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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女孩》面世引爭議上海女孩=市儈女孩？　ＺＴ

作者：HappyUSANA 於 2011-2-10 12:40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網路文摘

不知道該記者看了這本小說了沒有？我看了後半部分，即她們姐妹倆在舊金山等待開始，在中國的那段沒看。看了這本書，你才能知道一點在美華僑的一點歷史，應該說是辛酸史。美國的民主幾百年，也就是７０年代以後才逐步演變成今天的民主。華人移民的配額在宋美齡的遊說下４０年代末已取消，而且中美是盟國，但華人仍然沒有地位，絕大多數人不得不局限在唐人街。即使在５０年代初，華人也不能有自己的物業，後來到別的地方買，經紀或無主還不願意賣給華人。註：原版小說是我家中學生選的一個作業。內容有很悲慘，並激起了對日軍獸行的憤慨。

他們（下文）看的是負面，但挑一些辭彙，我看到的是歷史和華人的辛酸。

轉載如下：

《上海女孩》一書去年中面世后，引起不少爭議，據報更遭一些書店抵制，因該本 132頁的小書，不乏出位建議和評論，開宗明義提醒女孩淘金要錢就要不動感情，要利用青春、美色和性釣金龜，因為「男人很蠢」，而「大部份上海女孩，在床上都毫無顧忌，懂得利用身體令男人沉迷和依賴」，甚至說不只一個「男人離開妻子，全因女友願意＿＿──請自行填充，答案繁多，包括和肛交。」　（不知從那裡找到這些的？？？？）

　　有人因而批評作者將上海女孩模式化，鼓吹「不健康」的思想。但亦有讀者認為作者對上海女孩的觀察和評論很有趣，如實反映一些女性「衝破傳統和禁忌，追求真正想要」的東西；有讀者認為是「很好笑」的娛樂讀物。

　　不過，作者的朋友就沒法如此輕鬆看待這本書了。漢伯里－特妮森說，書出版后她送了一本給一位 50多歲旅居上海的外籍人士，這位朋友正正娶了一位 20多歲上海嬌妻，結果對方從此與她割席。

《上海女孩》面世后引爭議：將上海女孩模式化成市儈女孩

　　對話作者鄺麗莎：

　　我想為西方打開一扇了解中國的窗口

　　記者：為什麼鍾愛寫中國的題材？

　　鄺麗莎：我有中國血統。我想說的是我願意以多種方式橫跨兩種文化之間。我盡量把我對兩種文化所了解的一切放入我的作品中。我美國的一面使我為非華語社會的人打開一扇了解中國以及中國文化的窗口，而我中國的一面使我明確我正在寫的是真實的中國文化，而不是使它顯得奇異或陌生。

　　記者：什麼契機激發你寫這本《上海女孩》？

　　鄺麗莎：有四個原因，首先，我一直收集上海上世紀20年代到40年代的廣告畫，那些女孩如此美麗而迷人，使我忍不住想了解這些女性真實的生活。我也想寫那些因包辦婚姻嫁來美國的中國女性。我知道對於這些女性來說生活有多麼艱難。她們在中國有自己的傭人，但是到了美國卻活得像個傭人一般。第三，我想寫常作為洛杉磯人遊覽勝地中國的城市，最後，我還想寫關於姐妹的故事。

　　記者：為何選擇上海作為故事的地點？

　　鄺麗莎：部分是因為那個時代的上海有極端強烈的對比——赤貧和暴富並存。20世紀30年代的上海堪稱東方巴黎，是世界上最現代的城市之一。它迷人又有趣，是一個一切似乎皆有可能，也的確皆有可能的地方。

　　記者：《上海女孩》中的有些情節似乎出自你個人的經歷，小說中充沛的情感力量來自哪裡？

　　鄺麗莎：當我還是少女時，我跟媽媽一起住，我在洛杉磯唐人街的我們家族的古董店中和我的曾祖父、叔婆、叔公共度了很多時光。如今，過去唐人街的小古董店被時髦的藝術畫廊取代了，過去的時光不再。寫這些過去的故事可以使我還像小女孩一樣能和我深愛的人和地方多待一會兒。

