民眾的反抗，毛澤東的安內則反過來是要解決精英階層「背叛革命路線」的問題。1970年廬山會議之後，文革所發動群眾的後果現在不僅陷入僵局而且出現萎縮狀態，以群眾的組織力量制約統治階級的文革試驗業已出現全面潰敗的徵兆，精英階層變修的風險現在比任何時候都更加現實起來，所以他預言中國對外競爭意志和力量的下降，將主要取決於精英階層的蛻變趨勢，這才是三個世界理論提出的大背景。

　　一個統治階級除了其所能掌握的經濟技術力量之外，國內階級之間的矛盾對抗性，還潛在地決定了統治者的競爭意志和能力。中國內部人均資源的極度不足，顯然成為一個社會矛盾對抗程度的「放大器」——它擴大了社會階級之間的鴻溝和相互之間的利益不兼容性程度。中國近代相對國際地位的下降以及人均收入的下降，都是非常顯著的，一項研究指出：「中國1952年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要低於1820年的水平。中國在世界GDP（國內生產總值）中所佔的比重從1/3降到了l/20，實際人均收入從世界平均水平降到了平均水平的1/4。」 按照約翰？羅默的看法：少數人佔有社會財富的份額越大，他們行為的「負外部性」也就越大。 而在貧窮的中國，這種負外部性也會被格外放大，加深階級鴻溝和對抗，這兩者又成為中國舊統治階級行為模式的一個重要決定因素。統治階級為扞衛自身的優勢地位，傾向與列強結成同盟來共同壓榨被統治階級，這是中國近代史中間最為突出的經驗，慈禧太後下詔說「寧與友邦勿與家奴」「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蔣介石說「亡於日本人，我還有亡國奴可當」，就很集中地體現了統治階級與多數民眾利益不一致的程度。毛澤東曾經從近代史經驗中間總結出「對外投降、對內鎮壓」的著名命題，用以描述慈禧太后、蔣政權與國外統治階級和國內被統治階級的利益衝突性質，1970年代張春橋還曾經把這個結論同等地應用到鄧小平身上，這當然未必完全準確。

　　在看世界的方法論方面，經過國內的文化大革命之後，毛澤東牢固地確立了對公有制社會精英階層的負面評價，而且認定是他們而不是國外統治者將率先起而損害工農政治地位和經濟利益的群體，這個判斷與國際的反霸反帝需要的競爭方略要求內在地一致起來了。毛澤東由此拋棄社會制度標準（這不是拋棄了意識形態和階級利益以及制度分析），而是更加激進化了——把內部的統治階級與外部的帝國主義進行邏輯一致的看待。精英階層僅僅在名義上是社會主義制度和政府代表，實際上有著只代表高薪階層的強烈意願，他在批評蘇聯變修的過程中間做出內部判斷：損害民眾的利益的首先是國內的統治階級，這就實質上把反修置於反帝之先，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理解他所提出的「三個世界」理論，在該理論中間，受剝削和壓迫的人民有著穿越國界的一致利益和立場，這也是毛澤東1960年代開始大量會見亞非拉國家民間代表團所作談話中間反覆重複的主題。這是把損害多數人利益的精英階層和必然選擇對外投降的統治階級，從外部到內部做了統一處理之後才出現的。

　　中國以無形實力標準在朝鮮和越南終結美國的侵略目標，這對於世界格局的影響力是巨大的，在總結新中國前三十年的國際地位變化時，瑞士學者卡普爾看到了一種反差：「中國在世界政治中的崛起是迅速的、史無前例的。所謂『迅速』，意指中國在短短的三十年內已在國際體系中心戰略平衡中成為一個重要角色，且為世界所公認。所謂『史無前例』意指中國是獲得這種地位的唯一發展中國家。」 1970年代初期中國在國際地位上所取得的進步，顯然成為毛澤東貶低帝國主義政策效力的現實依據，助長了毛澤東把內部矛盾突出出來那種思維模式轉換。內因是變化的依據，外因是變化的條件，而在毛澤東的心目中間，1970年代早期的美國侵略政策失敗，意味著「外因」作為條件的分量在空前下降。

　　第三世界國家統治階級的表現，在全球競爭中間之所以具有決定性意義，關鍵就在於他們傾向於放棄弱勢競爭者的有效方略，由此也必然在帝國主義的實力優勢下軟化甚或放棄競爭意志。體現在國際競爭中間，就出現兩種不同的同盟者選擇標準：「我們依靠人民，他們是維持那些反動統治者。現在杜勒斯就干這一套，他就專扶什麼『蔣委員長』、李承晚、吳庭艷這類人。」 這一類人當然不可能選擇與帝國主義政策相對抗的政策，而是合格的代理人。

　　毛在全球競爭邏輯中間，迴避軍備競賽的有形實力方面，關注競爭意志和組織程度的提升來應對不對稱的有形實力差距。但扁平化管理的實施，最終會在公有制社會裡造成「縮小三大差別」的效果，這就直接損害到精英階層的權力和利益份額，造成一種「上下拉平」的社會結構景觀，這給精英階層留下了很壓抑很黑暗的深刻記憶。按照毛澤東的說法，美國為集結對外競爭的力量需要「進攻美國人民」的話，顯然，毛式競爭方略為有效地提升競爭意願和組織程度這樣的無形實力項目，則以進攻「精英階層」為長期策略。著名的自由派代表人物對此表達了他的極端不滿：「增殖的財富理應為全體人類所共享，但是整個二十世紀的經驗卻證明了，要維持社會收人分配比較平均，只有以犧牲個人自由為代價，其結果是人類歷史上最黑暗的極權專制。」 這種看法和思維在精英階層中間，有很高的代表性，當然也是毛時代「反修大業」失敗后的強烈反彈。但在中國新的統治階級再形成過程中間，對於扁平化的徹底清算和妖魔化，則是最有成就的新意識形態建設路徑：只有徹底批倒了舊的才能為新的開路——這完全符合毛澤東所說的「破字當頭，立在其中」。

　　對於自由派人士偏好的以美國制度實踐為代表的「人類主流文明」，1965年毛澤東預先留下了「不同政見」：「人家資本主義制度發展了幾百年，比社會主義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中國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會歷史長，地域發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國主義弱肉強食，搞得民不聊生，實際四分五裂。我們這樣的條件搞資本主義，只能是別人的附庸。帝國主義在能源、資金許多方面都有優勢，美國對西歐資本主義國家既合作又排擠，怎麼可能讓落後的中國獨立發展，後來居上？過去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資本主義道路，我看還是走不通。要走，我們就要犧牲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這就違背了共產黨的宗旨和井岡山的追求。國內的階級矛盾、民族矛盾都會激化，搞不好，還會被敵人所利用。四分五裂，危險得很。」 這仍然沒有脫離「弱勢博弈者需要不同於強勢博弈者的競爭方略」那個基本認識邏輯，不過是上升到了根本制度層面，有了近三十年學習主流文明的實踐，就有條件對不同政見進行對照檢驗。

四、國家戰略目標中的「敵我友」標準——第三世界國家的重要性

　　非常諷刺的是，毛澤東時代是堅持社會主義條件下的高度合作理念下，而以絕對競爭的邏輯去理解國際關係特別是中美關係的，得出的結論和方略都是要以弱勢競爭者的地位，通過爭取他們者力量最大化的方式去實現最好的目標——環球同此涼熱。在內部以階級鬥爭相號召去追求高度合作。

　　正是從競爭的邏輯出發，不僅需要最大化內部的整合，而且還需要改變外部的力量對比。在全球競爭格局中間，第一世界主要是「美帝」被類比為革命的敵人，被想象為一個不妥協的全球剝削者和壓迫者角色，隨時會以戰爭模式去扞衛不正當利益。由於美帝要不妥協地維護剝削和壓迫機會，這就設定了遍布全球的多數受害者，而廣大的亞非拉國家缺乏在美帝主導的不平等世界秩序中間牟利的能力，因此只能是絕對受害者，因此，就被合理地推定為「反帝同盟軍」。為了同盟軍的強大，某種程度的支持就是必要的，這被視為安全成本支付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

　　中國安全的短期目標和長期目標，都涉及到如何在經濟和技術劣勢條件下，採取合理的競爭方略去與強勢對手的競爭問題。與毛澤東的不同政見，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宣稱在威懾信用建立起來之前，就可以實現安全態勢的改善，據此立論，則抗美援朝戰爭和援越戰爭的成本支付是沒有價值的；二是中國這樣一個國家是否存在著在安全成本上「搭便車」的實際可能，這體現在1980年代重提「韜光養晦」並逆轉毛澤東對「三和一少」、「三降一滅」的批評。在毛澤東看來所謂「對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和和氣氣」就是放棄「鬥爭求團結」，修正主義的存在，本身會導致在全球競爭中間喪失「輿論進攻」的態勢，作為軍事力量弱勢的一方，不可能採取實際的進攻方式，放棄文斗本身就意味著放棄幾乎全部的鬥爭。這兩個不同政見引發第三個牽連性的判斷：如何看待帝國主義侵略政策？中蘇論戰中間，也反覆出現「三和兩全」（當時批判蘇修「和平共處、和平過渡、和平競賽；全民國家全民黨」的論斷）這樣的主題。過去的爭論明顯都集中於「定性」爭論上，沒有進入「定量」分析範圍——例如改善中國安全態勢需要支付多少數量的成本才是合理的，或者說改善安全態勢可以指望把成本支付降低到什麼樣的程度才算合理。

