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可親

鄧玉嬌案細節還原-當場,鄧玉嬌,鄧貴大,小鎮,他人......

作者:鄧玉嬌  於 2009-5-27 22:19 發表於 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其它日誌

2009年05月27日 19:02  三聯生活周刊
 

鄧玉嬌殺人事件

鄧玉嬌殺人事件成了近期最熱點的新聞之一,不斷爆出的各種消息令案件變得越來越複雜。截至本刊記者發稿前又再起風波,「局面為什麼會變成這樣?」野三關鎮的紀委書記塗啟東很疑惑地問本刊記者。

記者◎楊璐 攝影◎張雷

當場

鄧玉嬌的朋友劉燕(化名)告訴本刊記者,她趕到休息室的時候,21歲的鄧玉嬌正在打電話報警,「她嚇得臉色煞白,握著電話的手還在抖」。劉燕說不清楚當時鄧貴大的情況,「心裡害怕,也沒顧得上看」。劉燕說,報警后鄧玉嬌又給媽媽打了一個電話。在警察到來前,休息室里陷入了沉默。劉燕告訴本刊記者,她和鄧玉嬌就這麼互相盯著看,不知所措。「你怎麼還動刀了?」劉燕說,她半天才想出這句話。鄧玉嬌回答了一句當地方言,劉燕很慎重地想了想措辭,把這句話翻譯成最為貼切的普通話,「像這種色鬼,不收拾他不得了」。直到警察趕來,「我們都哭了,還有人腿軟坐到了地上」。劉燕回憶鄧玉嬌被帶走時候,裡面穿著短袖條紋T恤,外面套著雄風賓館的制服,「晚上有點涼,我們後來去派出所給她送了長袖的衣服」。

鄧貴大的死訊是當晚一起去雄風賓館夢幻城的同事鄧中佳告訴鄧貴大的妻子鄭愛芝的,陪同鄭愛芝到醫院料理後事的,還有野三關鎮的紀委書記塗啟東。「我們到醫院的時候,鄧貴大還在急救室里,已經死亡,胸前都是血。」因為事情發生得太突然,鄭愛芝說,她和在場同事們都在發懵中,除了哭什麼都不知道。鎮定一些的塗啟東隨後給派出所打了個電話,詢問事情經過。「派出所說他們已經知道這件事情了,正在處理,我就沒接著問。」塗啟東告訴本刊記者,鄭愛芝當時還不知道為了什麼事兒,情緒非常激動。同去的鎮上幹部都安慰鄭愛芝,要她冷靜,相信公安機關。他們把鄭愛芝送回家,塗啟東說他心裡只是隱隱約約犯些嘀咕:「死在這樣的地方,不太光彩。」

很快,外界反應印證了塗啟東的直覺,鄧玉嬌殺人事件成了近期最熱點的新聞之一,不斷爆出的各種消息令案件變得越來越複雜。截至本刊記者發稿前又再起風波,「局面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塗啟東很疑惑地問本刊記者。

鄧玉嬌

通往鄧玉嬌家裡的路很難走,開車到了不能再往前的地方后還要再爬5里山路,村裡的人家住得稀稀落落,加上地形和樹的阻擋,每在一戶停留,都覺得是在與世隔絕的仙境里,沒有人聲,只有鳥鳴和籠罩在高處驅之不散的白霧。因交通不便,村裡人很少與外界往來,民風淳樸,見到外來人,就笑臉相迎地招呼在自家門口平地上歇腳,拎來凳子、泡上茶、遞煙,然後也不問來自何方去向何處。鄧玉嬌的外公外婆也是如此,老夫妻住在山坳坳里,年近70歲了還在背柴勞動。因為這裡的條件太艱苦,鄧玉嬌的父親跟母親張樹梅協議離婚。「他們沒有感情問題,分手就是這個原因,所以後來關係很好,鄧玉嬌的爺爺對她也很好。」離婚後,母親張樹梅外出打工,1歲多的鄧玉嬌就跟著外公外婆一起生活,直到差幾天初中畢業去福建打工,才算真正離開了大山。

