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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才是英雄！

作者：HappyUSANA 於 2010-3-21 10:49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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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大衛自述：「告訴蔣介石，老子走了」（圖）

本文網址：http://news.backchina.com/2010/3/21/gb2312_81776.html

1956年1月7日，韋大衛從台灣駕蔣緯國專機冒險起義，飛赴祖國大陸 ,舉世震驚。海峽兩岸，他兩度入獄，數次逃亡，但都能化險為夷。有人說他是越獄專家，還有人說他是「傳奇」。他說：「我倒是沒有委曲求全，沒有向命運低頭，該走的道路我走了，該乾的事我幹了，而且干成了。」

1956年1月6日傍晚，我和兩個朋友談笑風生地走進了台北的一家歌舞廳。

歌舞廳里人頭攢動，年輕的男男女女在一起玩得很熱鬧。我和朋友們像往常一樣喝酒聊天，舉杯痛飲。看著人影綽綽，想著明天我的那個「計劃」，處於極度亢奮中的我反而難以分辨自己究竟是緊張還是平靜,心想反正明天一早就玩命了，能「玩」過去就「玩」過去，「玩」不過去就「拉倒」了。

就這樣我們像往常一樣跳舞喝酒，通宵未眠，直到第二天凌晨五點多。我帶著兩個決定和我一起冒險的朋友離開舞廳，叫了個計程車，直奔台北松山機場，1月7日凌晨6點，天氣預報說這一天有小雨，多雲，符合我的要求了。到了停機坪，那裡停著一駕蔣緯國的專機「塞斯納」，那是我早就物色好的逃亡工具。

塞斯納飛機，美國經典機型。安全、操作性能無與倫比。我選擇它的另一個原因是它卓越的短跑道起飛的能力。因為沒有進入機場的通行證，我只能選擇從停機屏起飛。停機坪的距離很短，而且路上修修補補的，插了很多小旗。起飛條件比較惡劣。機場邊上都是高射炮。根據我的技術、準備情況，我覺得自己可以操縱它，但是有沒有絕對成功把握，我不敢說。

我叫警衛把飛機給我推出來，我說我要試機。警衛把飛機推出機庫。我啟動飛機檢查沒有問題后，把警衛打發到值班室喝咖啡、看報紙，隨即示意躲藏在暗處的兩個朋友上飛機。

我的鑰匙是自己配的，第一次順利地開著了，他們上來以後我一開，開不著了。我一看，擰彎了，於是安排兩個朋友又隱蔽了起來。然後,我若無其事地走進了機庫工作室，敲敲打打這麼弄弄。警衛一直在看報紙，並沒有注意到我。

修好鑰匙，我再次登上飛機，這一次順利啟動。當時飛機馬上就發動起來，馬達聲音很響。警衛員一看我這兩個朋友慌慌忙忙地上了飛機，就衝出來大聲問「干什么，幹什麼」。我不理他，兩個朋友一上來，我就滑動飛機。警衛一看不對，馬上掏出槍來向我的飛機射擊。

我先踩著剎車加足馬力，一鬆開剎車飛機就滑了出去。但是距離太短了，而且路不平，飛機扭來扭去的，速度不夠大。那個時候顧不得這麼多了，到了停機坪盡頭，我就一下子把飛機拉起來，雖然速度不夠，但飛機最終還是搖搖晃晃地飛離了地面。

耳機里傳來塔台通過無線電的喊話：「誰從這裡起飛？趕緊回場落地！」他們很緊張，後來又來個女的通過無線電跟我說：「你年紀輕不懂事，不要受壞人利誘。苦海無邊，回頭是岸，你回來會原諒你的。」我心想,你們都騙了我七年了，我為什麼還聽你們的。我說:「我是韋大衛，你告訴蔣介石，老子走了。」