　　尋找海外同盟軍，並以經濟和軍事援助提升其抵抗帝國主義政策的力量，在毛澤東看來本身就是反帝成本的一部分。因為第三世界國家是帝國主義侵略政策的受害者，這就有資格成為削減帝國主義力量的源泉，每一個第三世界國家的政治獨立和經濟獨立，都被視為帝國主義的失敗。一位瑞士學者看到，中國把殖民地勝利地脫離帝國主義控制，被視為一種有利於世界力量對比改變的事項：「他們傾向於把美國的命運主要地與殖民體系瓦解的過程聯繫起來。他們傾向於把反對美國體系的鬥爭主要歸結於反殖民主義的鬥爭。」「自從革命后，中國人一直在抬高第三世界的重要性：把它從五十年代初國際階梯上的最低一級抬高到與國際體系中的其他主要力量相併列，七十年代又把它提高到一種佔壓倒優勢的力量所擁有的多方面的作用。」  其實，美國總統肯尼迪和尼克松都有相同的看法，毛澤東曾經對斯諾說過：「（美國）前任總統多次說，美國、加拿大、西歐問題比較少，問題嚴重的是地球的南半部。肯尼迪多次講話都講這個問題。他提出特種戰爭、局部戰爭，就是對付這個的。」「現在發達國家為一方，不發達國家為一方。所謂發達國家就不那麼一致，而且從來沒有一致過。」

　　因為把對第三世界國際的經濟和軍事援助視為一種安全成本支出，毛澤東格外關心新獨立國家脫離美帝的控制，實現經濟和政治的獨立，同時發展壯大自身的經濟和技術力量，這些國家的獨立和壯大，被視為美帝力量的削弱和中國安全態勢的改善。1964年7月16日他對巴基斯坦商業部長瓦希杜查曼時說：「沒有鋼鐵、機器和化學工業，經濟就不能獨立。」「我們借的錢不要緊，金額很小，無息貸款，50年到100年還都可以，不還也可以。主要是要你們富起來。你們富起來我們就好了。你們能抵制美國、英國和印度，我們就好了。」 毛時代接受中國經濟援助的第三世界國家遍及亞非拉三大洲，這些對外援助總額中間，還包括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這兩場局部戰爭中間中國所支付的大部分安全成本：

　　「自一九五○年至一九八五年，中國先後向87個國家提供了經濟技術援助，其中亞洲20個國家、非洲46個國家、拉丁美洲和南太平洋地區16個國家、歐洲5個國家。對外經濟技術援助實際支出累計達人民幣411.81億元，占同期國家財政支出的1.73%。在上述援助支出總額中，成套項目和技術援助為158.72億元，佔38.54%；物資援助為225.74億元，佔54.82%；現匯援助為27.35億元，佔6.64%。」「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五年，對外援助支出占同期國家財政總支出的比例達5.88%，其中一九七三年高達6.92%。」「從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七○年的六年間，中國對越南的各項援助占同期對外援助總支出的57.6%，其中絕大部分是無償的。」「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五年，中國對越南、柬埔寨、寮國三國的經濟技術援助支出占同期經援總支出的43.4%。在對上述三國的援助中，對越南的援助佔93.1%。」

　　很多研究者都發現了毛澤東看世界的圖示與戰爭年代的經驗相關，但是都產生同一個疑惑——看不到短期目標的積極投入到底是為了什麼呢？跟第三世界走得很近，又付出大筆援助，卻得不到與發達國家交往的那些好處（資金和技術），牛軍就自作主張地給毛澤東加上一個想象的目標——「爭奪世界性進軍的領導權」：「三個世界的劃分浸透了毛澤東長期進行國內政治鬥爭的經驗，是毛澤東統一戰線理論模式在國際問題上的再現。它可以簡單地概括為依靠屬於革命力量的第三世界，聯合具有兩重性的第二世界（中間力量），反對蘇美。在蘇美之間又要利用矛盾，孤立和打擊最主要的敵人蘇聯。對美國則是又團結又鬥爭。到此為止，唯一沒有論述的就是誰來領導這場世界性進軍。」 在鄧小平親口承認當年論戰「雙方都講了許多空話」之後，一些學界人士就迅速跟進，也表示堅決不相信中蘇論戰中間包含真正的「主義之爭」，為了填補邏輯空白，就安排一個毛澤東要與赫魯曉夫爭奪社會主義陣營領導權的個人目標。在理解中國以競爭態勢進入全球格局時，看不到短期目標的原因何在？長期目標與短期目標何以結合，這個問題沒有解決，顯然，在邏輯就很容易衍伸出來各種填空式的想象。

　　對照一下尼克松的看法，有助於判斷中蘇論戰中的是非，在尼克松看來：「我們必須關心第三世界發生的事情，因為它涉及我們巨大的戰略利益和經濟利益。世界上有2/3的人生活在亞洲、非洲、中東及拉丁美洲的發展中國家。那些國家有著西方工業國不可缺少的資源。」「蘇聯人不必打仗即可以獲得勝利。無論他們是否參加戰鬥，只要我們失利了，他們便獲勝了。伊朗的霍梅尼革命與蘇聯的共產主義並無關係，但這並不意味著蘇聯沒有從中獲利。……由於一個強大的、可靠的、親西方的政府被一個不可預測的、極端的、反西方的政府所取代，均勢便向著不利於我們而有利於蘇聯的方向發生變化。伊朗國王的垮台就像南越的失敗一樣，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於他長期的盟友美國在他最需要的時候背棄了他。」

　　尼克松相當直白地說出了「冷戰」的奧秘：要維護美國對第三世界國家資源的順利攫取，就需要保證其政權「親美」（按照毛澤東的說法就是符合「走狗」標準），而每一個親美政權的垮台都被需要被「解釋」為蘇聯獲益並納入冷戰對抗的邏輯，最終目的當然是要在反蘇冷戰的說辭下，為美國介入第三世界國家內部政權更迭過程尋找一個長期有效的借口，這在很大程度上屬於一種遂行內部民眾動員的輿論策略（按照毛澤東1946年與斯特朗談話中的說法是「反蘇戰爭宣傳」目的是「進攻美國人民」）。這就說明，無論赫魯曉夫是否懷有「和平共處」的願望，美國關注第三世界政權的「親美」的目標都不會改變，這在兩個方面驗證了毛澤東判斷的準確性：一是第三世界地域是爭奪的要點故不能聽任美國便宜行事，二是革命成功后的反美政權之鞏固有利於削弱帝國主義的力量。同時，不管毛澤東支持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和軍事成就如何，在邏輯上這些國家的經濟獨立和資源為本國工業所用，就已經挫敗了尼克松所表述的、以美國為代表的「工業國」的關鍵國家利益。

　　尼克松的說法還驗證了毛澤東的另一個判斷：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相對於「社會主義國家支持第三世界人民革命」是一個「獨立事件」——相互之間沒有因果聯繫，以「景陽岡上的老虎」來形容它堪稱貼切：「刺激它也是那樣，不刺激它也是那樣，總之是要吃人的。」這也驗證了「三和一少」屬於明顯的誤判：在全球格局中間擁有優勢力量的帝國主義國家（強勢博弈者）而言，其策略選擇多無需考慮弱勢競爭的對策，有且僅有弱勢博弈者通過反抗把侵略成本提高到大於侵略收益之後，才會迫使其放棄侵略政策，從而對強勢博弈者的策略產生有效的威懾信用；反過來，作為全球競爭格局中間的弱勢參與者，則必須針對性地對強勢博弈者的策略保持有效的對策，這按照中國的經驗：短期目標是要支付足夠的安全成本以維持「威懾信用」，長期目標是要改變全球力量對比——這其中關鍵又在於第三世界獲得政治經濟獨立（免於帝國主義的控制）、力量壯大和相互團結。

　　1965年曾經發表重頭文章《人民戰爭勝利萬歲》（署名「林彪」，實際上是由鄧小平名義上領導的「反修文章寫作組」寫成），其中鮮明地提出一個公式：「以鬥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退讓求團結則團結亡」。 這是按照國內的鬥爭經驗，含蓄地反駁了那些希望不支付「鬥爭成本」就指望「鬥爭成績」的幻想。但在這個至關重要的問題上，中國並沒有形成起碼的共識，反對意見通常建立一個關於美國戰略意圖的「善意假設」，來否定支付安全成本的合理性。1980年代，在支付安全成本意願的極度下降之後，主流輿論就迅速興起對毛時代「外援」太多的批評，並衍伸出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戰爭「中國吃大虧」的「再認識」。這種認識根深蒂固，幾乎無處不在，省部級寫作組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的《毛澤東傳》（1949-1976）和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甚至根本不提「抗美援越戰爭」這樣的重大事件，而是把同時期的全部篇幅用於控訴「十年動亂」——抒發精英階層政治經濟地位遭剝奪的「怨念」，這在某種程度上反應了一種看問題的優先次序：與精英階層的優勢地位穩定性相比，國家安全是相對次要的目標。

　　1960年5月毛澤東與蒙哥馬利的談話中間，雙方表達了截然有別的「歷史教訓」，蒙哥馬利看重的「歷史的教訓是，當一個國家非常強大的時候，就傾向於侵略。」這實際上是歐洲列強爭霸競爭的經驗——體現的是利益博弈的零和性質；毛澤東則反過來說「要向外侵略，就會被打回來。」「如果去，就要被趕走，這是歷史教訓。」 雖然同樣說「總結教訓」，但內在邏輯則迥然不同，毛澤東實際上說的是：組織得很好的被侵略者能夠把侵略成本提高到其無法承受的高度，這既是中國革命和朝鮮戰爭的經驗，同時也是中國作為工業化后發國家想象世界格局的一個方式。正是在國際關係領域，在尋求矛盾主要方面（強國）和弱國（矛盾次要方面）「和平共處」的要點是：支付足夠的反侵略成本並建立起有效的威懾信用。