「一碗白水,一碗雞蛋飯,一碗油炒飯,一碗白糖飯。」鄧玉嬌的外公用地方俗語來形容養大她的不容易。「嬌兒生下來沒多久她媽媽沒有奶,就是用米湯喂大的,後來她媽媽離婚又再結婚生了個弟弟,我們看著嬌兒心疼。」雖然缺少一個完整的家庭,鄧玉嬌還是被外公外婆呵護長大的。「每天上學要爬5里山路,我都要接送。」鄧玉嬌的外公告訴本刊記者。不過,他們說,也沒有因為憐惜而溺愛孩子,做人的原則和本分都一樣不落地教給鄧玉嬌。「從小教她出門有三穩:身穩、口穩、手穩,不能騙錢、不能貪財。」外公一直覺得自己的教育很成功,「她在浙江打工時頭被別人碰破了,人家賠給她500塊錢,她都沒要,說算了。」

在外公眼裡,鄧玉嬌是個男孩子性格,「高興的時候做事就呼呼啦啦的」。如果犯了錯誤,罵她不是好辦法,她是那種越罵越倔強的人,必須要來軟的,哄著說。這個脾氣一直持續到成年之後。她家鄰居告訴本刊記者,鄧玉嬌的母親張樹梅為人就剛強、幹練,母女的性格很像,母親罵女兒的時候女兒就會回嘴,相反,鄧玉嬌跟老實、內向的繼父關係很親,繼父說話委婉,也不吵她。

外出打工后的鄧玉嬌就不再被外公外婆所了解。「她的心裡話也不跟我們說,也不跟她媽媽說,跟她的小夥伴兒說的多一些。」2006年,鄧玉嬌從外面打工回到鎮上,交了一群好朋友。「她從小玩到大的好朋友劉燕曾經在雄風賓館工作過,劉燕帶著她來說在我家住幾天,我就讓她過來住。」劉燕她們大約有十幾個女孩子都是來來去去在雄風賓館工作過的,年紀相仿,感情很好。鄧玉嬌在劉燕家白吃白住一個月,劉燕也不覺得有什麼奇怪,「不就是吃飯添雙筷子嘛,我們這些人都是這樣的,愛計較的人從來都不來往,鄧玉嬌也是這樣的人」。

劉燕知道鄧玉嬌失眠的事情。「我跟她睡一間屋,她晚上經常整夜睡不著覺,起來哭。」劉燕推測說,睡不著覺心裡就想事情,想得多了就哭了。不過劉燕告訴本刊記者,她並不知道鄧玉嬌為什麼會失眠,「這是她的隱私,我從來沒問過。我們這些人互相都是想說的自然就會說,不想說的也別問」。從恩施看病回來后,鄧玉嬌告訴夥伴們,她得了憂鬱症。「我們還看見她吃藥,不過她吃了這些葯比以前好很多。」劉燕說。

除了失眠,劉燕並不覺得鄧玉嬌憂鬱,「她比我還會說呢」。劉燕開了一家服裝店,鄧玉嬌在裡面幫著客人選衣服,在路上遇見人,她也總是主動打招呼。「我都說過她走路要注意影響,不要見誰都說話。」姐妹們為了點菜沒點好,都能嘰嘰喳喳吵成一團,外人覺得這些女孩子吵得很厲害,只有她們自己知道一會兒就能和好。「鄧玉嬌不像網上說的那樣暴躁,我們吵架之後總是她先哄我們,講和的。」24歲的劉燕覺得鄧玉嬌還小得很,什麼都不懂,「那個有家室的人不是鄧玉嬌的男朋友,他是過來做工程的,我們在一起都玩得很好」。鄧玉嬌傳說中的第二個男朋友劉燕說她沒見過,「她在外面打工認識的,她回到野三關兩個人就分手了」。劉燕沒覺得這件事給鄧玉嬌構成重大的打擊,「她沒有那麼小心眼兒吧」。

在劉燕的敘述里,她們這群女孩子過的是無憂無慮的生活,沒有多少錢,也不花什麼錢,每天膩在一起打牌、吃飯,有時去唱歌。對於未來,懵懂的她們還沒有怎麼認真規劃過,「結婚挺遙遠的,趁著現在能玩趕緊玩,將來結婚、生孩子了就玩不成了」。不過,總這麼逛盪著也沒意思,出事前的一個月左右,鄧玉嬌到雄風賓館娛樂部做了一名DJ師,負責在KTV里給客人倒酒和點歌。而且,因為醫生讓她注意休息,所以她每天晚上只上一個班,一兩個小時就下班。工作並不繁重,每月還可以拿到千把塊錢,不用靠媽媽和爺爺的零用錢過日子了。新的快樂生活剛開了一個頭,卻在5月10日戛然而止。