我們家鄉父老講，虎生三子必有一豹。我就是家裡的那頭豹子，從小性格特別頑劣，天不怕地不怕。我從小就有飛行夢。我的三個叔叔都是空軍，參加過抗戰，有兩個是空戰中犧牲的，有一個從德國學習回來，在飛機表演時失事摔死了。

1945年日本投降。我在桂林上學，參加了學生運動，反飢餓，反迫害。因為我是帶隊的積極分子，比較活躍，後來被特務注意到了，準備抓我。我和幾個同學聽到風聲連夜就跑了。

我們跑到廣州，沒有親戚，沒有熟人。廣州那個時候還沒有解放，兵荒馬亂、人心惶惶,治安情況很糟糕。國民黨到處貼招生廣告——空軍軍官學校，海軍軍官學校，陸軍騎兵學校，炮兵學校，坦克部隊什麼的都招。招生廣告上講成績優秀的學員還可以保送到美國深造。我們沒有地方去，以為到了台灣可以讀書，有個立足之地，就報名參加了陸軍騎兵學校考試。那個時候年輕，沒有什麼社會經驗，稀里糊塗的對台灣不了解，想怎麼干就怎麼干，根本想不到那麼遠。

1949年8月23日，我們到了黃埔港。當時國民黨徵用了一些商輪、客輪，每天往台灣那邊一批批的送人。指揮官指揮我們上了一個叫「惠民輪」的輪船，那天船上坐了恐怕有兩三千人吧。船開離黃埔港以後，船上水手都跟我們說，你們根本不是什麼軍官學校的學員，而是「賣豬崽」到台灣去，就是「抓壯丁」。據說這個招兵的人每招一個年輕人，國民黨要發給他13塊銀元,上船之前他就走掉了,沒有跟著上船。

聽說了真相，周圍的人也有哭的，也有罵的。我很氣憤，覺得上當受騙了。我發誓要離開台灣，回祖國大陸去，要出這口氣。

船走了三天三夜到了高雄。到了高雄碼頭，我們看到很多兵包圍著碼頭港口，機關槍都架好了，誰要反抗就開槍打誰。迫於時局，我只能暫時安頓下來。我和一同來台灣的兩個同學被強行分開，我被編入國民黨陸軍第八十軍三百四十師，成為了一個二等彈藥兵。

當時,在台灣雖然到處充斥著「一年準備、兩年返攻、三年勝利」的口號，但是我們看不到任何回家的希望。軍隊里沒有自由，兩三個人在一起說話都會懷疑你們密謀什麼玩意兒，給人人心惶惶的感覺。有些被騙來的「豬仔」人都傻了，也有接受不了這個事實自殺的。有一次，在南部恆春，一個晚上上吊自殺了三十幾個。那是集體感到沒有前途了、沒有希望了。我聽到這種自殺的消息，心裡罵那幫人愚蠢，你們就是笨蛋嘛。都是長著腿的人，你不會跑啊。

有一年的中秋節，軍隊里的的同學們、他們的家長都邀請我到家裡去過節，我沒去。一個人拿了一瓶酒，跑到那個圓山，到那上面去喝酒。就我一個人，就是想家了，要是早點回去跟家人團聚就好了。最思念、最擔心的是在母親，特別想她。那時候拿著一瓶酒在山頭上的時候，也沒人能傾訴這個心裡的事，我就開始自己一個人唱歌。《嘉陵江上》、《黃河大合唱》在台灣是禁止唱的「禁歌」。但是我專門要唱，才不管你這些規定。「層雲的後面，便是我親愛的故鄉。海水茫茫、白雲蒼蒼，白雲蒼蒼、海水茫茫。回故鄉，回故鄉吧…」