　　1972年年底毛澤東提出「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 這個簡單的說法中間，仍然隱含著防禦態勢的成本承受能力，以及在「稱霸」那種進攻態勢的成本收益核算——考慮到中國稱霸所面臨的是第一世界國家的經濟、技術和軍事力量，顯然，中國稱霸的成本遠遠高於可以預期的收益。

　　由於中國當然地被想象為平等世界格局的最大受益者，為此目標，願意支付的成本數量也是很大的。而近代史中間中國作為「炮艦政策」的最大受損者，在反面支持了一種支付較高安全成本的意願。這樣，中國作為第三世界國家不僅未曾乞求發達國家的發展援助，還作為援助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援輸出者，這個不小的援助支出，本身是作為改善安全態勢（短期目標）和建設扁平化世界格局（長期目標）所應支付的建設成本。

　　毛澤東從不幻想與列強合作以主導世界，以短期策略謀取「國家利益」。從中美建交的進程看，美國政府處理外交和國際問題時，較少考慮系統的戰略，多以策略和短期目標和方便行事。這符合強國的外交模式，能夠以自身的超強地位遂行短期利益目標，並以此積累為長遠利益，短期利益和長遠利益之間的加總關係，在於強國的國際權力（行為能力）很強，不會受到戰略性的損害——沒有人能夠漠視其意志和立場損害其長遠利益；但是中國作為弱國，不能夠遂行短期利益。這意味著全球格局中間，只有強勢博弈者能夠遂行短期利益目標，而弱勢博弈者則應首選長期目標，文攻作為弱勢博弈者的手段只能服從長期目標需要，而不能屈從於短期需要而放棄，這就是所謂的「原則問題不能放棄」。從競爭手段選擇看，強勢博弈者可以選擇戰略出擊，而弱勢博弈者則必須選擇國土防禦——這與反圍剿戰爭時期的「十六字訣」有邏輯上的一致性。因此他強調永遠不稱霸，不做超級大國。這種認識的背後，有一個對全球格局的上限想象：中國所能得到的最大利益和最有利態勢不是合作主導世界而是世界扁平化。一個剝削和壓迫最小化的世界，將是中國所能期望的最優世界格局。在否定了中國成為第一世界的幻想目標之後，就在反面穩固了反帝「立場」。在加入了對全球格局和最高目標的想象之後，「三個世界理論」中間隱含的世界格局設計就更加完整了。

　　中國安全態勢的改善，只有在支付了足夠的成本之後，建立起可靠的威懾信用之後，才能實現，支付安全成本實質上就是一種「使用實力的意志」。這是毛澤東的看法，在毛時代也是主流看法，當時不同政見也有，多數未能充分表述，就已經被扼殺於萌芽狀態了，據說王稼祥的「三和一少」「三降一滅」思想還未對外傳播，就被某副部長報告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受到毛的批評，王很快就做了檢討並放棄了自己的看法。

　　作為弱勢博弈者，在軍事上只能選擇一種有效的防禦態勢，但是卻不能停止「輿論上的攻勢」——這恰好構成「文攻武衛」的鬥爭方式搭配，毛澤東反對「對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要『和』」的主張，長期堅持那種「最刺激」的「文攻」策略，動輒在天安門廣場召集數十萬人乃至百萬人群眾大會，聲討帝國主義侵略，這顯然是不肯放棄廉價「文攻」手段——「可是中國支持革命，不支持不行。哪裡發生革命，我們就發表聲明支持，並開些大會聲援。帝國主義討厭的就是這個。我們喜歡說空話，放空炮，但不出兵。」

　　1971年中國還恢復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席位，這意味著中國安全態勢改善的短期目標業已全部完成。在第二步設想中間，毛澤東更加突出長期目標，甚至把反修列在先於反帝的優先次序上，這關係到弱勢博弈者如何有效地與強勢博弈者的競爭方略，同時也潛在地隱含了在長期競爭中間如何有效地改變世界力量對比的認識。全球格局扁平化的長期目標之所以能夠期待，並非僅僅依託中國自身競爭性國力超越美帝，而是因為第三世界受剝削受壓迫的境況不可能由帝國主義發善心而改變，由此而孕育的不滿和反抗能量是結構性的，這是可以穩定依靠而且處在不斷增長中間的力量；而帝國主義的同盟內部，則遠沒有那麼可靠，處於游移狀態的歐洲國家和日本等國，則被視為美帝不忠實的追隨者，這損害了第一世界國家之間的團結和力量。特別是戴高樂對於北約的決絕態度，更是一個很好的證據。

　　據參加過十二大政治報告起草工作的李慎之回憶，十二大是共產黨第一次放棄國際國內消失任務分析的寫法，改而「按照鄧小平的精神，胡耀邦作的報告不再分析國際形勢而只講『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當然，表面文章寫法的變化反應實質性判斷的變化：「中國的鄧小平因此改變了毛澤東關於我們的時代是』戰爭與革命的時代『的馬列主義論斷，預言我們的時代至少到下一個世紀上半期將是一個』和平與發展的時代『。」 隨後就出現了韜光養晦和不當頭的策略。看起來，這確實反應了革命時代的結束后，看世界方法論的根本性轉換，也體現革命黨轉化為執政黨時期的世界觀轉變——按照庫恩的說法這是一場標準的「範式革命」。不過「減少安全成本支出」的「小算盤」，很容易被那些搞了上百年均勢戰略的老手看穿：一個連起碼的安全成本都不想支付的國度，怎麼可能還有維持「國家利益」的意志呢？1980年代就反覆出現美國「對台軍售」突破公報精神的問題，到了世紀之交「台灣問題」對中國造成的利益損害，按照閻學通的評估早已經超過一場局部戰爭。換言之，李慎之等人的「小聰明」表現為節約安全成本，鄧小平的韜光養晦意味著不恰當地把有形實力劣勢的中國臆想為具有主導權的強國，依據這些聰明和想象所作出的政策宣示，迅速被美國解讀為「使用實力的意志」為零，結果是中國的威懾信用急劇下降。抗美援朝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所建設起來的無形資產，急劇貶值，此後，中國兩國之間的外筋摩擦大幅度增加。

　　與毛時代在內部對精英階層實行相對剝奪（這是毛澤東的「階級鬥爭」內涵所在）以支持階級團結、對外部以矛盾和競爭方法分析世界格局不同，今天中國的主流學者則反過來，在內部以不妥協的競爭機制來構建社會，撤銷一切社會保障機制把絕大多數人口投入惡性競爭的汪洋大海；但對外的國家關係中間則鼓吹雙贏與夥伴關係，以合作而非競爭的邏輯去想象和理解不平等的世界格局。這是內部需要壓倒外部現實的另一個例證，當然毛時代經常宣傳「帝國主義忘我之心不死」，也有可以與美國以反蘇宣傳進攻美國人民的類似效果，不過毛時代是以此要挾精英階層以階級團結為重不得追求特權和超額利益，渲染美帝威脅也有進攻「精英階層」的考量在內。最近，央視邀請恩道爾參與製作的《對話》節目中間，參加節目的國內主流學者多以不同意「陰謀論」為由，反對確立國際關係的競爭性解釋，這恰與毛時代反對散布對帝國主義的和平幻想形成鮮明對照。此外，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也近乎一致地反對克魯格曼「擴大內需」的建議。

　　把反帝政策堅持到底，是出於一種冷靜的認識——中國不可能成為不平等世界格局的受益者，而只能是受損者，所以，中國最大的長遠利益是反對不平等格局而建設平等格局。又由於這種努力不存在近期實現的可能，因此，短期利益就不出現在國家外交決策的視野之內，或者說短期利益目標即是出現也不佔主導地位，對外關係處理要服從於長期目標需要。而對於世界長期格局的演變方向，毛澤東認定剝削和壓迫所引致的反抗能量，始終是破壞舊格局建設新格局的動力，支持別人其實就是支持自己向長遠目標靠近。在1960年代早幾年，毛澤東曾經親自出馬接見上百個亞非拉代表團，不厭其煩地一百次講述中國革命的成功經驗，最終只在於闡明：擁有經濟技術優勢的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是不可怕，是可以戰而勝之的。這明顯是把國內革命戰爭期間的階級關係和競爭方略，照搬到全球格局的分析中間來，把「太平世界」的穩定與國內政權穩定的條件一體看待：只有最小化政治反抗能量之後才能實現穩定。

　　有人認為：「三個世界劃分理論的提出，一方面表明，中國的國際戰略和外交方針開始擺脫極左思潮的束縛，努力超越意識形態的局限，重新回到以國家安全和國家利益為最高原則的務實軌道。」 這明顯是把毛澤東晚年思想發展，及其內在的分析方法強行納入1980年代才產生的「正確標準」，與毛澤東超越社會制度分野，把統治階級面對列強的態度問題——投降還是組織人民反抗——作為分析基礎的認識，恰好三個世界的理論和方法論基礎並非走出「極左」，而是極左的全面深化，成為更為基礎性的分析問題出發點。中國在1970年代早期恢復對美交往，這按照毛澤東的說法是與右派打交道，並不反應更不否定毛澤東分析觀察世界格局的「極左」方法論。

　　此種認識是把1970年代中美建交作為壓倒一切的重要事項看待，其他一切思想和政治調整都未加仔細辨別地與此建立起因果關係來解釋。這種精明人邏輯流行於海內外，一位旅美學者想當然地說：「1969年的珍寶島之戰引發前蘇聯嚴重軍事威脅，中蘇瀕臨戰爭邊緣，毛澤東終於發現中國過於孤立不是一件好事了。當他下決心與美國緩和關係，通過拉住美國來牽制前蘇聯，成功地遏制了前蘇聯對中國先發制人地搞突然襲擊的危險性后，……」 在基辛格正式否定「打中國牌」的說法之後，現在有人跑出來設想一種毛澤東「打美國牌」的說法，這與上述否定「極左」的解釋雷同，把中美關係改善上升為70年代解釋一切的事項之後，去想象背後的短期利益目標。

