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科舉缺乏尊重是民族的悲哀

對科舉缺乏尊重是民族的悲哀

自光緒三十一年八月四日（1905年9月2日），清朝政府發表上諭宣布停廢科舉，至今已整整一個世紀了。一百年來，中國人對科舉的看法多數是否定的，在有的人眼中，科舉甚至成為罪大惡極的東西。由於已經形成了思維定勢，許多人對科舉的認識遵行這樣的邏輯：因為科舉制很壞，所以才會被廢除；因為科舉制被廢，所以科舉制肯定很壞。然而，這是不符合歷史實際的。在科舉制百年祭的當口，我們有必要重新審視科舉的是非功過。

科舉取士利弊兼具，且影響重大而複雜，向來是傳統社會關注和議論的熱點問題，讚美者與批評者都很多。但現代人在對待科舉的態度上，存在著一種簡單片面地劃分歷史人物進步與否的辦法，凡是批評科舉的則說明其進步而受到肯定，若說科舉好話則屬於落後人物。同一個人的不同言論若是反科舉的，則是進步的、有見識的，若是肯定科舉的言論，則屬於落後的、沒有批判精神的。而且多數論著往往有意無意中省略肯定科舉的人物和言論。這已形成了簡單化的科舉制評價套路，或者說一種八股式的評價模式。其中部分原因是受清末廢科舉時過激言論的影響，而清末士人批判科舉卻有以偏概全之嫌。

科舉是自由競爭的取才工具

其實，不是科舉本身太壞，而是人們對科舉的印象太壞。不是科舉制度太壞，而是人們對其了解太少而誤解太多。經過一百年來的宣傳灌輸，人們對科舉的壞印象已根深蒂固，並大大偏離了科舉制本身，與歷史實際產生了相當的距離和偏差。現在，這種偏差已經到了應該加以矯正的時候了。

例如，過去常說科舉制不能選拔優秀人才，或者說選拔的多是庸才。事實果真如此嗎？

1926年11月，心理學家張耀翔在北大作題為《中國人才產生地》的演講，其內容主要是用直接從北京國子監進士題名碑上抄錄的25000名左右清代進士的籍貫的地理分佈，來說明中國各省人才的分佈情況。在演講稿中，張耀翔認為，科舉是競爭最自由的取士工具。「考察前清科舉制度，只不許幾種極卑賤職業的人應試，此外並沒有任何限制。比現在的學校制度、選舉制度，還合乎民治精神些。」

張耀翔還指出：」科舉是一種智力測驗……科舉人物代表當時國中最高智慧階級全部。「」倘若科舉人物生在現在，恐怕區區博士碩士還不足以盡其才……進士比博士難得多，進士腦力不在博士之下。「聰明人也有落第的，懷才不遇和濫竽充數情形或者不免，但為數必極少。他認為，主張科舉無法選拔才智之士的人，至少須找出百分之一，即250餘人，聰明而落第，或及第而蠢者，才值得一個小小的注意。」『科舉在命不在文』 ，這是失意人常有的牢騷，我們何必受他們的欺騙。「確實也是，無視眾多優秀人才從進士出身的事實，說科舉選拔出來的都是庸才或蠢才，這叫白居易、蘇東坡們情何以堪？叫文天祥、林則徐們怎能瞑目？

然而，當今在北京孔廟，有的導遊在向主要是外國人的遊客介紹進士題名碑時，最後一般要帶上一句批判科舉的結語，這已經人們成為談論科舉的一種模式和套路。受以往思維定勢的約束，即使是面對十分興趣中華科舉文化的西方人，面對選拔出自己民族歷史上大多數精英人物的科舉制度，現代許多中國人沒有一點起碼的尊重，有的只是諷刺和批評，這不能不說是我們民族的悲哀。

看輕科舉就是看輕了歷史

在2005年9月2日-4日於廈門大學召開的「科舉制與科舉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我向與會的韓國和越南學者請教，再次證實了韓越兩國對科舉制的評價很高、對進士題名碑或榜錄十分敬重的事實。我想，假如庚子事變后，1901年9月7日在北京訂立的《辛丑各國和約》中，西方列強不止是逼迫清朝政府停止部分地區的科舉權利作為報復措施，而是逼使中國廢止整個科舉制度，就像韓國和越南的科舉制遭受外來殖民統治者的逼迫而告停廢一樣，現代中國人可能對科舉制的評價也許會與現在大不相同。

清末身處科舉時代的人對科舉觀察得雖很細緻，但卻不一定很全面，「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當時空距離拉開之後，尤其是與其他參照系進行比較之後，反而可以看得更清楚。百年回眸，我越來越感到科舉制雖有種種局限和弊端，但卻是我們民族智慧的一大創造，一個重大發明。我們不要自我看輕了歷史，看輕了民族的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