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喜歡「大」字。舊時,上海灘的流氓做大了,就成了「大亨」。現在,一旦什麼行當里「拿摩溫」(NUMBER ONE)了,就成了「大腕」。為了有別於一般的部落首領,就有了「大汗」的稱呼;為了有別於一般的地方軍閥,就有了「大帥」的稱呼;為了有別於一般的江湖好漢,就有了「大俠」的稱呼;為了有別於一般的文人墨客,就有了「大師」的稱呼。所以為了有別於一般,中國人喜歡往大里做,即便造宅院,只要有可能,都想造一座令方圓幾十里羨慕的「大宅院」。
如今好大喜功之人更是如魚得水。一個只有兩條街,三萬人口的蒲縣,全縣財政收入才3億多元,投資近兩億元,建造了一座象「鳥巢」一樣的文化宮。蒲縣是依賴煤炭的資源縣,一旦資源枯竭了怎麼辦,政府理應抓緊時機,利用現有財力,扶持其他領域的產業,造福於民。仿「鳥巢」和仿「白宮」、仿「天安門」異曲同工,都反映了地方官員的浮躁,都反映出地方官員無法抑制的政績焦慮。
地方官員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的浮躁來自於社會的浮躁,來自於開口閉口「要做就要做大」的社會的浮躁。縣長想做市長做的事,市長想做省長做的事,都想往大里做,都想一下子出名,都想一步登天。浮躁的商人必然放棄腳踏實地的實業,投身於立竿見影的投機;浮躁的官員必然放棄看不見摸不著的民心工程,熱衷於爭功勞搶風頭的面子工程。更何況往大里做,國家買單,全民買單,風頭是自己的,何樂不為呢?
如果不把動靜弄大,如何能顯示為官者的魄力? 如何能顯示為官者的政績?只有弄出大動靜,才能讓上級看到,才能讓上級的上級看到。造「鳥巢」的縣長說了:「臨汾市領導來參觀,給予了高度評價和認可。」他是在往上看動靜,不是在往下看動靜。他是在期待領導的評價,不是在期待百姓的評價。所以,花兩億元來造「鳥巢」是必然的。
如果上述領導的「高度評價和認可」傳到了周邊縣裡,那還了得。三塊牌子的領導必然會挑燈夜戰,直到完成比「鳥巢」還「鳥巢」的工程方案才會罷休。中國人最怕被人比下去,政績是比出來的,在有限的資源之下,在有限的時間之內,只能去做看得見的東西。於是有了象雨後春筍一樣的各種各樣的「中國之最」、「亞洲之最」和「世界之最」,於是有了政績的焦慮,官員的浮躁。
官員的浮躁還不是最致命的,最致命的是在浮躁官員運用手上權力時沒有制衡機制。位於天津寶坻區的京津新城,總投資是120億,是亞洲地區最大的別墅區。在建成數年後,無人居住,成為空城。這就是浮躁的官員濫用權力的有一個惡果。這個亞洲最大別墅區的名聲令造城者亢奮,亢奮者永遠只想「最好」不去想「最壞」,因為「最好」是由自己來收穫,「最壞」是由國家來承擔。
中國人喜歡「大」,為了這個「大」有時會不顧一切,就像花三分之二的全縣全年財政收入來建文化宮的蒲縣政府一樣。難怪薩馬蘭奇在臨終前,仍舊惦記著中國的慷慨,建議將中國確立為奧運會永久主辦國,理由是:沒有一個國家能像中國那樣,「以國庫支持奧林匹克運動而不計較得失」。
走了一輩子江湖的老薩在臨終前終於發現一個新大陸:中國人可以為了一個大的名聲不計較得失。不知應該為此驕傲,還是應該為此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