　　與基辛格肯定中美之間存在「實質結盟」 的理解不同，毛澤東反對在安全問題上依靠美國，哪怕僅僅是想象中的「依靠」都認定是喪失立場，正是在這個關節點問題上，1973年11月13-14日與基辛格的談話中間，周總理也受到毛的嚴厲批評「大事不報告，小事天天送」。而據美方披露的談話記錄，這次基辛格許諾要給中國導彈預警信息，並要求中國建立起必要的指揮通信系統預備情況緊急時轉移轟炸機和導彈。 根據中方相關人士提供的信息，周總理當時沒有表態，參加會談的葉劍英表示了口頭感謝，葉劍英的反應被認為是喪失立場。 毛澤東的這個態度其實相當一貫，他認為中國必須支付自身的安全成本，而且抗美戰爭所建立起來的威懾信用是普遍有效的，中國無需在安全問題上乞求別人，所以在相關問題上原本沒有必要進行缺乏證據支持的各種演繹。各種各樣的演繹結論經久不衰，反應的是一種美式「國家利益」思維——任何外交政策舉措背後必定與一種看得見摸得著的短期利益相關。除了美國是強勢博弈者具備追求短期利益目標條件之外，這種思維的可檢驗性質，還與美國的選票政治相關：每一任總統和國務卿即便是不能做出外交突破，至少也要製造幾個具體「新聞炒作意義的事項」，當時的中國領導人恰好不需要這個，因此，美式思維根本不適合用來想象中國的外交決策。

　　而中國之追求長期目標——扁平化世界的實現，最終是與帝國主義剝削壓迫政策所帶來的不滿情緒和反抗能量有因果關係，扭轉現實的不平等世界格局並沒有短期操作手段。這種看世界的模式，明顯與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中間的現實主義流派吻合，而且，毛澤東以矛盾分析法來揭櫫無政府狀態下的國家競爭格局，也自然就與博弈論等分析衝突局勢的理論有了很高程度的一致性。由於競爭必然要落實到力量博弈上，因此，就必須引入統一戰線政策——在全球範圍內來尋找利益共同者，分化帝國主義陣營有二心的追隨者（第二世界被劃出來，例如對戴高樂的欣賞態度）。因為不平等世界格局被設想為少數受益者和多數受損者之間的奕局，所以受損的第三世界被認為與中國一樣也無法受益，這就成為天然同盟者。而多數人的覺悟水平的提升，反抗組織程度的上升，都被視為一個自動的人類解放進程和邁向大同社會的健康力量；並由此預言少數受益者的壓迫、剝削和欺騙最終必然失敗，這是給定利益對立前提下描述出來的博弈結構。

　　最終全球格局中間的競爭問題，被高度濃縮和簡化為美帝伸張自身意願能力的下降，美帝的每一次倒霉丟臉都讓毛感到安慰——1958年尼克松訪問南美遭到雞蛋和西紅柿的襲擊，這被他視為「現在拉丁美洲有個很大進步」，民眾減少對美幻想被看作是自己的勝利，在談話中間多次提起；而美國每一份力量的低效使用，以及激起各地民眾的反對和覺悟，都被毛澤東視為因對手愚蠢而自動送上門來的禮物，毛澤東曾經多次「幸災樂禍」地提到：

　　「美帝國主義九年來侵佔了我國領土台灣，不久以前又派遣它的武裝部隊侵佔了黎巴嫩。美國在全世界許多國家建立了幾百個軍事基地。中國領土台灣、黎巴嫩以及所有美國在外國的軍事基地，都是套在美帝國主義脖子上的絞索。不是別人而是美國人自己製造這種絞索，並把它套在自己的脖子上，而把絞索的另一端交給了中國人民、阿拉伯各國人民和全世界一切愛和平反侵略的人民。美國侵略者在這些地方停留得越久，套在它的頭上的絞索就將越緊。」「美帝國主義在全世界到處製造緊張局勢，以期達到它侵略和奴役各國人民的目的。美帝國主義自以為緊張局勢總是對它自己有利，但是事實是，美國製造的這些緊張局勢走向了美國人願望的反面，它起了動員全世界人民起來反對美國侵略者的作用。」 「美帝國主義的手伸得太長了。它每侵略一個地方，就把一條新的絞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它已經陷入全世界人民的重重包圍之中。」「美國現在很被動。有幾百條絞索把美國捆起來，它在國外有二百五十個軍事基地。」「美國有一半的軍隊都捆在基地上。」

　　對於世界格局的樂觀態度，顯然低估了全球競爭格局中間反抗力量的分散性和集結困難，也高估了中國革命中間的特殊管理經驗的可推廣性，誤以為民眾力量的集結乃是一個肯定能夠完成的事項，這樣，新的平等世界格局就有可靠的力量增長依據。根據過去六十年來的經驗，在越南抗美戰爭勝利之後，低成本政權和對農民群眾的成功動員經驗，並未能在全球範圍內推廣，尤其是未能應用到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建設中間去。

五、中國成為新殖民主義格局的最大受害者

　　毛澤東在1949年所寫的白皮書評論中間，就很少區分美國的新殖民主義與舊殖民主義的不同，後來二十多年美國在中國周邊採取戰爭政策，反而強化了美國與舊帝國主義得一致性形象。到了1974年他仍然說不知道新殖民主義是怎麼回事，革命和戰爭經驗的局限性表現得格外明顯，迫切要進入世界市場發展與發達國家的貿易，這成為中國當時要努力是想的一個目標。因此，在毛澤東的視野里，反對新殖民主義的問題就很難提出來。對於新殖民主義起作用的全球市場機制，中國缺乏起碼的經驗去分析其不平等和剝削性。中國的自我中心的發展戰略，受到外部經濟封鎖政策和內部獨立自主願望的共同維護。毛澤東把執行封鎖政策的杜勒斯與抗戰期間斷掉八路軍軍餉的何應欽相比，說我們歷來感謝何應欽，現在則要感謝杜勒斯：「現在它們禁運，我們就自己搞，搞大躍進，搞掉了依賴性，破除了迷信，就好了。」

　　在毛澤東估量世界格局的思考中間，對於新殖民主義未能給出足夠的重視，而是轉而關注第三世界國家經濟獨立的課題。但多數第三世界國家缺乏足夠的人口和資源規模，無法脫離世界市場，並且在資本形成和國內分配上存在著易受第一世界利用的結構性缺陷，結果在舊殖民主義時代結束之後以經濟貿易的不平等為基礎的新殖民主義借屍還魂了：「直接的殖民統治既在軍事上變得不切實際，又在財政上無能為力。於是，便有了大規模的非殖民化運動以及從殖民主義轉變為新殖民主義。如果說殖民主義是一種憑藉強權來直接進行統治的制度，那麼新殖民主義就是一種以讓予政治獨立來換取經濟上的依附和剝削的間接統治制度。」「新殖民主義」這個概念在他看來「就是用來表示至少在名義上獲得了政治獨立之後經濟上繼續處於依附地位的這種狀況。」

　　1972年尼克松訪華之後，美國放寬了「巴黎統籌委員會」對中國的禁運目錄，部分解除了第一世界國家對中國的經濟封鎖。由於長期經濟技術交流的隔絕，使得短期內技術引進的邊際收益極高，1973年年初定下來的「四三方案」很集中到適應了這一很高的「比較利益」。而且中國當時實行自主中心的發展戰略，外面世界的新殖民主義規則，尚不能損害到中國的經濟和發展前景，這是毛澤東時代末期和改革開放早期的那段時期最現實的成本收益比。

　　在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全球格局確實有一次轉折。毛時代風起雲湧的亞非拉國家的獨立浪潮趨於尾聲，同時，中國在毛澤東去世之後迅速轉入改革開放政策軌道，1991年前後社會主義陣營轉向（其中蘇聯、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還同時發生國家解體），發達國家中間里根和撒切爾主政之後，開始部分地終結戰後早期的「福利國家」政策。全世界各國內部都開啟了一個以兩極分化為特徵的「改革」過程，在全球範圍內則開啟了一個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收入差距拉大的過程，資源分配在國內和國際範圍內都趨於更加不平等，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最理想地適應了這一世界潮流，開始佔據主流成為首席辯護學說，這也是中國改革年代最重要的意識形態資源。

　　特別是，新獨立國家未能實現社會主義革命，在民族主義政權主導下，資本形成困難，經濟獨立未能實現，其中拉美國家過度依賴第一世界國家的金融資本實施進口替代戰略，結果引發了1980年代的「債務危機」。亞洲「四小龍」則得益於冷戰中間的政治軍事同盟關係，順利接納了發達國家轉移出來的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相對成功地實現了出口替代戰略，在不降低產業補償水平前提下，進入國際分工體系並部分實現了經濟發展目標。這些新的政治經濟狀況，促成西方學界的認識轉折的原因，在一定意義也是中國改革初期的認識依據和輿論宣傳基礎。新獨立國家大多人口和土地規模遠不能與中國相比，達不到實施自我中心戰略的最小人力物力資源總量水平，結果在反面降低了「依附論學派」的說服力：基於國際不平等交換認識，阿明提出了「脫鉤發展戰略」，但這在新獨立國家中間沒有一個成功的案例。這些新的情況，實際上也是毛時代未能處理的問題，每一個認識空白都易於被趁虛而入實現「簡單填充」，結合毛澤東對於第三世界國家統治階級的基本判斷，象中國這樣的急促轉向過程，就有著認識和政治兩個方面的原因。

