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樣的國家值得驕傲？(轉貼柴靜演講稿)

演講稿如下：

十年前在從拉薩飛回北京的飛機上,我的身邊坐了一個五十多歲的女人,她是三十年前去援藏的,這是她第一次因為治病而離開北京. 下了飛機下很大的雨，我把她送到北京一個旅店裡。過了一個星期我去看她，她說她的病已經確診了，是胃癌的晚期，然後她指了一下床上有一個箱子，她說如果我回不去的話你幫我保存這個。那是她三十年當中，走遍西藏各地，跟各種人—官員，漢人，喇嘛，三陪女交談的記錄。她沒有任何職業身份，也知道這些東西不能發表，她只是說，一百年之後，如果有人看到的話，會知道今天的西藏發生了什麼。這個人姓熊，拉薩一中的女教師。

五年前，我採訪了一個人，這個人在火車上買了一瓶一塊五毛錢的水，然後他問列車員要發票，列車員樂了，說：「我們火車上自古就沒有發票」。然後這個人把鐵道部告上了法庭，他說：「人們在強大的力量面前，總是選擇服從，今天如果我們放棄了一塊五毛錢的發票，明天我們就可能放棄我們的土地權，財產權，和生命的安全。權利如果不用來爭取的話，權利就只是一張紙。」，他後來贏了這場官司，我以為他會和鐵道部結下樑子，結果他上了火車之後，在餐車要了一份飯，列車長親自把這份飯菜端到她的面前說，還是吃完之後我再給您送過來。我問他你靠什麼贏得尊重，我靠為我的權利所作的鬥爭。這個人叫郝勁松，三十四歲的律師。

去年我認識一個人，我們在一起吃飯，這個六十多歲的男人，說起來丰台區一所民工小學被拆遷的事兒，他說所有的孩子靠在牆上哭。說到這兒的時候他也動感情了，然後他從褲兜裡面掏出來一塊皺皺巴巴的藍布手絹，擦擦眼睛。這個人十八歲的時候當大隊的出納，後來當教授，當官員。他說他所有做這些事的目的，是為了想給農民做一點事。他在我的採訪中說到，說征地問題，給農民的不是價格，只是補償，這個分配機制極不合理，這個問題不僅出在土地管理法，還處在1982年的憲法修正案。在審這期節目的時候我的領導說了一句話，說這個人說的再尖銳，我們也能播。我說為什麼，他說因為他特別真誠。這個人叫陳錫文，中央財經領導辦公室主任。

七年前，我問過一個老人，我說你的一生也經歷了很多的挫折，你靠什麼來保持你年輕時候的情懷，他跟我講有一年他去河北視察，沒有走當地安排的路線，然後他在路邊發現了一個老農民，旁邊放了一副棺材，他就下車去看，那個老農民因為太窮了，沒錢治病，就把自己的棺材板拿出來賣。這個老人就給了他五百塊錢讓他回家，他說我給你講這個故事的目的是告訴你，中國大地上的事情是無窮無盡的，不要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要執著。這個人叫溫家寶，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

一個國家是由一個個具體的人構成的，她由這些人創造，並且決定。只有一個國家擁有那些能夠尋求真理的人，能夠獨立思考的人，能夠記錄真實的人，能夠不計利害為這片土地付出的人，能夠去捍衛自己憲法權利的人，能夠知道世界並不完美但仍不言乏力，不言放棄的人，只有一個國家擁有這樣的頭腦和靈魂，我們才能說我們為祖國驕傲。只有一個國家能夠尊重這樣的頭腦和靈魂，我們才能說我們有信心讓明天更好。

柴靜其他的言語：

記者不僅是我的職業身份，做新聞也是我生存的一種方式，記者的天職就是調查事實的真相。　
　·通往人心的道路是最艱難的道路，一個記者可能要付出生命才能得到別人的信任，但是你又必須在這個職業當中恪盡職守。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人類的心靈需要互相幫助，我要做的就是把它呈現出來讓大家看到。當通過提問將心靈的細節展現出來的時候，你會發現，原來每個人都深深地嵌在這個世界里，你不幫助他，你可能也會孤立無援。傳播的力量就是要把這些東西滲透下去，然後才能生長出新的葉子。　
　·以前，做電台的時候，我喜歡說，這是一個像流沙一樣的世界。那是非常文藝和情緒的字眼，而 2000 年接近25歲的時候，我在一本書的扉頁上寫下：現在是時候該蹲下來觀察地面上的沙粒了，觀察它們的濕度、密度、結構、流向和探究為什麼這樣流向的原因。我慶幸，在邁入成年的門檻時，從自我的世界里走了出來，開始關心他人，關心社會公共事務，關心將自己和這個世界聯繫在一起的東西。　
　·假如沒有對人的真正的關切，就不能成為記者；假如僅僅停留在對人的關切，而不是對問題的求解上，就不會成為一個好記者。　
　·與其詛咒黑暗，不如點亮燈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