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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溫政權的意識形態焦慮

作者：泡泡於 2007-9-4 12:20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其它日誌

　　2006年除夕，胡錦濤發表新年賀詞《建設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對內許諾「使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對外強調「中國的發展，是和平的發展、開放的發展、合作的發展、和諧的發展。」
　　就在同一時刻，許多大陸手機都收到一則戲虐中共政治局九常委簡訊："元旦之際祝你：運氣像曾慶一樣紅，做人像吳官一樣正，家庭像賈春一樣旺，生活像溫家一樣飽，事業像小羅一樣干，房室像李長第二春，打牌像錦濤一樣胡！煩惱像邦國一樣吳，情人像小菊一樣黃。"
　　兩種新年祝福代表了官民的兩種表情，其中的巨大反差所凸現的正是后極權中國的特徵，一個專拿板著臉的官權來調笑的時代，當權者的作秀和官場腐敗成了最大的政治笑話素材庫。無論中共高官如何作秀，也無法為中國提供大一統的意識形態了。
　　一從兩部電視片談起
　　在2006年的中國，引人注目的公共話題之一是兩部政治傾向極為不同的電視專題片。一部是央視播出的《大國崛起》，另一部是中共高層授意拍攝的專題片《居安思危》。前者以西方大國的興衰為主線，極力淡化意識形態色彩，探討了大國崛起及其衰落的原因，意在為中國的崛起提供參照系；後者以蘇聯共產帝國的解體為主線，從頭至尾全是意識形態說教，總結了蘇聯的衰落和解體的黨內原因，意在為中共維持政權提供反面教訓。
值得注意的是外界輿論對兩部片子的背景和意圖的猜測。
　　《大國崛起》是2003年11月24日中共政治局進行了第九次集體學習的產物，中共高層還為此下發文件，要求各級黨政部門都要學習這段歷史，並通過央視把大國崛起的議題由黨內推向社會。有評論認為，該片宣揚的是獨裁崛起之路，透露出胡溫當局加強中央集權的意向；而更多的評論則得出相反的結論，認為該片是胡溫當局為準備啟動政治改革而放出的試探氣球。
　　無論外界如何評價該片，其主要策劃群體大都來自體制內持有自由主義價值觀的開明學者，創作傾向與趙紫陽時代的《河殤》相似，在某種意義上代表了開明派的觀點：中國崛起的正路，只能是融入世界主流文明。所以，該片才能多少跳出了以往的宣傳模式，極力淡化意識形態色彩，轉而採取一種相對客觀中立的敘述，介紹了世界九大國的崛起，提供了比較豐富的歷史知識。特別是對英國和美國進行了重點介紹，這可是兩個對世界歷史進程發生過主導性影響的民主國家；也對源於西方的自由貿易、市場經濟和憲政民主等現代化制度有所肯定。
　　也正因為如此，新老左派才會對《大國崛起》發出集體聲討，最激烈的指控是：《河觴》煽動動亂，崛起煽動政變。（黎陽《豈有此理的「大國崛起」》；見「烏有之鄉」網站）
　　八集電視專題片《居安思危--蘇共亡黨的歷史教訓》製作來自中共高層授意，是為胡錦濤的「保先運動」和「學古巴朝鮮」背書。意在告誡全黨汲取蘇聯解體的經驗教訓，提高黨員的警惕性和危機意識，以確保中共統治永遠立於不敗之地。2006年6月，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了該片的光碟。
　　《居安思危》從八個方面探討的蘇聯解體的原因：一、蘇共興衰的歷史軌跡；二、蘇共的基本理論及指導方針；三、蘇共的意識形態工作；四、蘇共的黨風；五、蘇共的特權階層；六、蘇共的組織路線；七、蘇共的領導集團；八、蘇共對西方世界西化、分化戰略的應對。所有解釋都是為了凸現一個結論--胡錦濤同志指出：「蘇聯解體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從赫魯曉夫丟掉斯大林這把刀子，到戈爾巴喬夫公開背叛馬克思列寧主義。」
　　「赫魯曉夫丟掉斯大林這把刀子"這句話是毛澤東說的，主要針對赫魯曉夫在二十大上所作的秘密報告《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以及二十大之後蘇聯的清算斯大林運動。該片對斯大林的評價也是毛澤東欽定的三七開--三分錯誤、七分功績，與1980年代鄧小平對毛澤東的評價一樣。所以，從頭至尾，該片充滿了對斯大林的崇敬和對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葉利欽的仇恨。該片解說詞還特彆強調："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享年74歲。毛澤東親自到蘇聯駐華使館弔唁，並失聲痛哭。」