　　改革開放初期適度引進的良好效益，並不能支持進入國際分工體現並自我定位為邊緣化國家，後來執行的所謂「國際大循環」和「比較優勢戰略」，則是以建設拉美式的「特權消費社會」為目標，同時摧毀自我中心發展戰略的技術積累。在僅僅三十年的時間內，中國不僅自願地納入不公平的國際分工體系，成為一個標準的邊緣國家，而且由於是在完成初級工業化之後才自願而迅速地放棄一切經濟主導權，「融入」第一世界壟斷各種經濟主導權的國際分工體系，結果毫無懸念，在短短的三十年內又一次上升為新殖民主義政策的最大受害者。

　　放棄以生產條件改善為中心的「四個現代化」戰略，建設特權消費社會，看起來是第三世界國家統治階級的理性選擇。按照瑟爾索？福塔多的觀點：「雖然工人的消費支出與投資之間相互促進的關係是發達資本主義經濟持續增長和工業民主的基礎，但這一相互促進關係在邊緣國家不存在，因為大眾消費需求並不像在中心國家那樣構成本地產品的重要市場出路。聯繫到杜森伯里的『示範效應』，福塔多還認為，構成拉美進口替代發展戰略主要市場出路的中高收入群體，在消費標準方面往往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相類似，並且模仿其消費方法和模式。生產這些產品所需要的進口技術具有向資金密集型生產發展的傾向。工業增長逐漸具有資本因素越來越重要的特徵，從而加劇了收入的集中，限制了資本向其他經濟部門的擴散，並且導致大部分人口的邊緣化。」「在巴西，外國投資者與國內『寡頭』在使大部分人口邊緣化方面存在著共同利益——因為工薪階層和其他人的大眾消費需求並不是其重要的市場出路，統治集團的利益只是把工資壓低。」

　　到了1980年代中期，批判毛時代產品「幾十年一貫制」，反應的是社會上層的消費慾望，而國際大循環戰略的提出，實際上是把中國輕工業技術和裝備的來源，定位於第一世界國家的技術，以便於實現消費品快速升級換代。理論上的所謂「大循環」和「比較優勢戰略」，則是對依附性發展道路所進行的較為成功的學術包裝。與生產技術改而依賴發達國家相對應，國內的重工業在這個政策下喪失本土市場。根據1995年第三次工業普查數據顯示，在1985-1995的10年間，在中國工業設備中進口設備的比重從17.9%迅速上升到47.1%。 與此相關，國產裝備行業在生存邊緣線附近掙扎求生並逐步萎縮，重工業優先時代的技術積累被無情地浪費了，自主創新能力的下降與技術對外依賴是同步增長的。一個記者曾經大聲疾呼：「如果聽任這種弱化勢頭繼續下去，我國機械工業將會陷入從研製退回到仿造，從仿造退回到組裝，從組裝退回到進口，從製造業退到修理業的境地。」 自己放棄自主技術追趕能力的中國，在進入全球經濟體系時擴大了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主張了全球性的技術壟斷程度，這是依附性發展道路的一個關鍵步驟。

　　強行放棄自主技術的政策選擇，最典型的案例是運十飛機。據張愛萍的兒子張勝透露，因為等某人斬釘截鐵的批示「等將來有了錢，可以買上它一萬架飛機。」雖然運十業已完成多次試飛，也只能放棄。而核能發電技術還是老張同志對著趙紫陽拍桌子，才僥倖保留下來的。 這樣就形成一種奇特的國際貿易現實，前商務部長薄熙來算過一筆賬「中國紡織品生產環節只有10%的利潤，其餘90%利潤為掌握銷售渠道的各國分享。」由於中國所得利潤極低「要生產8億件襯衫才能換一架空客380。」有學者估計「近30年來，中國每年拿出幾十億到上百億美元訂購美國波音和歐洲空客幾百架飛機。」僅這一項就提高中國外貿依存度十幾個百分點。 一些著名的主流經濟學家所力持的比較優勢戰略，被非主流經濟學家楊帆挪揄為「褲子換飛機」戰略。今天中國只剩下那些歐美國家堅決不賣的國防和軍事技術，諸如火箭技術、空優戰鬥機等才不得不自主研發，直升機美國一賣給中國，高端研發馬上就停下來了，而那些在改革后勉強保留下來的自主技術門類，都有不俗的成績。

　　當然，如果中國能夠生產大型客機的話，也不能指望以此在世界市場上實現所謂的「高附加值」，第三世界國家每破除一項發達國家的技術壟斷，壟斷價格和高利潤就從市場定價中消失不見了：「如果不發達國家轉向高價格商品（先是紡織品，現在是鋼以及進口替代的製成品），這些就成為低價格商品，因為是低工資的不發達國家在生產它們，而高工資的發達國家就把它們的生產轉向新的、更為精密的（甚至是老的、手工藝的）高價格商品。伊曼紐爾認為，並非產品界定了生產者，而是生產者界定了產品；而『骯髒的』不發達生產國一碰到任何東西就把它『弄髒了』。特定的國際分工變化了，但是原則仍然是同樣的。」 中國加入國際市場，並且以世界第六大工業國的生產能力，強行擠入低技術產品市場的結果，是導致市場供求的過度飽和和價格補償水平的顯著下降。這說明一個基本的規則：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不可能共同進行技術壟斷，也不可能建立起超額利潤同盟。考慮到中國的規模和人口，就更不可能實現所謂的「高附加值」了，鄧小平在1974年的聯合國貿發大會上說「帝國主義、特別是超級大國採用了新殖民主義形式，變本加厲地繼續對發展中國家進行剝削和掠奪。」「如果中國有朝一日變了顏色，變成一個超級大國，也在世界上稱王稱霸，到處欺負人家，侵略人家，剝削人家，那麼，世界人民就應當給中國戴上一頂社會帝國主義的帽子，就應當揭露它，反對它，並且同中國人民一道，打倒它。」 這不僅僅是一個「想不想」的問題，而是更是一個能不能的問題，今天中國確實也以贏利性投資目的向非洲國家輸出資本，但由於談判地位遠遠低於發達國家，所取得合同條件也就更加有利於非洲國家。

　　按照阿明的看法，中心區的談判地位強勢與「五大壟斷力」相關：技術壟斷、對世界金融市場的金融控制、對全球自然資源開發的壟斷、媒體和通訊壟斷、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壟斷。是「這五大壟斷力量共同規定了全球化價值規律的運行框架。價值規律是對這些條件的簡要表述，而不是對客觀的」純粹「經濟理性作出的解釋。所有這些進程的運作都阻礙了外圍國家工業化的對外影響，降低了其生產性勞作的價值，卻高估了能從中心區國家獲利的新壟斷力的運作中所帶來的預期附加值。其結果是出現了新的等級秩序，全球收入分配比過去更加不平等，外圍國家的產業陷於從屬地位，淪落到轉包者地位。這是新的兩極分化的基礎，它預示著兩極分化的未來形態。」

　　從最近三十年的經濟領域的表現看，第一世界的資本致力於壟斷新技術，並提高技術壟斷產品的市場價格補償水平；對於常規產品和技術，則致力於控制品牌和銷售渠道，貶低生產者的地位和壓低其補償水平，使得整個價值鏈分配有利於銷售環節而不利於生產環節。為了使得這兩種技術和市場的壟斷相對有效，對於生產領域的領導型企業的股權控制，也成為一種重要的依託。目前，中國「目前凡對外開放的行業，產業的前五名，都由外企佔據；全國最重要的 28個產業，外企在 21個（佔75％）產業佔有控股地位；在39個工業行業中，外企在23個（占 59％）行業中佔優勢地位；外企早在2004年佔中國工業總產值比重已達30.2％。」

　　改革初期在清算文革的輿論基礎上，擴張了管理層的權力和利益，同時卻降低了統治者的責任和義務。改革后最重要的政治和社會結構變化是：社會上層的權力利益擴張的同時，下層的利益和地位卻節節下降，對勞動者的各種保護措施被作為妨礙效率提高的障礙，逐一撤除，結果導致勞動者所分享的國民收入份額也在穩定地下降，由於國內產品結構密集處於低端，底層購買力水平嚴重下降就構成一個產銷不平衡的結構性問題。即便是中國社會上層已經出現了一個先富人群，他們的平均消費水平遠遠高於平均數，但是總的居民消費比例仍然從1978年的48.4%，下降到2006年的36.4%，目前這一趨勢仍然在持續。在這個表現的反面，是中國經濟對於出口市場的依賴和外貿依存度的上升，出口依存率從1984年的8.1%上升到1995年的20.5%，到2006年已經上升到37.1%。 中國內部勞動力相對價格的持續下降，白領的新貧困現象，使得內需不足，GDP中間消費比率從1978年的48%持續下降到2006年的，轉而依賴第一世界的市場，最近三年的凈出口都高達GDP的7%左右。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之後，中央政府採取的對策首先是連續提高出口退稅率，著眼於補貼海外消費者擴大其實際購買力水平，對內則是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沒有系統的提升民眾內需政策配套。

　　中國由此積聚了巨額美元儲備，使得美國可以採取貨幣貶值政策而降低補償水平，在美國金融危機之後，中國的美元資產縮水程度不低於20%，有人估計總損失數額在3000-4000億美元之巨，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與舊殖民主義時代的「無需交付對價物」的榨取相類似。有人據此斷言，中國所受損失的數量，遠遠超過過去一百年中間全部侵略戰爭造成損失的總和。

