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許多新鮮的第一次,初出茅廬的「小張」逐步成為了翻譯室裡的骨幹。
「我們的服務對象是中共黨和國家領導人。」這是剛到翻譯室那天,主任過家鼎告訴張維為的。「總書記啊,總理、副總理啊,還有人大委員長、副委員長。」老過喝了一口茶,「當然了,還有鄧。」
20多年過去,張維為依然記得老過當時的表情——貌似輕描淡寫,卻又鄭重中帶著一絲得意。
在翻譯室工作期間,張維為曾在多個工作場合見到過鄧小平,但第一次直接擔任他的英語口譯,則是到外交部工作兩年以後,1985年的8月28日。
那是一個炎熱的夏日。當天上午9時40分,身著淺灰色中山裝的鄧小平走進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步履平穩,身板平直,頭髮烏黑整齊。已經81歲高齡的他,看起來也就60歲出頭。
在拜會鄧小平之前,外國元首一般都已經會見過總書記和總理,因而,鄧小平一般會詢問:「和總書記談得怎麼樣?」「和總理談得怎麼樣?」「你們看我今天談什麼比較好?」外交部的領導便會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們當時經常請鄧小平介紹國內形勢,特別是改革開放。
鄧小平許多關於改革開放思路的闡述,都是在會見外賓時發表的,這在當時已經成為一個慣例。張維為如今回想起來,當年鄧小平在涉外場合所談的,往往是他想對國內說的一些話。但讓張維為感到遺憾的是,經過層層把關,那些帶有鄧小平個性的、生動活潑的話語,往往變得四平八穩了。
那一天,在福建廳裡,鄧小平和中方人員一一握手後,坐到沙發上,點上他那招牌的熊貓香菸,開始聽外交部長吳學謙的匯報。因為當時鄧小平聽力已經不太好,吳學謙的一些話要重複兩遍。按禮賓慣例,中國領導人會見外賓,一般會安排客人坐在主人的右側,但因為鄧小平左耳的聽力比右耳好,因此,禮賓司會安排客人坐在他的左側。
鄧小平會見的是辛巴威總理穆加貝。這位桀驁不馴的非洲領導人,1981年訪華時曾會見過鄧小平,四年後的這次會面,交談的主題仍是社會主義道路和改革開放問題。鄧小平從土改談起,耐心地向穆加貝解釋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道路,坦率地指出曾經犯下的左傾錯誤「所帶來的懲罰」,闡述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穆加貝似乎還是有一點不放心,他說:「如果中國走上資本主義道路,將會給世界進步力量帶來巨大損失。」
這時,張維為注意到鄧小平臉上透出一絲不耐煩——這也是他多次擔任鄧小平的翻譯唯一一次看到鄧流露出不耐之色。只見鄧小平掐滅手中的香菸,習慣性地用食指點向前方,聲音響亮有力:「開放政策是有風險的,會帶來一些資本主義腐朽的東西。但是,我們的這個政策、社會主義的政策、我們的國家機器是有力量的,是能夠去克服這些東西的。所以呀,事情並不那麼可怕。」
鄧小平 多在涉外場合談改革
在張維為的記憶裡,鄧小平雖然是個耄耋老人,但腦子機敏,邏輯清晰,充滿智慧。多次擔任鄧小平的翻譯,張維為已經非常熟悉他平實、直白的語言習慣,同時也領教過他濃重的四川口音。唯一一次沒有聽懂鄧小平的話,碰巧也是在他會見穆加貝的時候。
那一次會見是在1987年2月。鄧小平談到了「失誤」這個詞,由於發音類似「十五」,整個句子的意思顯然連不上,張維為愣了一下。坐在一旁的外交部長吳學謙也是上海人,忙用上海口音的普通話提醒他「失誤、失誤」,他才反應過來。
張維為感覺到,鄧小平有濃重的第三世界情結。他每次會見第三世界的領導人,通常會說:「我們一定能做好。西方能做到的,我們也能做到。」有一次,鄧小平會見聯合國秘書長、秘魯人德奎利亞爾,一見面,鄧小平就讚揚他:「你幹得一點都不比西方人差,你幹得比他們更好。」張維為看到,德奎利亞爾的表情既高興,又有點受寵若驚的樣子。