鄧貴大

5月23日,鄧貴大被殺的第13天,按照當地土家族的習俗,鄧貴大的老家舉辦了「回沙」儀式。村裡人解釋這是鄧貴大在喝孟婆湯之前最後一次回家看親人。因為是晚上20點多鐘被殺的,「回沙」儀式的時間定在早上8點到9點之間。不到7點,鄧家那座土房子的正面就已經搭了一座竹子的長梯,上面有13個台階,用白紙包著。當地人相信,鄧貴大會順著梯子爬下來。前一天見面時還請本刊記者進屋喝茶的鄧貴華情緒很低落,他守在小路上,不許本刊記者靠近:這是他哥哥最後一次回家,他害怕有外人在場哥哥不回來。

十幾天來,網路上撲面而來的各種諷刺、挖苦、指責,讓鄧貴大的家人除了承受失去親人的痛苦,還受到了強烈的刺激。鄭愛芝請了一個多月假,不知所蹤。鄭愛芝的朋友告訴本刊記者,鄧貴大讀高二的兒子也絕食了幾天。「回沙」的前一天,有熟人在市場看到鄭愛芝買菜,「像變了一個人,黑瘦了很多」。這個熟人沒上前打招呼,因為不知道怎麼面對她,說些什麼。

鄧貴大老家的朋友向本刊記者強調,鄧貴大的生活軌跡要從1985年開始。那一年鄧貴大離開小村子頂父親的班到鄉政府工作,「他母親和弟弟都是樸實、憨厚的農村人,他的墮落跟家庭沒關係」。一開始,鄧貴大隻是普通工人,後來才一步步轉為幹部,先後在司法所和信訪辦工作。比鄧貴大晚好多年進入政府工作的紀委書記塗啟東對這位同事的介紹不夾雜任何個人感情,不過,信訪辦的工作卻對人有特殊要求:「要有耐心,不能是官僚主義。」塗啟東告訴本刊記者,野三關鎮是個大鎮,百姓之間的糾紛扯皮錯綜複雜,調解工作很難做。每一個來訪的人你都要熱情接待、登記,然後到實地去協調,處理不好就會造成越級上訪,壓力很大。鄧貴大是那種會做群眾工作的人,這也符合鎮上其他熟人對他的評價:對人和氣,沒有架子也不惹是生非。所以,當警方發布案情細節,「鄧貴大拿出一沓錢稱自己有錢,來消費就應得到服務,同時拿出一沓錢炫耀並朝鄧玉嬌頭、肩部扇擊」時,許多熟人都覺得與他們認識的鄧貴大判若兩人。

因為「信訪工作做得還可以」,今年2月,鎮里決定把鄧貴大調到招商項目協調辦公室。塗啟東告訴本刊記者,鎮上目前的項目有柳家山村的煤矸石火力發電廠、青龍橋的污水垃圾處理廠以及龍潭坪村的福誠礦業的鐵礦。「這些今年初正式啟動的工程會涉及與農民的土地糾紛,矛盾更加突出。」鄧貴大的新職位在民間和官場有兩種不同的看法。鎮上的生意人覺得這是一個「有權」的職務,因為項目要順利進行,就得跟老百姓打交道,儘快解決糾紛,那些搞工程的必然要圍著鄧貴大轉,好吃好喝招待著。在塗啟東眼裡,鄧貴大的這些「權力」則不值得一提,「他就是協調工作、處理矛盾的,他既沒有審批權也沒有許可權,他有什麼權力?」塗啟東還認為,外界誇大了鄧貴大的級別。他很認真地向本刊記者解釋,「副科級以上才是領導幹部,他是一個科員,不算什麼領導。黃德志和鄧中佳連公務員都不是,是與公務員待遇相當的事業單位」。

在鄧貴大老家人的眼裡,這些工作變動沒什麼區別,反正都是在政府工作,能為村上說話辦事,他躺下了就是村上的損失。但是,他們又不認為鄧貴大有錢,「他家的傢具都不算新,開的那輛吉普車算上維修費花了4000多塊錢,一個政府的人開4000塊錢的車還算有錢呀?」不過,沒人向記者解釋每個月掙「千把塊錢」的鄧貴大為什麼會隨身揣著幾千塊錢打牌。錢的問題如果放在一邊的話,最讓鄧貴大這一方難以啟齒的是「特殊服務」。鄧貴大的弟弟和弟媳說,家裡沒有電腦,心情不好一直沒有出門,所以不知道外面說些什麼。但是,這顯然是一種迴避。村裡人聚在一起就會情不自禁地議論。女人們的解釋邏輯是,「鄭愛芝長得漂亮,又是政府里工作的,他怎麼能找別人呢?」鄭愛芝的女朋友說,鄧貴大夫妻感情很好,鄭愛芝有時候下鄉工作天晚了,鄧貴大還騎著摩托車去接。男人們對此倒是不做任何闡釋,他們討論是不良風氣帶壞了純樸的同鄉或者是這個刑事案件被炒作了,但是每段交談的結尾,總是用「死的不是地方」的感慨來結束。

