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定「文化大革命」時期黨和人民所做的必要工作和建設事業所取得的重大成就，

是對客觀實際的一種曲解!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朱佳木在新中國60年與執政黨建設理論研討會上指出:

再次，在新中國的頭30年，我們起初加入維護世界和平的社會主義陣營，首創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支持亞非拉民族解放和獨立運動，發展同中間地帶國家的友好關係，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打贏了抗美援朝等自衛戰爭，爭取到了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對我國「一五」計劃建設的支援，挫敗了外國侵略勢力對我孤立、封鎖、干涉和挑釁的行徑，研製成功了「兩彈一星」和核潛艇，開展了旨在加強戰略後方的大小「三線」建設（大「三線」是就全國而言，小「三線」是就各省而言——筆者按），從而大大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打破了超級大國的核壟斷和核訛詐，增強了國防力量，為進行和平建設贏得了寶貴時間。後來，面對新霸權主義的軍事威脅，毛澤東又及時提出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實現了中美和解，推動了我國同日本和西歐許多國家關係的改善，開展了從西方大規模引進成套先進設備和技術的工作，並在第三世界國家支持下恢復了我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鄧小平講過：「毛澤東同志在世的時候，我們也想擴大中外經濟技術交流，包括同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經濟貿易關係，甚至引進外資、合資經營等等。但是那時候沒有條件，人家封鎖我們。後來『四人幫』搞得什麼都是『崇洋媚外』、『賣國主義』，把我們同世界隔絕了。毛澤東同志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思想，給我們開闢了道路。」 如果沒有新中國頭30年提供的有利國際條件，要開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不可想象的。

　　再次，在新中國的頭30年，我們進行了適合中國自己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並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其中既包括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方針，也包括加強執政黨建設的方針。例如，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要把中國建設成現代化社會主義強國，對人類作出較大貢獻；要走中國自己的道路，不要機械搬用外國經驗；要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調動一切積極因素；要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工農業同時並舉；要統籌兼顧，適當安排，綜合平衡，按比例發展；要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要在文化建設上實行「雙百」方針；要在黨的建設上堅持「兩個務必」，警惕「糖衣炮彈」的進攻，防止執政黨脫離人民群眾，等等。這些正確方針進一步豐富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形成的毛澤東思想，並且被以鄧小平、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和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中共中央所繼承所發展，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改革開放新時期繼續發揮著指導作用。另外，我們黨還繼承了在執政條件下加強自身建設的優良傳統，揚棄其中「左」的弊病，並結合新時期的新特點，連續不斷地進行黨的組織整頓和思想教育活動，對於廣大黨員和各級幹部在長期執政、實行市場經濟和對外開放條件下經受各種風浪考驗，起到了重要的思想保障作用。在新中國頭30年探索中，我們也有很多不成功乃至失敗的教訓，其中最大的教訓莫過於錯誤發動「文化大革命」。但鄧小平說過：「沒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訓，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思想、政治、組織路線和一系列政策……『文化大革命』變成了我們的財富。」 可見，如果沒有新中國頭30年提供的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要開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也是不可想象的。

　　新中國頭30年發生的失誤和錯誤，給我們國家造成過不同程度的損失，有的損失甚至是巨大的。我們說新中國60年是光輝的整體，當然不等於說那些錯誤也是光輝的。但另一方面，絕不能因為那30年有錯誤，就否定那段歷史是新中國光輝60年的重要組成部分。否則，新中國60年的歷史就會被肢解，就無法解釋改革開放前30年為什麼會取得那麼多輝煌的成就。鄧小平指出：「我們儘管犯過一些錯誤，但我們還是在三十年間取得了舊中國幾百年、幾千年所沒有取得過的進步。」 江澤民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四十年，是中國歷史發生翻天覆地變化的四十年，是經歷艱難曲折、戰勝種種困難、不斷發展進步的四十年，是中華民族揚眉吐氣、獨立自主、在國際事務中日益發揮重要作用的四十年。」 胡錦濤總書記指出：「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我們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使古老的中國以嶄新的姿態屹立在世界的東方。」 他們的論述高度概括了改革開放前的基本方面，是我們全面評價那段歷史的主要依據。只要把那段歷史中的錯誤，包括「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那種嚴重錯誤，同上述基本面放在一起比較，什麼是主流什麼是支流，就會看得很清楚。

　　分析歷史問題的絕對要求，是把問題放到一定的歷史條件下。我們看新中國頭30年的問題，也只有放在當時的條件下，才能分清哪些做法是失誤，哪些做法是今天不再適宜而當時則是必須的；哪些失誤是可以避免的，哪些失誤是當時難以避免的。例如，頭30年人民生活水平雖然比起舊中國有明顯提高，但相對后30年提高不快，農村大部分地區面貌變化也不夠大。這與當時搞建設急於求成的主觀指導思想有關，也與在積累與消費的比例安排上缺少經驗有關。但其基本原因在於，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們面對帝國主義侵略的威脅和國家一窮二白的面貌，為著較快建立現代化的工業、農業、科學技術和國防，抓住蘇聯答應全面援助我「一五」計劃建設的歷史機遇，選擇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從而相應實行了集中統一的計劃經濟體制和農產品統購統銷政策，把有限的財力、物力和人力最大限度地集中用於工業化建設。這就決定了不得不暫時抑制人民的消費和限制農民自由進城，不得不維持適當比例的工農業產品剪刀差，從而一定程度地影響了消費品的生產供應和人民生活特別是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正因為如此，我們才有可能在一個人口眾多的落後農業國里，用較短時間初步建成了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擁有了以「兩彈一星」為代表的現代科技水平和現代國防力量，為後來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所以，那時人民生活的某些困難，從根本上說是為工業化打基礎而必須付出的代價，是前人為國家長遠發展而做出的寶貴犧牲。至於「大躍進」、反右傾，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只不過是使生活困難的程度更為加重、時間更為延長罷了。當我們對改革開放前後兩個30年人民生活水平加以對比時，一方面應當實事求是地總結前30年工作中的教訓，另一方面，應當抱著對前人為後人節衣縮食、艱苦奮鬥的崇敬和感激之情，而不應當輕薄為文、諷刺挖苦。

　　分析新中國頭30年的錯誤，還應當把犯錯誤與犯錯誤的時期加以區別。例如，「文化大革命」長達十年時間，但在那十年裡，除了搞「文化大革命」運動，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還在進行。《歷史決議》中說：那個時期，「我們黨沒有被摧毀並且還能維持統一，國務院和人民解放軍還能進行許多必要的工作」，「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著」，「黨、人民政權、人民軍隊和整個社會的性質都沒有改變。」「我國國民經濟雖然遭到巨大損失，仍然取得了進展。糧食生產保持了比較穩定的增長。工業交通、基本建設和科學技術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鐵路和南京長江大橋的建成，一些技術先進的大型企業的投產，氫彈試驗和人造衛星發射回收的成功，秈型雜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廣，等等。在國家動亂的情況下，人民解放軍仍然英勇地保衛著祖國的安全。對外工作也打開了新的局面。當然，這一切決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我們的事業會取得大得多的成就。」 因此，簡單地把「文化大革命」與「文化大革命」時期划等號，因為要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時期黨和人民所做的必要工作和建設事業所取得的重大成就，都是不可取的；因為「文化大革命」時期我們黨犯了嚴重錯誤而否認那一時期我們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性質和我們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更是對客觀實際的一種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