　　中共中央專門發文讓各級黨委組織黨員觀看此片。文件說：觀看本片對於堅定黨員幹部的理想信念，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堅持黨的領導、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進一步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增強黨員幹部居安思危的意識有著重要意義。
　　比較《大國崛起》和《居安思危》這兩部大片，其主創人員、思想取向、拍攝方法以及解說詞都完全不同，甚至可以說是水火不容。
　　《大國崛起》由一批具有自由主義理念的學者和電視人操作，走的是八十年代趙紫陽智囊的路子，盡量淡化正統的意識形態色彩，以借鑒、學習的開放態度看世界。最後也沒有得出定於一尊的結論，而是採取多角度的開放式結尾。
　　《居安思危》由一批堅守中共正統教條的人操作，走的是胡錦濤「保先」路子，很符合在政治上學習朝鮮、古巴，具有鮮明的意識形態指向，得出定於一尊的霸道結論：絕不能丟掉斯大林這把刀子，決不讓中共黨內出現赫魯曉夫式和戈爾巴喬夫式的叛徒！
　　按照中共意識形態正統，《大國崛起》很有點離經叛道的意味，屬於嚴重的「政治不正確」，正如激烈攻擊該片的新左派所言：《河觴》煽動動亂，崛起煽動政變；而《居安思危》完全是共產黨正統一脈單傳，每個字都符合「政治正確」」。
　　然而，更有意味的對比在於，政治很不正確的《大國崛起》卻在中共頭號電視喉舌央視公開播映，意在訴諸大眾，足夠光明正大；而政治很正確的《居安思危》卻只能製作成光碟，在黨內播放，好像見不得陽光。正如胡錦濤敢於大張旗鼓地宣傳「和諧社會」，卻不敢在媒體上公開提倡學朝鮮古巴一樣。
　　兩部截然相反的大片的同時出現，既反映了中國社會日趨多元化的現狀，也反映了中共高層執政思路的混亂——一種根本找不到未來方向的迷惑。這種迷惑，既源於現政權的政治理念與中國現實、世界大勢的衝突。，也源於中共本身的蛻變。
　　二改革以來中共的意識形態焦慮
　　表面上看，中共至今仍然是世界第一大執政黨，更是所剩無幾的獨裁黨中的巨無霸。中共有7000萬多萬黨員，有滲透中國最基層的龐大組織系統，掌控著經濟、政治、司法、媒體和文化的主要資源。1949年掌權以來，中共製造的罪惡可謂罄竹難書，即便是鄧小平推行改革開放以來，中共還犯下了六四大屠殺的罪惡。
　　但在實質上，今日中共政權已經失去毛澤東時代的強勢，既沒有毛時代黨權包辦全體人民的物質生活，也沒有了毛時代的統一意識形態。經濟改革導致利益主體的多元化，讓黨控一切的時代一去不返；隨著私有化和市場化的發展，中共也由革命黨變成利益黨，黨的整體利益裂變為大大小小的以權貴家族為核心的利益集團。對外開放帶來價值觀念的多元化，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意識形態已經基本破產，而現在的中共政權又無法找到替代品，只能乞靈於民族主義和不斷變化的口號，意識形態的修正主義和執政方式的機會主義，已經變成寡頭獨裁的主要特徵。也就是說，在經濟多元和價值多元的合圍中，僵化的專制體制已經漏洞百出，中共現政權陷於找不到價值方向的意識形態焦慮之中。
　　其實，中共意識形態的裂痕並非始於改革開放，而是始於毛澤東晚年，正是他本人的胡作非為毀滅了他的絕對權威。只要是獨裁黨，必定講究大一統意識形態，毛澤東是製造大一統意識形態的高手。在野時期，通過延安整風清除了黨內異見，把權力和思想都統一到毛澤東個人身上；執政時期，毛澤東通過一系列全民動員的政治運動清楚黨內外的異見，牢牢掌控著君師合一的絕對權威。但是，由於文化大革命中毛的過於翻雲覆雨，先後廢掉自己欽定的兩位接班人，致使毛澤東的絕對權威出現裂痕，特別是1971年"9·13事件"之後，民間自發出現了質疑毛澤東及其文革的思潮，最後藉助悼念周恩來而形成聲勢浩大的四五運動，毛澤東的權威和文革的正確性已經從根本上動搖。
　　從現實的執政層面，放開經濟改革而堵死政治改革的悖論，導致弊端叢生、危機日深的跛足改革，鄧小平的實用主義"貓論"和"不爭論"，使中共變得越來越右，大搞資本主義式的市場化和私有化，新老權貴家族紛紛下海大發其財，越來越多的黨政官員變成了資本家，中共不得不改變正統意識形態，江澤民政權的"三個代表"應運而生，中共意識形態定義的敵人資本家可以入黨。與此同時，為了適應越來越普遍的事實私有化，中共也逐漸改變了對私有財產的仇視，並於2007年通過了保護私有財產的《物權法》，在制度上為"萬惡之源"的私有財產正名。可以說，江澤民的"三個代表"適應著權力市場化和權貴私有化的現實，既是"與時俱進"的意識形態加冕，也是中共意識形態的自我瓦解。