我暗自盤算著逃亡的方式。從陸軍軍營逃出來以後，我考取了海軍士官學校,伺機從海路逃回祖國大陸。後來我發現，從海上回家的路並不好走。海軍船上有很多人，你想回來別人不想回來。我那時候原來想弄個小艇，可我看一個人不行。另外，再快的快艇也慢，飛機很容易就追上你。水路不通，那就走更快捷的空中通道。 1952年我以優異的成績，考取了國民黨空軍軍官學校,進入空軍軍官學校學習了兩年飛行,各科成績優秀。畢業后，我進入了台北飛行社，當上了一名飛行教官。

七年的等待，我覺得機會終於來了。

桃園新竹空軍基地四架一級戰備的F一86噴氣式戰機得到警報，緊急起飛攔截。

根據他們的速度和距離，我判斷他們再有八分鐘就可以攔截到我。1月7日那天雲很多很濃，又下著雨，攔截機一直在高空飛，我又飛得低，他們不敢飛那麼低，所以他們看不見我。我就從雲中間穿出去,從陽明山(蔣介石的官邸)那上頭鑽出去。

出去一看，美國第七艦隊好幾艘軍艦，雷達在那轉來轉去在搜索,他們已獲知消息了。原來計劃從淡水河出海，我一看這種情況，就掉頭了。我回來到基隆，從屏風山俯衝下去，為了避開雷達搜索，我貼著海面就飛出去了，浪花有時候都能打到我。

經過一個多小時左閃右避的飛行。時隔七年，我再一次看到了越來越清晰的祖國大陸海岸線。

我飛得比較高，從比較高的高度進了泉州。一進泉州，那高射炮叮咣叮咣就打上來了。有的就在身邊爆炸，有兩發差不多就要擊中我的飛機，把我的飛機給晃得很厲害。

我沒辦法，就又鑽到雲里去了。鑽到雲里去，高射炮看不見我了，就沒辦法打我了。後來我從雲里下來以後他們又打。

為了向地面表明來意，我只好冒著密集的炮火大幅度擺動機翼。在空軍來講，搖動機翼就是表示我有困難，或者我要投降，我沒有敵意。但是祖國大陸的部隊那時候不懂這個動作的含義，我一出去他就打。

後來我才得知，福建軍區司令員的葉飛將軍已經接到一架台灣飛機侵入泉州的報告。根據這架飛機的行蹤，他判斷可能是一架起義飛機，隨即下令：如果它一直朝內陸飛就停止射擊，如果返回就堅決擊落。我當然不知道他的命令，但也福至心靈，一直往內陸飛。高射炮就不打了，可是地面的部隊(在野外的那些解放軍)沒接到命令，他們的機關槍、步槍都紛紛開始向我射擊。我的飛機中了四彈，沒辦法，只能找地方迫降。

福建山多樹多，沒有平地，更沒有機場，地面武裝打得那麼厲害，我想不落不行了。我在空中看到一條大車道。那天福建也下雨，大車道儘是爛泥，我知道這大車道落下去也挺危險的，但不落不行了，好不容易飛了回來，要是飛機給打下來不是太冤枉了嗎？

野外的解放軍趴在樹林里在打我，我從他們頭頂上擦著樹梢就下來了。因為有爛泥，踩剎車沒有用，飛機在爛泥上滑，滑到盡頭的時候，距離一個橋越來越近，那橋飛機是過不去的。飛機激烈晃動著向橋頭快速滑去，我們以為要機毀人亡了。但還差一點點距離就要撞上橋頭的時候，飛機停下來了。

著陸后，我說下飛機吧，咱們別做出什麼過激動作啊，叫我們舉手，咱們就舉手。

這時候槍炮還在響，我們三個人下了飛機。一下飛機，看到解放軍在不遠處匍匐前進，喊著「交槍不殺」，問「你們是幹什麼的」。我們舉著手說「我們是起義回來的」。他們把我們圍了起來。確認我們的身份和動機后，解放軍拿來了列寧服、解放鞋什麼的讓我們換上。我覺得挺土的。那解放鞋不就是膠鞋嗎，我說我不要這種，我有皮鞋。後來有個幹部還告了我一狀，說韋大衛拒絕穿解放鞋，一群當地的農民漁民歡呼著跑過來，跟我們握手、擁抱，我心裡就很放心了——祖國大陸是歡迎我們的。

