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敗退台灣后的反省 轉帖

在台灣，蔣介石對自己的失敗，更如骨鯁在喉，箭穿於心。離開大陸前，蔣經國慨嘆道：「大好河山，幾無立錐之地！且溪口為祖宗廬墓所在，今一旦拋別，其沉痛心情，更非筆墨所能形容。此一切，究竟誰為為之？孰令致之？」到台灣后，蔣介石慨嘆道：「我們的整個大陸都淪陷了，究竟我們大陸的這種悲劇，這種浩劫，是誰為為之？孰令致之？」那麼，蔣介石的敗退，到底是誰為為之、孰令致之的呢？光慨嘆是不行的，面對著撤退到台灣的文武百官、殘兵敗將，蔣介石不能不有所交代。

早在兩年以前，蔣介石說：「自從戡亂以來，我個人每經一次戰役，對於這次戰役的成敗利鈍，無不加以詳細的研究和檢討，而且每一天、每一時刻，我都在研究我們國軍所遭受犧牲的原因。」但據蔣經國敘述，他父親真正思考和研究失敗的原因，是在引退於奉化之後。他說：「三十八年一月二十一日，父親引退，離開南京。回到溪口故鄉之後，父親便開始埋頭研究戰爭失敗的原因，以及重整局勢和改造革命隊伍的方案。」這樣，蔣介石在台灣「復行視事」后，便根據他研究的「原因」，在陽明山舉辦了「革命實踐研究院」，分批集訓高級幹部和高級將領，蔣介石親自主持，親自督導，發表了連篇累牘的「訓詞」。在這些訓詞及其他各種演講中，對國民黨的失敗有痛切的指陳。

首先，蔣介石認為國民黨的失敗，責任在於「國人」。他說：「抗戰以後，我確信可以在兩年之內，削平匪亂。不幸個人的主張，不能取信於國人。由此之故，在國內外種種阻力下，剿匪軍事受到了挫折。」

不僅如此，蔣介石還認為：「戡亂」以來，「軍民風氣囂張，國家紀綱掃地，黨不成其為黨，軍不成其為軍，國民不成其為國民。」

而「風氣囂張」的原因，又是因為學校教育不良，「教不成教，學不成學，師不成師，弟不成弟。所謂校風校規，掃地殆盡；師道人格，蕩然無遺。卒致今日國破家亡。」

蔣介石的這種分折，真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黨政軍學，無一倖免。說「黨不成其為黨，軍不成其為軍」，似已稍有過分，而國民怎麼就「不成其為國民」了呢？國民黨以「國民」為號，國民政府以「國民」為紀，如果「國民不成其為國民」，那麼這個黨這個政府的最高領導者又成了什麼呢？

其次，蔣介石認為，國民黨的失敗，在於國民黨本身的腐朽。他說：「抗戰勝利以來，我們一般同志精神墮落，氣節喪失，把本黨五十年的革命道德精神摧毀無餘。甚至毀法亂紀，敗德亂行，蒙上欺下，忍心害理。」他說：「我們黨和團的組織複雜、散漫、鬆懈、遲鈍，黨部成了衙門，黨員成了官僚，在社會上不僅不能發生領導的作用，反而成了人家譏笑侮辱的對象。」他甚至氣憤地說：「自抗戰以來，本黨在社會上的信譽一落千丈，我們的革命工作苟且因循，毫無進展。老實說，古今中外，任何革命黨都沒有像我們今天這樣的沒有精神，沒有紀律，更沒有是非標準。這樣的黨，早就應該被消滅淘汰了。」

過去在大陸，國民黨是不能被批評的，因批評國民黨而被逮捕、囚禁、暗殺的，不計其數，甚至連國民黨內元老級的人物如胡展堂、李濟深、鄧演達等也在所難免。到台灣后，蔣介石自己批評起來了，雖然只是泛論，沒有具體指出諸如搜刮民脂民膏的孔宋家族，殘民害民的中統、軍統特務，勾心鬥角、爭權奪利的上層官吏，但能指出國民黨的腐朽，甚至認為「早就應該消滅淘汰」，也算是一點進步。

再次，蔣介石認為國民黨的失敗，是由於國軍的作戰不力。他說：「目前我們部隊的情形，各長官嫖賭吃喝，無所不為。尤其是賭博一項，相沿成風。共軍的紀律那樣嚴肅，而我們的軍紀如此廢弛，試問這樣的軍隊，怎麼能不被敵人所消滅？」他說：「軍民感情的隔膜，可以說惡劣到了極點。我們國民革命軍原是以愛國救民為目的，而事實的表現，不僅不能愛民，而且處處擾民害民。」

過去，對國軍也是不可以批評的。早在1946年，蔣介石說：「共黨在國內外大肆虛偽的宣傳，說本黨如何專制，政府如何腐敗，政治如何黑暗，尤其侮辱我們國民革命軍如何擾民，甚至說我們軍官人人都營私舞弊。」到了台灣，他大講特講「軍不成其為軍」的種種表現，這至少證明過去人民對國民黨部隊的厭惡，並非「虛偽的宣傳」。

在指責國軍的作戰不力時，蔣介石對高級將領的批評尤為嚴厲。他說：「我們此次大失敗的恥辱，不僅是由於一般黨員喪失了革命精神，背叛了革命主義，尤其因為我們多數將領氣節掃地，廉恥盡喪，敗德亂行。」蔣介石歷來提倡「不成功，便成仁」，因而對那些臨戰而未「成仁」的將領特別憤恨，即使是嫡系親信，亦不肯有所寬宥。以湯恩伯為例，他稱得上是蔣介石的心腹愛將，在國民黨敗退前夕，他不僅向蔣介石密告了自己的恩師陳儀，而且幫蔣介石秘密運走了國庫所有的黃金、白銀與外匯，最後將華東地區的國民黨殘餘部隊帶去台灣。所以蔣經國曾稱湯恩伯為「國之干城」，說：「父親引退之後交我們辦理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定海的飛機場建築起來。

到了淞滬棄守，湯恩伯將軍的部隊，就是靠了由定海起飛的空軍的掩護，才安全地經過舟山撤退到台灣，而成為現在保衛台灣和將來反攻大陸的一支重要兵力。假使這一支部隊在上海就犧牲了，對於我們重建武力將增加很多困難；乃至我們能否安然度過三十九年(指1950年)上半年那一段最暗淡的時期，也許都成了問題。」蔣經國在這篇文章里著重描述了蔣介石對湯恩伯的愛護和倚重，但蔣介石本人並不如是觀。1954年湯恩伯在日本病逝，蔣介石發表演說道：「假使湯同志當時能夠在他指揮的上海保衛戰最後一個決戰階段，犧牲殉國的話，那對他個人將是如何的悲壯，對革命歷史將是如何的光耀。可惜他當時在上海撤退的時候，未能為主義為革命捐軀殉職，卻在五年以後的今日病死日本，雖多活了一些日子，但失去了一個為國家、為民族、為千秋歷史重若泰山而死的機會。」真是天威難測，連自己的兒子也摸不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