　　喪失了自主技術創新和積累能力，喪失自主品牌和對銷售渠道的控制，喪失了各行業領導企業的股權和管理權，這極大地惡化了本土就業結構和社會階級結構。整個社會的生產性行業開放給本土勞動者就業的機會，主要集中於低端，出現毛澤東所預測了那種百分之五對百分之九十五的極端不合理的社會分層狀況。李強「曾通過職業聲望調查發現，社會價值觀念出現了分裂，出現了幾種互相衝突的價值觀念體系和分裂型社會評價，而衝突的價值觀念體系又恰恰反映了群體關係的裂痕，所以，也是丁字型結構的結果。」「中國社會運行的巨大難題就在於，丁字型結構造成的社會群體之間需求差異太大，社會交換難以進行，中產階級體面生活所需要的基本設施，在丁字型結構的下層群體看來都是奢侈的和可以利用來謀生的途徑。」

　　（李強依據五普數字所划的中國社會分層狀況圖，比金字塔型社會結構更糟）

　　而李春玲則在訪談中間發現，這種社會交換無法進行的狀態，往往集中體現在新中產階級內部：「新中產階級的立場是分裂的，新中產階級的中下層和邊緣中產階級是傾向於窮人和勞方利益的，而新中產階級的上層則傾向於富人和資方利益的。兩派觀點往往都能形成強大的輿論壓力並且引發激烈爭論，由於新中產階級的中下層和邊緣中產階級的數量遠多於上層，而且他們也願意花更多的時間在網路和媒體上，因此，由新中產階級的中下層和邊緣中產階級所鼓動的民粹主義思潮往往有更廣泛的影響力。個案訪談還發現，民族主義情緒與民粹主義思潮有著某種聯繫，兩者都基於類似的利益衝突（群體利益衝突和國家利益衝突）推論模式，那些有著較強民粹主義思想的中產階級成員往往也具有較強的民族主義情緒，他們認為，國際上的霸權國家之所以要壓制中國，是因為利益的競爭和權力的爭奪。」李春玲對中產階級比重的估計也與李強類似：「從全國範圍來看，中產階級所佔比例在4%-5%之間；在城市，中產階級所佔比例大約在10%左右；在大城市，中產階級所佔比例大約在12%-15%之間。」 多數人的貧困化和少數人極端富裕的對比，有限的資源被優先用於模仿中心地區的消費，如果說新殖民主義主要在經濟和市場領域起作用的話，顯然，關鍵的市場是在第三世界國家模仿中心消費的那部分市場首先建立起與中心國家的聯繫，技術和產品一致。在這裡，社會學者以其經驗材料透露了這樣一個認識上的對立和分裂：少數先富人群擁抱全球化與多數窮困群體反對全球化的理由是一樣的，是否能夠在建設特權消費社會的資源分配戰略中間收益。這在支持和反對態度又導致一種認識論上的分裂與對立，結果影響到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宣傳效果：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對於主流意識形態的回擊。

　　為了抨擊所謂的民粹主義，取消其合法地位，中國主流社會科學研究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都樂於在不提供證據支持的情況下許諾中國未來將雷同於發達國家，經濟學熱衷於許諾本世紀中葉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理由是排列過去歷年的增長率數據，然後假定其會自發地延續下去，經過若干年增長將會實現倍增，最終可以與中等發達國家看齊。社會學許諾說中產階級壯大的趨勢將會延續下去，最終在中國實現一個橄欖型的社會結構，多數人可以指望上升到中產階級，卻不提供如何壯大的說明，這越來越難以使人信服。按照李民騏的看法，外圍國家是不可能複製中心國家的社會結構的：

　　「世界體系中各個民族國家的階級結構反映了各個國家在世界體系中的等級地位。無產階級化程度越高的國家，各勞動階級整體的談判能力也越高，並有能力獲取較多的剩餘。在世界體系中，這些國家的工人擁有較高的工資，並在全球商品鏈中佔有較多的市場價值。另一方面，無產階級化程度較低的國家，也是世界體系中的低工資國家，並在全球商品鏈中佔有較少的市場價值。」「中心、半外圍、外圍國家在階級結構方面的差別在世界體系中發揮著確定的功能。正是由於外圍、半外圍國家的無產階級化程度較低，並且在這些國家的農村還保留著巨大的廉價勞動力的儲備，這些國家才能夠為世界體系提供大量的低工資的勞動力，並在無數條全球商品鏈中生產出巨大的剩餘。這些剩餘進而集中到中心國家，並使中心國家的工人有可能得到較高的工資。」「從這個角度說，中心、半外圍、外圍國家的階級結構都是『現代』世界體系的必要組成部分，各自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外圍國家的階級結構不是比較『落後』、比較『傳統』的；中心國家的階級結構也不是比較『先進』的。沒有了『落後』的外圍國家的階級結構，中心國家的『先進』的階級結構也無從存在。」「在現有的世界體系的範圍內，中國能夠上升到更高的等級地位並使自己的社會結構發生相應的變化嗎？」「問題同樣在於中國的巨大規模。如果中國的工人普遍擁有半外圍國家的工資水平，整個半外圍國家集團的工人階級所佔有的剩餘份額將比現在翻一番還多。這將極大地縮小世界資本家階級所能佔有的剩餘份額，並導致世界範圍的利潤率危機。」

　　在社會總產出增加有限的時段內，過度提高少數人群的消費數量和質量，客觀上要求建立一種排斥多數人消費能力的社會分配機制，這一排斥機制首先是通過農民工替代老工人的過程實現的。在中國特殊的土地公有制這樣一種殘餘制度安排下，降低勞動者工資和福利水平有著特殊的空間，農民工超長時間加班，沒有組織工會的權力，沒有職業保障和任何福利，這是近三十年來最為醒目的事實之一。不僅如此，九十年代以來的住房商品化和價格一路暴漲，使得中產階級的貧困化也成為引人注目的現象，實現上逆轉了1980年代以來的上層人口數量增加的趨勢。房地產的商品化過程，使得剝奪購買力的排斥機制向上延伸，把大多數小資白領階層人士包括在內，各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的依賴實質上是部分地恢復了「人頭稅」政策，而且是對中上階層的人群「定向實施」的，與此相關的房地產暴利和金融收益都來自於同一定向剝奪。這引起中產階級中下層的極端不滿，深圳的鄒濤通過網路發起一個「不買房」運動，試圖以此改變房地產市場的供求關係：「當『居住權』由國民與生具有的基本人權被『忽悠』成百姓生存的最大成本的時候，暴漲的高價房同樣也正在重新洗牌全社會各階層財產。一方面一個獨賺千億利潤的房地產大亨呼之欲出，另一方面千萬白領正在由『中產』變『負翁』。」 對於底層勞動者和大部分白領階層的剝奪，使得中國能夠支撐一個小小的極端富裕的上層，很快就在國內形成對第一世界奢侈消費品可觀的市場容量，與滿足這一份高端市場容量相對應，大量的跨國公司開始在中國設立生產基地。

　　對中產階級下層的剝奪過程，除了購買力方面之外，有限的上升機會，卻疊加了教育產業化之後大學急劇擴招的雙重打擊。這意味著現在有多出幾倍的候選者，去競爭日益減少的白領崗位，這不僅導致就業的薪資水平下降，更具爆炸性的是過多的候選者導致那種實質上否定「文化資本價值」的新型選擇標準的實際運用，這對於白領候選群體而言是致命的。溫鐵軍在評論反應大學生可悲的生存狀態《蟻族——大學畢業生聚居村實錄》一書時說：「源於1990年代末期推進教育產業化之中的大學擴招、至今沒有糾錯而是將錯就錯地把書中沒有透露的那些既得利益群體造成的制度成本對弱勢群體轉嫁、且竟如皇帝著新裝般堂而皇之！其後果，往往順勢擴散為社會問題。」「由於人們支付高教成本時隱含的預期收益高於離校后被一般勞動力市場『再定價』的實際所得，向上流動的機會不多的各種『蟻族』越來越多地聚居一處擴散情緒，遂導致幾乎任何社會衝突都會有『無厘頭參與』。果如此，『蟻族』所揭示的就是一個教育產業化直接製造的不和諧因素——但願治本有道。」這個群體現在已經是社會不滿程度最高的，李春玲的研究指出「新中產階級比處於群體利益衝突兩端的群體（企業主與工人、富人與窮人）有更強的群體利益衝突意識」，其中「新中產階級認為存在群體之間利益衝突的比例是最高的（84. 8%），邊緣中產階級認為存在群體之間利益衝突的比例與新中產階級類似（84. 2%），而另外三個階級的相應比例則為75%-77%。……新中產階級認為群體之間利益衝突會激化的比例也是最高的（58. 1%），邊緣中產階級認為會激化的比例略低（53. 9%），工人階級和老中產階級的相應比例分別為47. 9%和38. 8%，企業主階級認為衝突會激化的比例則非常低（17%）。」

　　在對社會中下層就業者的補償水平不足之外，還存在著對資源浪費和環境補償不足的嚴重問題。在工廠生產環節，與整個生產領域得到的價格補償水平不足相關，企業往往逃避環境保護責任，地方政府放任污染不加處理的排放，共同實現對環境和生態補償最小化。結果更加導致中國產業分工鎖定在資源密集型、污染密集型和勞動力密集型方向上。中國分權改革中間，強行賦予地方政府以發展經濟的責任，引發以個人政績需要為主要邏輯的過度投資需要，招商引資到了喪失理智的地步，導致地方政府以降低企業所承擔的勞動成本和環境成本為操作空間的執政模式普遍化。這就預備了企業違反勞動保護和環境保護法規而不受追究的良好政治條件。