我們回來以後，受到了祖國大陸方面的熱烈歡迎。當天中午，葉飛將軍設宴接見。下午，我到了福州。第三天，我妹妹就打電話給我了。

我很佩服共產黨,這些工作做得很好很快,他聽我說我是廣西什麼什麼地方人,馬上就去查，找到我父母親，還有妹妹他們，在電話里，我聽到了已經七年沒有任何音信的家人的聲音。

那年春節，我第一次回老家。雖然沒有正式宣布我回來，可是我一看，好傢夥，來了得有一二百人。那些人我都不認識，我離開家的時候他們都沒生呢。家裡人當時那狂歡啊，我祖父說我知道這小子，他有機會他一定要會回來的。我媽媽見我第一面就哭啊，她已經很老了。

駕機歸祖國大陸以後，我成了聞名全國的英雄，被邀請到各地做報告，每到一處都受到熱烈歡迎。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彭德懷等國家領導人也相繼接見了我。這些熱情的招待，是我當時在駕機起義之前無法想象得到的。駕機起義時，我連命有沒有都還不知道，沒敢想到了這裡會是什麼樣。

周恩來總理接見我的次數最多，因為他經常到首都機場來送往迎來，有的時候我找他，有時候他找我。當時，我已是隸屬空軍的中國民航的航空駕駛員了，成了家，並有了兩個女兒。有時候，周總理在首都機場等某個外賓但外賓沒及時到，他就問韋大衛同志在不在。在，在，在，就把我找來。

文化大革命快要開始的時候，周總理找過我兩次。第一次他送給我四卷《毛澤東選集》。他說你呀不理解運動，群眾也不了解你,你就不要介入運動了，到西安去吧，我給你安排到西安去學習。我說總理呀，我是響應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號召，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我說我不去，我就在北京參加文化大革命。他搖搖頭就沒說什麼。第二次他又找我談這個事情，我很感動，我說總理您那麼忙，你還老惦記著我這事，我說好吧我去吧。周總理是擔心我這的個性，怕我闖禍。

在周總理的安排下，我離開了北京到西安「學習」。

幾個月後,我得知有人寫大字報說我有歷史問題，非常憤怒。我馬上返回了北京，跟那些寫我大字報的人鬥上了，他們寫大字報我也寫。那幫人跟吳法憲、林彪他們都有關係的，他們說我是「731駕機叛國投敵案」首犯。

我堅信自己是清白的，沒有問題。但是，1968年3月14日，吳法憲大筆一揮，將我逮捕了。

我在東北一個看守所一關就是三年。家人一直不知道我的下落。看守所傳出的消息是：韋大衛已經瘋了，在看守所裡面還唱歌啊、罵人啊、打人啊什麼的。

我知道，我要是嘴軟點可以少吃點苦，但我是不會屈服的。有時候他們把我打得遍體鱗傷以後，往牢房裡邊一扔，就扔在地板上。我說，小子，我只要養足精神我還跟你們斗。

我大喊大叫，我大聲唱歌，想唱什麼就唱什麼，唱草原上的歌曲。有時候看守來質問我為什麼唱外國歌，我說哪個國歌我不可以唱，我說好聽，我喜歡唱我就唱。唱了歌我心裡能舒坦點、亮堂點。後來我爭取到一個合法權利，就是每天唱一小時，上午半小時，下午半小時。他們後來說，你別看韋大衛他不聽管教，他唱歌唱得不錯喔。那些打我的人，後來我出來以後，有些申請調走，有些是請了長期病假，有些是見了我就溜，有的見到我就敬禮。他們知道我是塊硬骨頭。

