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埃及民運看「天道」和「人道」

老子說: 「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意思是說如按自然規律，應減少有餘的補給不足的。如按社會法則卻不然，要減少不足的，來奉獻給有餘的人。

老子畢竟是老子，可以讓孔聖人恭恭敬敬之人的眼光就是不一樣。在兩千五百年前，他就看穿了社會矛盾的根源：少的更少，多的更多，少的要奉獻給多的，有餘的會壓榨不足的。之前的突尼西亞和眼下的埃及就是因為幾乎相同的原因而出現社會動蕩。統治者撈足藏滿了，被貧困、失業和通脹三把屠刀屠宰的都是社會的不足者。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之下，他們選擇了走上街頭。這個星期二涌到開羅街頭的埃及人似乎比當年十月革命時佔領彼得格勒的起義工人還多。倘如穆巴拉克行的不是「損不足以奉有餘」的人道，而是行「損有餘而補不足」的天道，無人會走上街頭造反。假如當年俄國經濟不是瀕於崩潰，不是物價飛漲和食物短缺，列寧的口才再好，也鼓動不起那麼多的人造反。在任何改朝換代的過程中，鼓動者多半會以天道自居，造反者多半是社會的不足者，天道對不足者有絕對的吸引力。從1917的十月革命到1991年的八月政變，紅色蘇維埃的建立和倒台竟然源於相同的力量：社會不足者的湧向街頭。

由此可見，天道不過是理想，人道永遠是現實。

老子提出的解決之道，就如那個「道」字一樣，看似很實，其實極虛。直到兩千五百年後的今天，仍舊象空氣一樣地游來盪去，最多是鑄成一座銅像讓人瞻仰。他說：「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意思是說：誰能夠用多餘去補天下人的不足？只有有道之人方可做到。因此，有道之人有作為而不佔有，有成就而不居功。其不願意顯示自己的賢能。換成老子的另一個說法就是「上善若水」。

放眼歷史，有幾個有作為不想佔有，有成就不想居功之人？有幾個有上善之功又若水般低調之人？即便有，多半是山外高人，而不是位高權重之人。這樣的人就是想行天道，因為無權也無法造福萬物，滋潤萬物。就說老子，公元前516年周朝覆滅，55歲的老子逃回家鄉，和無數低下的不足者一樣，自己的生計都成問題，如何能行「上善」？孔子曾把老子比做為深不可測的龍。即便是龍，一旦到了田埂上，到了草屋裡，又有何用？象水一樣地「善利萬物而不爭」只能是一種境界，一種至今無人能達到的境界。若水者無法行上善，有能力行上善者絕對不會甘於做「不爭」之水。反過來說，老子有此說法，是因為其不處於高位。一旦他也握有權柄，也未必會延續自己的說法，或許也會把自己的「人道」視為理所當然的「天道」。甚至會提出「上善若山」，山都是「欲與天公試比高」的，或者會提出「上善若花」，花都是要爭奇鬥豔的。武則天也信奉黃老之學，但是如果要她「不爭」，如何和皇宮裡的女人爭皇后之位？如何和天下的男人爭天下之權？

所以，天道不過是理想，人道永遠是現實。

對於歷代統治者來說，不管是道家的「無為」，還是儒家的「中庸」都是一種工具，都是一種行人道的工具。最聰明的統治者不過是在嘴上講天道，實際上行人道。埃及人用了三十年才看穿破這一層。

人類歷史就是一部「損不足以奉有餘」的歷史，將來還會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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