　　一個學者正確地指出，中國新近的問題是第三世界國家的老問題：

　　「中國正在面臨與其他發展中國家類似的中短期挑戰。在GDP高速增長的情況下，今天的中國已然問題成堆。在經濟領域，有利可圖的增長部門和關鍵企業越來越多地為跨國公司所控制，市場逐步『殖民化』，人力資源優先服務於外資，經濟主權受到嚴重挑戰，存在著外資控制中國經濟的現實危險。在世界經濟史上，依靠外資實現現代化的例子絕無僅有，無論是西方發達國家，還是所謂新興工業國。在中國，如果說1949年之前的經濟模式不能解決國家發展問題，反而導致了革命，那麼，重新回到這種模式的結果很可能同樣難以避免類似的困境。在社會領域已經積累了越來越多的各種問題和矛盾，包括加速的兩極分化、加劇的勞資衝突，以及住房、醫療和教育的不公，而政府卻越來越陷入苦無良策的境地。」「改革的一個重要結果是使中國在基本制度、社會經濟特徵等方面越來越類似於其它發展中國家，中國存在的問題、面臨的挑戰也與一般發展中國家類似。」

　　認識還可以從這裡推進一步：中國在進入國際分工體系之前，先有一個重工業優先的出擊工業化階段，而後來從四個現代化戰略轉移到特權消費社會建設的戰略中間，原先積累下來的生產能力和人力資源，轉而大規模地密集投入到工業生產的末端環節，導致全球同類市場容量的極度飽和，其中紡織產業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朱鎔基為此決策砸錠1000萬），這當然會惡化供求關係並壓縮同類產品的價格水平，導致第三世界國家受損和第一世界受益，這是全球兩極分化的一大動力。此外，中國富裕階層數量很少，高檔消費品市場的總購買力水平低於西方國家市場上低端消費品的總購買力（即便是考慮了反向的價格運動和不等價交換之後），這是中美貿易不平等的結構性基礎——中國以完成初級工業化之後的巨大生產擴張能力強行擠入低端產品市場，並以政府政策長時間支持過度投資和過度生產，支持壓縮中下層就業者的工資水平，結果引發一個全球性的貿易不平衡，最近三年凈出口超過7%就是這個結構性不平衡的體現。

　　在認識進步和理論建設中間，中國作為受損者國度，學界表現出不應有的麻木不仁狀態，應用過時的概念和理論來分析內涵早已不同的時代和問題，在早期國際分工體系中間是農產品和初級產品與製成品中間的不平等貿易問題，今天這個問題早已過時了，但是體現分析和統計數據中間的陳舊思路卻一成不變，每年進出口數字中間都有一項製成品甚至所謂的高技術產品數字，以支持那種毫無根據的沾沾自喜的態度。真正處於價值鏈高端的企業，基本上有著三個特點：要麼是壟斷新技術從而獲得壟斷利潤（按照中國主流經濟學家和官方宣傳就是所謂「獲得高附加值」，這個高附加值本質上是從壟斷價格中間獲得的，不過是基於技術壟斷地位而已），要麼就是控制品牌和銷售渠道而獲得壟斷利潤，還有就是從控制生產過程來獲得較高補償水平（這主要是通過控制資本投資和生產管理過程來實現的）。富士康是個很有代表性的案例，作為全球排位節節上升的重要代工廠，經常為惠普、康柏、戴爾、尼康、奧林巴斯等美日大公司加工產品，這些發達國家的大公司兼有壟斷技術設計和擁有品牌和銷售渠道的特點，所以，可以在經營活動中間獲得較高水平的補償。而富士康本身則依靠控制投資活動和生產過程來獲得中等水平的補償。反過來，為富士康打工的員工就必須工資福利成本最小化，勞動強度最大化；而作為富士康主要代工廠基地的大陸，政府稅收必須最小化（有人比較過富士康和華為的稅收貢獻，富士康在享受了各種稅收優惠之後，對財政的貢獻微不足道）。

　　與邊緣化地位要求相對應，富士康的各種創業成本也能夠實現最小化，在大陸各地的投資活動中間，往往能夠拿到零價格甚至是負價格的土地（在考慮了各地政府的配套設施投資之後）。而且，由於富士康較高的出貨總價格對於GDP的數字貢獻，對於官員的政績有著很重要的統計意義，所以，能夠格外吸引以增長率作為主要考核指標的官員，由此，在富士康對大陸官場的談判中間，資方能夠爭取到各種超越政策和法律的優惠待遇——比如對於資方的過度保護和對於勞方的非法壓制，這對於最小化勞動成本都是必不可少的。還有，富士康這樣一個怪胎企業，因為能夠得到超乎法律和政策的支持，當然就可以完全不考慮對於環境和生態的補償成本，大量污染可以「零成本」排放；還因為中國在改革前就已經完成了初級工業化，對於不可再生資源的開發能力巨大，富士康能夠低成本在大陸地配套塑料、鋼鐵等各種材料，完成代工產品。這樣，作為中國產業邊緣化的典型表現，富士康在大陸巨大規模的代工廠，體現了在全球分配體系中間中國所得最小化的價值鏈要求：勞工成本最小化、政府稅負最小化、環境補償最小化，還要加上不可再生資源的最低成本利用。而在出口產品統計目錄上，那些以政績數字為榮的高官們，則可以說我們改革開放多少年來，高科技產品出口在總出口中間比例提高了多少。大體而言，富士康能夠給地方官員提高GDP政績數字，給最高層官員一個炫示改革后產業升級的標榜數據，但對於底層民眾的生存機會和環境需要而言，則完全看不出正面意義。

　　在富士康的僱員中間，台籍僱員壟斷管理和技術的高層職位，在大陸配套的職員，即便是擁有很好的受教育背景和職業經歷，也只能處於較低的職業和技術等級，其權利和收益保障，當然也就處於更低等級。富士康這種模式的企業，在大陸越來越多，對於整個社會分層和結構產生了明確的影響，中上階層的人數過少，使得改革后中國毫無停留地走向一個百分之五對百分之九十五的對抗性社會。而作為大量小資白領缺乏本土上升機會的體現，各大網路論壇充斥著仇恨和謾罵言論——這是作為向上流動機會日益稀少的正常反應。按照沃勒斯坦的說法，西方世界的不公平很難說在過去四個世紀中間有多少減少，但是卻有大量對於民主和公平的歡呼聲，這主要是不到15%的充任管理和技術職位的高薪人士發出來的。因為富士康這種代表性企業的存在，使得大陸中間階層人數遠遠達不到讓人們聽到持久歡呼聲的最小數量，正是由於大陸永遠喪失了那寶貴的10%向上流動機會，結果長期停留在一個兩極對立的畸形社會結構上——這個社會裡喝彩聲太少同時謾罵聲又太多。許多受到大學教育后得到白領工作的小資自嘲說：「起得比雞還早，睡得比狗還晚；幹得比驢還累，吃得比豬還差，掙的比民工還少。」這與1980年代上升到白領崗位群體那種滿足和喝彩聲相比，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中國近三十年來奢侈品消費的劇增，是一種第三世界國家常見的資源配置規則，一個小小的超級富裕群體很符合第一世界國家奢侈品實現的要求，按照普雷維什的觀點，在「外圍資本主義」國家：「由於社會結構的上層以經濟剩餘的形式佔有了技術進步成果的一大部分。剩餘連續增長是體系的一種動力要求，因為它構成再生產資本的主要積累來源。再生產資本能提高生產率並增加就業。然而，剩餘的一個重要部分被上層用於模仿中心的消費。在特權消費社會中存在著對資本積累潛力的一種巨大浪費。收入被中心過分地榨取也是這方面的浪費。國家過分膨脹也造成這樣的浪費。而國家的膨脹也主要是由體系的缺陷引起的。面對勞動力的迅速增加，資本積累就變得不足。體系就這樣逐漸把大量群眾排斥在外，使他們在社會結構的底部無所事事。這些都是非常嚴重的矛盾。其後果又由於與發達國家的關係明顯的不協調而加劇。發達國家日益和特權消費社會相結合。……外圍資本主義主要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礎上。如我們在前面說的，這種不平等的根源就在於，主要是那些集中了大部分生產資料的人們將經濟剩餘攫為已有。」 把有限的資源優先集中於模仿中心國家的消費，這當然就需要最小化多數人口的購買力了，同時，特權消費社會與第一世界國家的全球分工利益緊密相關，第三世界國家的特權階層的要求成為第一世界國家再生產鏈條的必要「浪費」。所以，第三世界國家內部的階級結構的兩極化，恰恰是第一世界所需要，這就有了全世界統治者聯合起來的堅實基礎，任何有利於第三世界國家下層利益的政策措施，都要遭到國際和國內統治階級的共同反對。

　　十七大報告很準確地指出了邊緣國家的常見問題：「經濟實力顯著增強，同時生產力水平總體上還不高，自主創新能力還不強，長期形成的結構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長方式尚未根本改變；……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老田按：這可能是暗指奢侈品第二大購買國內部的平均數而言的），同時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趨勢還未根本扭轉，城鄉貧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還有相當數量，統籌兼顧各方面利益難度加大；……對外開放日益擴大，同時面臨的國際競爭日趨激烈，發達國家在經濟科技上佔優勢的壓力長期存在，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風險增多，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要求更高。」但是，這些問題大多不在政府政策能夠調節的範圍之內，而是富士康這樣的公司擁有更多的行動能力的領域，無論政府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的願望多麼真誠，解決問題的方案卻是難於找到的，這就成為第三世界國家政府聲望下降的又一個觀察維度。