小說原著節選：

　　這出讓人心煩意亂、疲憊不堪的鬧劇終於結束了。梅和我回到了房間。這間屋子朝東，夏天會涼快一點，但今天悶熱潮濕，我們什麼都穿不住，只穿著一件粉色薄綢襯裙。我們倆誰也沒掉眼淚，也不去收拾被路老頭扔了一地的衣服、還有被他弄得亂糟糟的衣櫃。我們吃了廚子用托盤放在門外的東西，然後什麼也不做。剛剛發生的事對我們打擊實在太大，大到我們說不出話來。而且我們擔心，一說話，是不是就意味著我們準備接受生活中的這個巨變，還得為下一步做打算？可至少我，當時頭腦中一片混亂——迷惑、絕望、憤怒……猶如一團灰霧籠罩了腦海。我們躺在床上，努力地……我甚至不知道哪個詞能準確表達我們的心情——努力地「恢復」？

　　作為姐妹，梅和我有一種特別的親近。不管發生什麼事，她都會支持我。我從未懷疑我們是否是最好的朋友——我們就是最好的朋友。在這艱難的時刻，我們像所有姐妹一樣，把小心眼的妒忌和在父母面前誰更受寵的猜疑都忘到了腦後。我們得彼此扶持。

　　我問過梅，她和弗恩之間的新婚之夜如何。她說：「我做不了那事。」便抽泣起來。此後，我再也沒問過梅的新婚之夜，她也不打聽我的。我告訴自己，沒什麼大不了的，我們不過是做了拯救自己家庭的事而已。但是，不論我告訴自己多少次，這沒什麼大不了的，我依然逃避不了的事實是——那寶貴的一刻已然失去。實際上，讓我傷心欲絕的不是家庭失去地位，也不是必須和一個陌生人做夫妻之事，而是Z.G.的所作所為。我渴望找回自己的純真和少女情懷、快樂以及笑容。

　　「還記得小時候我們看的《長生殿》嗎？」我問梅，希望記憶能提醒她，小時候我們曾相信自己是不可戰勝的。

　　「記得啊，那時我們認為自己能演得更好。」她躺在床上答道。

　　「你是妹妹，又比我矮，扮美女這樣的好事自然總落到你頭上。你總是公主。我呢，只能扮做書生、王子、皇帝，或侍衛。」

　　「沒錯，但你怎麼不想想，你有四個角色，我才有一個啊。」

　　我不禁笑了起來。我們曾多少次為小時候排給爸媽看的戲鬥嘴，而每次的爭辯都一模一樣。小時候，我們常在主客廳里演戲給爸爸媽媽看，他們邊看，邊拍手，邊笑，還不忘喝茶，嗑西瓜子。他們誇我們演得好，卻從不提送我們去學戲或學雜技，因為實際上我們演得實在差勁，嗓音尖利刺耳，筋斗翻得很笨拙，布景和服裝也是臨時搗鼓出來的。讓我們歡喜的是，我倆可以好幾個鐘頭待在房間里，編故事，排練；還一會兒跑向媽媽，借一條絲巾當做面紗用，一會兒央求廚子用紙和漿糊做一把助我們斬妖除魔的寶劍。

　　記得在寒冷的冬夜，梅鑽進我的被窩，我們依偎著取暖。我還記得她的睡相：大拇指放在下巴上，食指和中指尖搭在眉心，無名指輕輕放在眼皮上，小指則微微翹著。我記得早晨她會貼著我的背，胳膊把我抱得緊緊的。我清楚地記得她的小手——小小的、白白的、軟軟的，手指頭像蔥那麼纖細。

　　記得我第一次去廬山露營的那個夏天，梅孤單得要命，爸爸媽媽無奈，只能帶她來看我。那年我大概十歲，她才七歲。他們事先沒告訴我就來了。他們一到，梅看見我就跑了過來，到我跟前才停下，就這麼看著我。其他女孩都取笑我：你要理這個小娃娃作甚？我心裡明白，不能告訴她們我的秘密：我同樣想念我的妹妹，我們分開時，我彷彿覺得自己身體的一部分被拿走了。從那以後，爸爸總是送我們倆一起露營。

　　梅和我笑著回憶著這些陳年舊事，覺得好過了一點。這些回憶讓我們想起我們從對方身上獲得的力量，我們如何彼此幫助，我們倆一起和所有人作對的日子，還有我們相處時點點滴滴的快樂。如果我們還笑得出來，那不正說明一切都會好起來嗎？

　　「還記得我們小時候，偷穿媽媽的鞋子嗎？」梅問。

　　我怎能忘得了？那天媽媽出去了，我倆溜進她房間，找出幾雙她那種小腳穿的鞋子。我的腳穿不下那麼小的鞋，我就硬把腳趾頭往鞋裡塞，還塞一雙，胡亂扔一雙。梅的腳趾頭能伸進拖鞋，於是，她學著媽媽的蓮步，踮著腳走到窗邊，又折回來。我們笑著，鬧著，就在這時，媽媽回來了。她被氣壞了。梅和我知道我們做了錯事，但媽媽顫顫巍巍，滿屋子追我們，要擰我們耳朵時，我們還是忍不住咯咯地笑。我們倆都是大腳，又同心協力，媽媽追不上我們。我倆逃出大廳，鑽進花園，笑到站不起來。我們的惡作劇得逞了。