　　從意識形態的角度看，從改革開始就產生的意識形態焦慮，在六四后愈演愈烈。在八十年代，鄧小平的貓論帶來改革開放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思想解放與反自由化的悖論。九十年代前期，這種焦慮表現在鄧小平提出的一系列口號中，穩定壓倒一切、擱置姓資姓社的爭論、發展是硬道理、韜光養晦的外交，由此形成"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的悖論。九十年代後期，江澤民提出三講、三個代表、大國外交、以德治國，但沒有一個口號能夠贏得黨心民意的真正認同；到了胡錦濤政權時期，意識形態焦慮所導致的指導思想混亂日益加重。胡錦濤為了建立自己的意識形態合法性，居然在短短的五年時間內，先後提出過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以人為本、執政為民、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八榮八恥、執政能力建設、新三民主義、黨內民主、和平崛起……等口號。可以說，胡錦濤政權是口號專家，提出的口號之多，用泛濫成災來形容，一點都不過分。因為，胡錦濤政權的危機感強於江澤民政權，意識形態焦慮的加重也是危機感的表現之一。
　　從中共黨內看，其意識形態焦慮來自三方面的危機感：1，強人政治的結束，一言九鼎的時代一去不返，黨內必然產生最高權威認同危機感；其次，六四帶來的道義合法性急遽流失，而中共又無力重建合法性，遂使中共內部產生"紅旗到底能打多久的政權危機感；最後，由於跛足改革積累的深層危機愈演愈烈，而中共政權又拿不出化解危機的有效辦法，致使中國的未來前景高度不確定，中共必然產生看不清自身未來的危機。歸根結蒂，這些危機感說明中共重新定位的迷茫。
　　近年來，在中共高層官員講話中，經常可以聽到對黨內思想混亂的警告，但搞亂中共意識形態的最大禍魁恰恰是黨中央的聲音。從以上的敘述中可以看出，由於舊意識形態崩潰而中共現政權又不肯接受自由民主的新價值，更由於中共想在市場經濟、私有化和獨裁政治之間尋找平衡點是一項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所以，中共黨魁和政治局的寡頭們只能靠花樣翻出的口號來探路，從鄧小平到江澤民再到胡錦濤，中共再也無法維持大一統的意識形態了，即便依靠硬性的封殺異見與輿論灌輸和軟性的道德說教與利益收買，也無法再把黨心民意統一到黨中央的口號上。所以，改革三十年來，中共各個時期口號才能如此變幻多端和前後矛盾。而在中共這種萬花筒般的變化背後，正是意識形態的混亂；在這種混亂背後，正是找不到思想方向的焦慮。
　　自胡溫上台以來，一直在尋找化解意識形態焦慮和緩解社會危機的方式，但是由於胡溫的觀念局限、權力弱勢和既得利益等羈絆，使之無法接受現代政治文明的價值和制度，加之兩極分化、腐敗橫行和公正奇缺導致民怨鼎沸，推動胡錦濤到毛澤東的遺產中尋找思想資源。所以，胡錦濤剛剛上台的前兩年，他表現出強烈的回歸原教旨毛主義的衝動，用祭拜革命聖地的象徵性動作來宣示自己的是毛澤東的傳人，用討好新老毛派的方式來用發動"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的運動來重建黨內統一，甚至在內部講話中號召官員們在政治上學習古巴朝鮮。然而，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 原教旨毛主義早已被中國唾棄，黨內外的新老左派也至多是迴光返照。鄧小平開創的機會主義和實用主義的統治哲學，以務實靈活的態度來應對各種挑戰，已經讓中共變成了一個精於成本計算的利益黨，不可能再回歸到類似朝鮮和古巴那樣的僵化統治。
　　雖然胡錦濤在價值觀上更認同毛式的中共正統，也曾想通過"保先"、"學朝鮮古巴"、"八榮八恥"來貫徹其正統理念，以確保中共政權永遠立於不敗之地，但當下中國的現實卻不斷地對胡錦濤說"不"。也就是說，當國門已經打開將近三十年之後，絕大多數中國人絕不允許回到毛澤東時代，先富起來的權貴們不允許，老百姓不允許，大多數黨員不允許，拿到國家民航總局大訂單的胡錦濤之子胡海峰也不會情願。即便是那些高舉毛澤東旗幟的新老左派們，也就是靠喊口號來爭取道義資源，而在現實生活中，那些已經有了私車私房的著名新左派也決不會放棄現在的富裕生活。所以，中共黨內很難出現戈爾巴喬夫，但也很難出現金正日。
　　面對經濟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的普世潮流，更面對國內經濟的難以逆轉的市場化和私有化，面對日益多元化的利益主體和價值觀念，面對主流民意對自由民主人權的認同，不甘心順應大勢所趨、民心所向的胡錦濤政權，也就只能在找不到方向的歧路口長期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