小鎮

赴野三關鎮的交通不方便:坐飛機到宜昌,然後可以坐快艇到巴東縣城再換車走3個半小時的山路。如果從宜昌直接坐車到野三關,則要在毀壞嚴重的路面上顛簸7個小時。也可以飛到恩施,那也還要有幾個小時的車程。不過野三關鎮的人卻不以為意,他們覺得隨便去個地方就要開兩三個小時車是正常距離,甚至對自己的地理位置很是驕傲。2004年,宜萬鐵路和滬蓉西高速公路都在野三關鎮開工,這是野三關鎮最好的機遇。從長遠看,這兩條重要的交通幹線會在野三關鎮設有縣級車站和高速公路出口,所以縣裡準備把很多招商項目設在野三關,將來這裡就是巴東縣的工業和經濟中心。而眼前,大量隨著工程而來外來人口帶動了鎮上的經濟繁榮。

野三關鎮沒有像樣的企業,唯一出名的三峽酒業還是縣裡的,鎮政府工作人員告訴本刊記者,野三關鎮的主要收入來源於商業。它只有一條南北走向的街,沿街兩邊是各種商鋪。2004年之前,這條「繁華」的街上連名字叫做「喝二兩」的小吃店都能成為地標式建築、公交車的站名。2004年之後,看到商機的人們蜂擁而至,這條街上的商鋪各向南北方向蔓延。

雄風賓館也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建起來的,它的前身是上世紀90年代就有的迎賓館。熟悉雄風賓館的人告訴本刊記者,裡面分為餐飲部、娛樂部和客房部,包括足療、洗浴、KTV、美容美髮、餐飲、住宿一條龍的項目,開業之後就成了當地最有名的社交和娛樂場所。經常送客人到這裡的計程車司機告訴本刊記者,來這裡的人大多數是背井離鄉的工程人員或者政府里的人。對於本地普通百姓來說,這裡的消費算是高的。依據項目不同,服務人員的組成不一樣:修腳師大多是結了婚的嫂子,KTV里的DJ師是像鄧玉嬌一樣的本地女孩,而特殊服務的小姐則大多來自於四川。司機與雄風賓館的員工很熟悉,他告訴本刊記者,特殊服務的小姐們主要針對的是客房部,而且很多時候做的是熟客生意,賓館里其他服務人員並不提供特殊服務。從衣著上也可區分,賓館里的員工都要穿制服,小姐們的穿著沒有要求。雄風賓館的效益很好,幾年內老闆迅速發跡,去年還在巴東縣城開了一家規模很大的商務酒店。

有了雄風賓館的例子,陸續有人進入到這個休閑娛樂場所,最近鎮上人常去的是距離雄風賓館不遠處的「天上人間」和「美廉商務酒店」。這兩家店甚至沒有臨著唯一的那條街,而是選在還沒有完工的工業園小區裡面對面做鄰居。地點其實很偏僻,並且還是土路,下雨天就會走一腳泥。但是這一點都不妨礙生意,雄風賓館停業了,唱KTV和做足療的人還要有去處,夜晚的「天上人間」和「美廉」霓虹閃爍,與寧靜的小鎮對比鮮明。

鎮政府的辦公樓被稱作「土房子」,是一棟上世紀50年代建築,無論從外表看還是裡面的陳設都是寒酸破舊,踩在樓梯和地板上「咯吱咯吱」響,即便是白天,二樓的走廊裡面還要使用手電筒。星期六,政府的工作人員照常上班。「我們是個大鎮又是個山區,老百姓上來一趟不容易,不能讓他們辦事找不到人。」工作人員沒有周末,每年只在春節期間休息,工作強度很大。鄧貴大的同事們都說,鄧貴大也許是個別現象,政府里的人生活很清貧,按照級別推算,互相基本都知道掙多少錢:工資低的還不到1000元,級別最高的鎮長、書記每月工資也就只有1200元左右。「打工的都比我們掙得多,包工程的就更多了。」但只有一個細節卻令本刊記者很疑惑——一位工作人員閑聊時隨手遞出的煙,卻是鎮上飯店裡賣30元一包的黃鶴樓。