入獄后，我就不斷地給中央寫信申訴，但都石沉大海沒有迴音。1971年，我萬萬沒有想到的是，有一天，「專案組」突然以組織名義宣布我「不夠資格享受家庭幸福」，強迫我跟我愛人離婚。我說我饒不了你們，出去以後非得跟你們干。那個專案組的頭兒說：「你放心，你一輩子也出不去了。」

多年前，我從戒備森嚴的台灣陸軍軍營里跑出來，一個人在甘蔗田裡走了21天。多年前，國民黨空軍因為懷疑我有共產黨嫌疑，幾次要把我除掉。我沒有想到天下之大，竟沒有我的立足之地。這一次，我再次想到了逃離。

1972年我被轉到了北京丰台的一所監獄之後，我做出了一個決定：我要越獄，我要到中央去申訴。

監獄是兩層院子，戒備很森嚴。牆很高，而且有電網，人是爬不上去的，只能從上往下跳。上面有個瞭望塔，有十來米高。瞭望塔上面的看守，他拿衝鋒槍在那裡看。只要被看守發現逃跑，就會被開槍打死。

為了爭取更大的活動空間，以便實施計劃，我一改一向不服管教、頑固不化的性格，主動要求到監室外參加勞動。這樣積極的表現，很快就得到獄方的批准。但是他們對我不放心，每次勞動派了一二十個看守在周圍圍著我。我根本沒機會跑。我每天按時出工、收工，老實勞動。一個月後，獄方漸漸放鬆了對我的看管，撤掉了好多個看守，就留三個看守看我。

1974年，十月底，經過幾個月周密細緻的籌劃，我認為條件已經成熟了，開始為越獄做最後的準備。我平時穿一件黑毛衣，裡面藏了一件藍色的中山服，把毛衣穿在中山服外面。原來也不戴帽子，快要走了我就把帽子藏在衣服肚子里。

10月30號上午，和往常一樣，我在三個看守的押送下，離開監室到監區勞動。這一天，幹部安排我檢修暖氣管道。幾個小時后，我一直等待的機會突然出現了。

三個看守，兩個在聊天在抽煙，其中有一個去拿工具。我一看，瞭望塔上面那個警衛下來了，他說是上廁所。機會稍縱即逝，我沒有任何猶豫，立刻開始了行動。

我躲過兩個看守，從後面繞過去，叮叮咚咚我就上了那瞭望塔。到瞭望塔，毫不猶豫的我就跳下來，落在那電網的兩邊，站上了以後我就一翻身，跳出監獄高牆，迅速衝進了一片玉米地。

那時候監獄裡邊電鈴已經響了。「43號跑了，43號跑了！」抓捕小組緊急出動。

讓抓捕小組萬萬沒有想到的是，我臨時改變了乘火車先逃往外地的計劃，而是直接逃向了北京城區。他們決斷錯誤往丰台車站追，而我逃到一個路口，扒上了一輛開往城區方向的卡車。

我把毛衣脫下來，帽子也戴上了。這算是簡單的化妝吧，跟出來的時候樣子不一樣了。這化妝很成功，當時各地的派出所都接到命令說跑掉一個重要犯人，身穿黑毛衣、光頭、沒有帽子等等，這套打扮就對不上了。

卡車開得很快。進入北京，我輾轉來到了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聯合接待室。我的情況被很快上報，葉劍英元帥親自負責處理此案。我再次勝利逃亡。平反之前，我已經在看守所里被關押了近七年。後來我才知道，我是那所監獄歷史上唯一一個成功的逃亡者。

這麼多年過去了，有人說我是越獄專家，還有人說我是「傳奇」。我只是不願意聽命於這個那個。我覺得我應該干、可以干，我就干。我一輩子歷的這些險、過的這些坎都和這個時代緊密相連。我倒是沒有委曲求全，沒有向命運低頭，該走的道路我走了，該乾的事我幹了而且干成了。我這一輩子，我覺得也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