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1月,中國總理和六位大學校長和教育專家談話時說:「去年看望錢學森時,他提出現在中國沒有完全發展起來,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一所大學能夠按照培養科學技術發明創造人才的模式去辦學,沒有自己獨特創新的東西,老是『冒』不出人才。我理解,錢老說的人才,絕不是一般人才,而是大師級人才。學生在增多,學校規模也在擴大,但是如何培養更多的傑出人才?這是我非常焦慮的一個問題。」
總理的話同時說出了中國教育改革的成與敗。儘管總理這裡談論的是大學,但提出的問題實際上適用於從幼兒園到大學的各類學校。成就指的是學生在增多,學校規模在擴大;失敗指的是中國沒有培養出大師級人才。
教育改革卻培養不出人才
仔細想一下,在中國迄今為止的教育改革中,成就和失敗本來就是一回事,就是說學生增多和學校規模擴大這些所取得的成就,導致培養不出大師級人才這樣一種結局。
為什麼會導致這樣一種荒唐的結果呢?在諸多原因中,最為基本的就是教育改革的目的或者方向出了根本性的問題。而方向出了問題又主要是因為中國的教育改革一直受兩個因素驅動,那就是教育機構的職位尋租(一種變相的權力尋租)和教育主管機構的權力尋租。這兩種尋租行為背後的推動力,則是教育產業化而產生的巨大經濟利益。
到2005年底,中國高校在校學生超過2300萬人,毛入學率達到了21%。從數字上看,這的確是個不小的成就。但這種增長方式儼如大躍進,只講數字增加,不講質量,更不講其長遠的影響。因而巨大的成就中隱含著危機的根源。這實際上同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就和危機非常類似。
各級政府用政治方式來抓經濟發展,也用政治方式來搞教育改革。在經濟發展上,政府官員長期以來追求的是單純的經濟增長數字的增加,反映在教育上則是學生人數和入學率的增加,從幼兒園到大學都是如此。而在經濟上實行「抓大」政策的同時,在教育上也出現了相應的合併和升級風潮。因為數字增加的背後是巨大的經濟利益,各級政府和各類學校就有巨大的動機來冒進,於是學院升大學,大學大合併。
這樣的改革很難說是為了培養人才。如果比照其他發達或者發展中國家的經濟,中國工業化的這個階段,大量需要的是技能工人。而中國現在的情況是,一方面是越來越多的大學畢業生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則是工業化所需要的技能工人遠遠不足。儘管大學的擴大和擴招給予更多人予有受教育的機會,但如果培養了一大批沒有用的高級人才又有何用呢?
教育變成暴利產業
培養人才的過程演變成了浪費人才的過程。中國基礎研究的很多方面領先世界,但中國產品的附加值為什麼遠遠趕不上其他國家呢?一個主要原因在於技能工人的缺乏。此外,科學技術創新也並不見得要在大學進行。世界上許許多多的技術創新活動是在技術學院完成的。學校升級和擴大,同技術創新又有什麼關係呢?
經濟利益和權力主導下的中國教育改革必然導致失敗,就是說培養不出大師級人才。因為把教育產業化推向了極端,教育在中國成了一個暴利產業。正因為如此,各級政府分管教育的部門和各種社會利益集團都千方百計的來分享教育產業化的巨大利益。
經過了將近30年的改革,中國的計劃經濟已經轉型成為市場經濟,但教育科研資源的分配一直是高度集權的,就是說教育科研資源由各級主管部門來分配。大量科研經費集中在少數幾個權勢人物手中,集中在主管教育的政府官員和科研部門的掌權者手中。
因為缺少透明的競爭機制,資源分配不僅僅滋生大量腐敗,而且更不利於年輕科研人員的創新。沒有創新成分或者創新成分很小的項目得到了巨大的財務支持,但真正需要資助的創新項目則得不到支持。
同樣,課程和各類學位設置也是集中在主管部門。很簡單,主管部門的名目繁多的審批權給他們帶來的是巨大的經濟利益。集權現象本來就需要改革,但隨著教育的產業化,集權現象不僅沒有改革,反而越來越甚。各級主管部門變著法子通過形形式式的政策來收權,以獲取經濟利益。
今天,從幼兒園、小學、中學、高中到大學教育的整個教育過程中,很多政策的出台並不是為了培養人才,而是為了分享利益。換句話說,部分官員和教育界權勢人物眼中所見到的並非是人才,而是各種各樣的利益。各級官員和社會利益集團結合在一起,用政策的幌子來獲取利益,也用政策來論證獲取利益的合法和合理性。先界定要得到的經濟利益,再去制定政策。自然,犧牲的是學生和家長。現在的情況是,教育改革越多、越深入,家長和學生受害就越深。
大家對教育體制怨聲載道
可以舉幾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明。各類學校尤其是大學產業化的空間越來越大,只要想得出來,什麼樣的辦法都可以用,因為教育主管部門對此並沒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規制體系。但是,在教育和科研方面,學校和教師的自主空間則是越來越小。現在大學生考試要標準答案,而研究生教學要指定教科書,把初中教育的方式應用到了大學研究生教育,或者說大學教育方式初中化。評判大學生優劣的標準當在於他們之間不同的研究方法、不同的思想和不同的答案。考試要標準答案,不知道要培養怎樣的人才?同樣,評判大學老師教授優劣的標準是其所用方法論的不同,傳授思想的不同,他們所使用的教材也應當不同。如果把指定的教材給大學老師和教授,他們又怎麼能培養出人才來?
在這種現象背後,一個惡性循環正在形成。從幼兒園老師到大學教授,因為受產業化的強大利益驅動,職位尋租越來越普遍。就大學而言,一些教師花在教育和科研上的時間和精力越來越少,往往是敷衍了事。在缺失職業倫理的情況下,來自主管部門的約束就變得更為需要。如果主管部門不加以管理,教師和學生之間各種不正當甚至非法交易會越來越甚,腐敗就會變得不可遏制。但另一方面,教育主管部門一旦介入,就變成了權力尋租。各級主管喜歡把權力集中在自己手裡,再利用這種權力來獲取個人利益或者集體利益。結果,分權不行,集權也不行。
人們已經意識到以追求單純的GDP數字增加的經濟增長模式是不可持續的。但人們是否也已經意識到教育上的大躍進改革模式更是不可持續的呢?無論從哪個方面來說,中國教育制度必須加以改革。這不僅僅是培養人才的問題,而且也是社會政治問題。中國的家長和學生,沒有一個不對教育體制怨聲載道的,越來越多的人成了教育制度的受害者。正因為如此,從中央到地方,越來越多的人也在呼籲教育的改革。
教育改革實際上也沒有停止過,但問題是當教育改革演變成權力和利益之爭的時候,當改革政策是為了權力和利益尋租而設計的時候,改革只能加深中國教育體制的危機。教育必須改革,但改革方向不能受制於權力和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