當時,所有到中國訪問的外國元首,都希望能見到這位傳奇的政治領導人。在張維為看來,他們中的一些人甚至是帶著朝聖的心情去拜會鄧小平。也有一些國家元首是帶著問題去向他請教的。有位領導人曾經就越南佔領柬埔寨和紅色高棉問題徵詢鄧小平的意見。鄧小平直接做了回應,提出了非常有分量的建議。顯然,他對這些問題都有過深刻的思考。
在80年代中期,中央領導層已經有了共識,為了讓小平同志健康長壽,要盡量減少他的工作,因此也減少了他的外事活動。會見安排的固定程序是:外賓來訪之前,由外交部地區司提出接待方案,報部長批准;外交部再和鄧辦聯繫,安排具體時間。一般來說,只要是外交部提出建議,鄧小平基本上都會同意會見。
儘管外交禮賓安排嚴謹,但也有破例之時。1985年9月,迦納國家元首羅林斯到中國訪問。當時的總理趙紫陽在和他會談之後,對這位獨特的非洲領導人留下了特別深的印象,認為他對非洲問題的反思非常深刻。會談後,趙紫陽對外長吳學謙說:「這個人很有頭腦,我建議小平同志見見他。如果你們不方便說,就跟鄧辦講是我說的。」就這樣,原本並無計畫的羅林斯,就有了拜會鄧小平的機會。
當天晚上,在釣魚台國賓館中,警衛看到羅林斯一直坐在庭院中的小花園裡,至半夜3時依然不寐。禮賓司官員給張維為打電話,請他去勸說羅林斯回房間休息:「明天還要見小平同志呢!」
張維為奉命前往。羅林斯告訴他,前幾天在中國廈門特區的考察,讓他看到中國的巨大變化,這種變化讓他感慨萬千,難以入眠。「我在思考一些問題,明天去見鄧先生的時候,要好好向他請教。」
李鵬悄聲說:「真官僚!」
進入外交部之前,張維為只去過一次泰國,擔任外交部的高級翻譯後,他無數次陪伴中央領導人走出國門。
1985年7月,國家主席李先念對美國和加拿大進行國事訪問。翻譯室的英文處處長周文重擔任李先念的翻譯,張維為則主要負責代表團二把手、副總理李鵬的口譯工作。兩位領導人的工作也各有側重——李先念主要負責政治議程以及雙邊會談,主管工業和教育的李鵬則主要考察美加兩地的核電站、水利工程和教育系統。
美國總統雷根在白宮的歡迎晚宴上發表了熱情洋溢的歡迎辭,但讓張維為印象更為深刻的,是副總統布希。這位70年代擔任過美國駐華聯絡處主任、曾騎著自行車在北京城亂轉的政治家,當天晚上一身的「Made in China」——中國製的領帶、上海牌的手錶,他興奮地向身邊的李鵬秀自己身上的中國細節,兩人交談甚歡。
跟隨李鵬輾轉於美國、加拿大的多個城市,張維為感到他是一位認真而又細緻的領導人。他經常在會見外賓前主動向翻譯解釋一些技術專有名詞,幫助翻譯做好準備。
在加拿大期間,代表團參觀了一個衛星接收中心的高清晰度處理系統。該中心的主任是一位技術專家,介紹得非常詳細。在聽完介紹之後,李先念主席說:「坦率地說,我一句都沒有聽懂。但我們在場有人懂,李鵬副總理就很懂。」
當時中國正計畫建造三峽水電站,因而此次出訪的一個重要行程是考察密西西比河水繫上的船閘系統。美國、加拿大的一些公司想參與這一浩瀚工程,主動給中方送來了一些可行性研究報告,李鵬看了幾頁就搖頭說:「這些研究太淺了,對我們沒什麼用。」
張維為記得有一次隨李鵬在埃及參觀亞斯文水壩,陪同他們的是埃及的一位能源部副部長。李鵬問他:「開羅市民用電,一度電多少錢?」這位部長答不上來,便轉身問自己的助手,助手也不知道,再問隨同的一個官員,也無法作答。李鵬就很小聲對張維為感嘆:「真官僚。但這個話你不要翻譯過去。」
在外交部給領導人當翻譯的特殊經歷,讓張維為真切地了解到當時中國最高領導人的思路與想法。多年以後,成為一名國際關係學者的張維為仍然深受其影響。在他的新書「中國震撼: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中,張維為系統闡述了他對「中國模式」的思考。
「我想說的是,西方的模式在非西方國家大都不成功,所以我們的模式勝出了。我覺得我們的國家,不能簡單地模仿西方,而是要超越西方。」張維為表示。
張維為認為,事實上,中國模式在某種程度上就是沿著當年鄧小平的思路往前走。「中國模式的一個哲學基礎是實踐。這也是鄧小平的主張,即摸著石頭過河,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大陸新聞組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