他人

5月24日中午,鄧玉嬌的代理律師夏霖決定同所有在巴東縣的記者吃一個晚飯,順便說明目前情況。此前的一天,鄧玉嬌的母親張樹梅與夏霖律師解除了委託關係,因此,這頓飯頗有些「最後的晚餐」的味道。晚飯時間臨近,夏霖律師又決定改為小型的新聞發布會。本來不到10人的記者就聚集在他的房間里,但是夏霖律師還是堅持找了一間小會議室,把記者們轉移到那裡,自己又換了一件襯衫,非常正式。自從會見鄧玉嬌后,鄧案快變成情節跌宕的連續劇了。

5月21日,媒體記載走出看守所的律師在等候了一天的媒體面前曾失聲痛哭並大呼「喪盡天良、滅絕人性」,於是當天關於鄧案的新聞是稱鄧玉嬌受到了性侵犯。本刊記者詢問夏霖律師在當時會見中的什麼細節觸動了他,夏霖律師說,哭的一個原因是因為見不到張樹梅,擔心她被挾持、重要物證被銷毀。至於為什麼說出那8個字,他以不能透露案情為由沒有回答。

5月22日,重要物證銷毀的風波更是撲朔。夏律師告訴本刊記者,22日提取物證當天,張樹梅自己說鄧玉嬌的內衣、內褲已經被清洗了。但是,張樹梅對本刊記者解釋說,她洗的是鄧玉嬌從優撫醫院換下來的內衣、內褲,並不是案發時所穿。那麼案發時所穿的內衣內褲是否被提取?張樹梅說不方便透露。

5月23日13點37分,巴東縣政府新聞發言人突然通報張樹梅和律師解除了委託關係。但是據夏霖律師說,5月23日上午10點多,張樹梅來電話表示,新聞通稿中她聲明的內容不實,她沒有要解除委託關係,要求見面。直到下午16點,張樹梅忽然打電話要求解除委託關係,然後就再也聯繫不上張樹梅了。夏律師說,5月24日當天,他打了9個電話,張樹梅都在關機。而召集媒體開新聞發布會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與張樹梅當面溝通,「希望不要有人為製造的障礙阻礙我們與她自由交流」。

也就在5月24日上午,本刊記者卻打通了行蹤飄忽的張樹梅的電話,她說她既不在巴東縣也不在野三關,電話里的聲音有些心力交瘁。她表示了對律師發布鄧玉嬌被性侵犯一事的不滿——她說她在看守所問了女兒,沒有的事。就是從這裡把事情搞砸了,很簡單的一件事情,卻把水攪渾了。她現在只想等待公安機關調查的結果,「應該很快就能出來了」。

新聞發布會臨近結束,夏霖律師要能夠聯繫上張樹梅的媒體幫忙傳話,他在會見時,鄧玉嬌要母親把治療失眠的葯和換洗的外套送過去。夏霖律師說,鄧玉嬌從案發當天一直到會見時都沒有吃這個葯。但是,這個傳話也很匪夷所思——從21日會見到23日解除委託關係,雙方有很多打電話和見面的機會,送葯的事情為什麼等到這時才說呢。

在巴東縣城裡天天上演「羅生門」的時候,野三關鎮也很熱鬧。從鄧貴大被殺前吃飯餐館的老闆到鄧玉嬌的閨中密友都被一輪一輪地採訪著。年輕漂亮的女老闆一遍又一遍講著鄧貴大一行8人喝了3斤38度的白酒,更正自己的身份不是從小在政府院里長大的,是農村姑娘,只是媽媽跟鄭愛芝相熟,然後小心翼翼地送走記者,拜託他們不要拍攝她飯店的門臉。鄧玉嬌的好朋友們則從對著電視上她被綁在床上的畫面流淚演變成對自己的擔心。「有一天來了7撥記者,滿屋子都是男人,我們的女裝店都沒有人進了。」而採訪一經發布,就有網友在網上攻擊她們,說什麼的都有。她們現在變得措辭謹慎,盡量不接受採訪或者要求匿名。案件似乎越來越脫離了正常的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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