　　總而言之，邊緣國家政府身上彙集了過多社會矛盾的焦點，幾乎每一個重要方面都存在著政府形象和能力不足的關鍵證據，對資本的過度保護，制度分析的隱含結論，財政受益範圍的狹小，全球競爭中間的邊緣化地位，這些作為邊緣國家的結構性現象，都成為對政府支持下降的依據。很多第三世界國家政局不穩，政府公信力低，實際上是社會結構缺陷和社會矛盾對抗性高的結果。而不受質疑的企業經營模式，往往成為邊緣地位穩定化的強有力支撐，近年來富士康在大陸的海量投資及其在全球代工業中間的排位節節上升，恰好反應了中國在全球分工地位進一步邊緣化的現實。邊緣國家中間矛盾對抗性上升往往表現為政府形象的極度惡化，政府形象的惡化往往成為煽動政變或者呼籲「顏色革命」的有力依據，這實際上與制度無關，而主要是與邊緣地位有關，而中心國家的學術思想所限定的制度觀察維度，恰恰又成為邊緣國家尋找出路的思想障礙。

　　如果說富士康這樣的公司及其資本積累要求，要求邊緣國家提供強有力的過度保護——這種保護力度要求政府強大到足以抵消勞動者的反抗能量，而中國自由派人士所呼籲的選舉弱勢政府則明確反對這一要求。從政治維度提出的要求，與經濟領域的實際需要截然相反，這似乎成為邊緣國家政府建設中間的邏輯悖論。從政治和經濟統一出發，邊緣國家只有走向自我中心的發展模式的唯一選擇，在那種選擇下，保護勞動者的最低需要——內需擴大——建立內部良性循環的經濟，將能夠在政治上形成強有力的民眾支持。雖然這明顯不利於海內外統治階級利益的最大化要求，肯定要遭到他們的反對，但任何在上層那裡損失掉的政治支持都能夠在中下層得到更多的補償，自我中心的發展模式中間，意味著小資白領有更多的上升空間，即便得不到西方國家那種洪亮的喝彩聲，也肯定能夠把謾罵聲削弱到一個可以接受的低水平。

六、一個小結

　　新殖民主義全球市場的受益者是西方，但是中國的低端產品擴張政策放大了新殖民主義政策效果，並把自身確立為最大受害者。在不平等交換之外，最近的金融危機中間，美國的貨幣貶值政策就直接降低了對中國的實際負債（名義數額損失要小一些，例如投資「兩房」的垃圾債券損失）。在新殖民主義時代，中美關係仍然是全球結構改革的關鍵一環。正如義和團的反抗曾經促使列強考慮保留晚清朝廷作為代理人實施統治，部分放棄在中國劃分勢力範圍的舊殖民主義政策，而美國則主張在華實現「門戶開放和利益均沾」還曾經通過「華盛頓公約」實現新殖民主義制度創新。中國的過度開放政策，以及中美貿易不平衡中間的補償問題，再次成為新殖民主義制度「部分質變」的一個標誌性因素。

　　中國是列強推行舊殖民主義「炮艦政策時代」的最大受害者，也是新殖民主義時代的最大受害者（對於這個看法「特權消費社會」的愛好者肯定不同意）。較高的損失數量，意味著一種有利於行動的成本收益對比，而中國的巨大規模和自主技術潛力，都使得中國有可能再次掙脫新殖民主義時代的不平等交換鏈條，成為世界格局合理化努力的第一行動者。這不僅僅意味著所受壟斷價格和壟斷利潤的盤剝減少，而且，與中國巨額的外貿盈餘相聯繫的非交易損失也極其巨大，美元資產的貶值乃至美元貶值本身，都使得美國可以無視中國的意願，在壟斷利潤之外進一步降低貿易中間的價值補償水平。一般而言，作為最大受害者的特殊身份，就有可能提高所能承受的成本上限，去尋求世界格局的改變和平等化。若中國付出這樣的努力，並承擔相應的成本，這不意味著一種道德和意識形態需要，而是要在改變世界格局的同時去維護了自己的正當利益。

　　如果說，很多第三世界國家規模過小，在工業化時代無法實現經濟獨立的話，中國就是不這樣，而是具體獨立資格的人口和資源條件。喬姆斯基指出，美國對中國的干涉意願高居不下，在於中國巨大的規模和過去的經驗，使得有可能脫離美國的掌握而自立。與那種貿易和平理論相反，國與國之間的干涉意願和動機總是與保護可攫取的利益數量成正比的，在這個問題上巴蘭的「可榨取利益數量與干涉成本成正比」的看法，受到美國長期干涉實踐的有力佐證。中國越是深深地參與國際分工體系，越是受到不平等貿易的損害，列強在中國獲得的不正當利益越多，就越是有強烈的意願並承擔較高的干涉成本來對付中國，以期其既得利益得到保護。從中國獲取的利益的數量大小和不確定性，而不確定性則與不平等性緊密相關——越是不平等交易越有可能被中國單方面終止，真正平等互利的交易反而有可能持久下去，這兩個方面今天已經成為中國困局的死結，越是奉獻利益越是受到干涉和感情傷害（對親美的精英階層而言），這是美國對中國干涉意願居高不下的兩大原因。

　　如果說毛時代是以內部矛盾的對抗性經驗去想象世界格局的話，顯然，今天依然如此，所不同的是處在相對立的另外一個極端上。個人崇拜曾經是把全部的政治合法性授予一個特定的人，今天則反過來，把全部的政治合法性授予美國的制度實踐，凡是與美國一致的才算正確。中美關係始終是中國在全球格局中實際地位的標誌，要解決中國在世界格局中間的合理地位問題，首先就是要處理好中美關係的合理定位。

　　近三十年的中國社會，在社會轉型中間最為顯著的變化是統治階級的再形成，新的優勢地位獲得者——無論是權力精英還是資本精英，都遭到民眾輿論嚴重質疑，這就使得統治階級暴露在赤裸裸的輿論攻擊之下，缺乏道義掩護和功能地位支持，這就從反面提出一個更加嚴峻的意識形態建設任務——必須就中國現實完成統治階級及其優勢地位的意識形態包裝，從而把優勢地位和特殊階層的權力利益分配份額合法化。在現實中間越是欠缺那種有說服力的辯護理論，結果反而鼓勵學界主流以一種簡單化的「抄襲思路」來快速推進——把美國的制度實踐抬高到唯一政治正確的地位上——為此，學界主流長期致力於維護一種「美國崇拜」，結果在反面加深了意識形態建設的不足和缺位，蒼白的說服力和膚淺的包裝過程破壞了學術信譽本身，結果學界主流也被輿論打入「鐵三角」——尤其是主流經濟學家被看作是權錢勾結的喉舌。

　　主流學界匆忙建立的「美國崇拜」並不一定能夠解決意識形態需要，但是卻首先為自己的思維確立了限制，這深刻地影響到中國人對世界格局的想象方式。而在國際關係研究領域，美國學界的理不僅有著壟斷地位，而且新自由主義制度學派的學術地位也急速上升。許多國家的學者都認識到「美國國際關係理論的話語主導地位是非西方理論難以產生的一個重要原因」，而中國目前的相關研究，在引進學習了30年之後，仍然處於「原創性理論的缺失」的學徒狀態，學術刊物上所發文章，仍然是「美國國際關係理論仍然佔據最大比重，中國的國際關係理論仍然沒有形成體系。」「缺少學理自覺、西方理論話語佔據主導地位、缺乏富有生長潛力的理論硬核。」

　　與理論研究的貧乏相對應，外交部的老爺們的辭彙貧乏也是驚人的，動輒指責美帝懷有冷戰思維，這是極其可笑的形勢誤判。恰恰相反，正是因為冷戰終結后中國的過度開放，導致中國產業的邊緣化和利益嚴重受損，結果在反面補貼了第一世界。跟隨著這一部分巨大的經濟利益，列強開始尋求一種跨越國界的政治保障，在朝鮮戰爭終結了美國的炮艦政策之後，第二次向美帝提供了干預中國內政的「激勵」因素，這與19世紀西方列強指望中國出現一個弱政府利於控制一樣。換言之，是過度開放給列強的巨額利益，催生了列強幹預中國內政的更高意願。近年來，西方列強每一次干預和挑釁，都導致民眾心目中間的政府形象惡化；即便是在西藏314騷亂這樣的惡性事件之間，拙劣的官辦宣傳，其效果之差，遠遜於非專業的網友。官辦宣傳機構的無能和外交部官老爺的無能，共同幫助了美帝離間中國政府和民眾的目標。

　　除了國際關係和國家安全研究之外，主流經濟學家對於中國作為最大的新殖民主義政策的最大受害者的地位，也同樣缺乏把握，對於市場交易中間的不平等和剝削性質缺乏揭示，過度開放表現在放任技術壟斷在中國市場上的攫取高額壟斷利潤，放任外資控制品牌和銷售渠道，放任外資控制生產資本投資和管理過程，結果惡化了中國的社會階層結構。外資普遍控制中國產業結果是統治階級實際上大幅度退出生產過程，成為純粹的消費者。社會流動機會的減少也導致候補精英階層的反叛，削減了接受和傳播主流意識形態的最低社會基礎。學界的無能、宣傳的拙劣、官員的不稱職（外交部官老爺的不稱職是表現最為集中和明顯的），弱化了社會團結並降低了中國的無形實力，這些都成為中國安全困局的一個組成部分。

　　在中國上層和下層都導致一種「美國崇拜」的遮蔽，上層想要以此完成意識形態重建，下層援引美國標準作為批判的助力破除少數人對於權力和資源的壟斷，這極大地妨礙了把握和理解真實世界格局的想象力。結果，普通民眾對於美國的幻想也大大增加起來，最近奧巴馬與上海大學生的問答中間很集中地體現了這一點。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二〇一〇年七月二十一日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