　　我們總能捉弄媽媽，還從她手底下逃走，但廚子和其他傭人對我們這些惡作劇就沒什麼耐心了，他們常為此懲罰我們。

　　「珍珠，還記得廚子教我們包餃子那次嗎？」梅坐在我對面的床上，盤著腿，兩手插在一起，托著腮，胳膊肘放在膝蓋上。「廚子覺得我們多少得會做點什麼。他說：『姑娘家若不會包餃子給丈夫吃，怎麼進婆家門？』他壓根沒料到我們多麼無可救藥。」

　　「他要我們穿上圍裙，但穿上圍裙也沒用。」

　　「你一朝我扔麵粉，圍裙就有用了！」梅說道。

　　一堂包餃子的課變成了遊戲，最後竟成了一場麵粉大戰，我們倆都像瘋了一樣。我們一搬來上海，廚子就和我們住在一起，他清楚兩姊妹一起幹活是什麼樣，一起玩耍是什麼樣，打起架來又是什麼樣，他討厭我們打架。

　　「廚子氣壞了，好幾個月都不准我們踏進廚房半步。」梅接著說。

　　「我一直跟他說，我只不過是往你臉上塗粉。」

　　「不給我們小零食了。點心沒有了。小灶也停了。」梅想起這些，笑了起來，「他生起氣來真夠狠的。他說他才不稀罕打架的姊妹。」

　　媽媽爸爸上來敲門，讓我們出去，但我們不肯，說是想在房間里多待一會兒。這樣做既不禮貌又孩子氣，但我倆和家裡發生矛盾時總這麼做——只要我們認為什麼事對我們不利，或讓我們不快，我們倆就一致對外，躲在自己的小堡壘中。我們在一起比單獨一個人更強大，我們同心協力，便沒人吵得過我們，也沒法跟我們講理，他們最後都得讓步，答應我們的要求。但這次災禍不同於以往，不是想去探望野營的姐姐，也不是在發怒的父母、傭人或老師跟前互相保護。

　　梅下床拿了些雜誌，我們看看時裝，讀讀八卦。我們給對方梳頭，然後仔細搜了一遍衣櫃和抽屜，看看剩下的衣服中能搭配出幾套新行頭。路老頭把我們的中式衣服幾乎拿光了，只剩下一堆西式衣服——連衣裙、襯衫、短裙和褲子。在絕對以貌取人的上海，我們必須穿得很整潔，不能邋遢，要穿最時興的款式而非去年的老款。如果穿著過時，別說畫家不會雇我們做模特，連我們招手，電車都不會停；飯店和俱樂部的門童可能不放我們進去，電影院里的服務員會驗我們兩次票。不僅女人得講究，男人也一樣。即使中產階級的男人，也得住在跳蚤肆虐的出租房裡，就是為了省錢買一條更像樣的褲子，為了第二天褲縫筆直，他們每晚睡覺時都要把褲子壓在枕頭底下。

　　這聽上去好像我們把自己關了幾個禮拜嗎？不可能，兩天而已。我們還年輕，復原得快。再說，我們好奇家裡發生了什麼事。我們曾幾個鐘頭充耳不聞門外傳來的各種響聲。我們曾盡量不去聽把屋子震得晃起來的錘擊聲。我們自欺欺人，明明聽見陌生人在說話，卻說是傭人的聲音。當我們終於打開房門時，家裡變了個樣。爸爸把一大半傢具賣給了典當行。花工也不在了，廚子倒還留在家裡，他實在無處可去，畢竟留下能有地方睡，有飯吃。我們家被分成好幾半，還加砌了牆，好讓房客們住進來——一個警察，他的妻子和兩個女兒搬進了后屋；一個學生住在二樓亭子間；一個修鞋的在樓梯底下安居；還有兩個舞女住進了閣樓。他們的租金能貼補家用，但顯然養活不了一家人。

　　我們曾想過，也許我們的生活能恢復正常，有些方面，還真的和原來沒什麼兩樣。媽媽依舊喜歡使喚大家，包括房客，於是，我們還不至於突然就要自己倒馬桶、鋪床、掃地。即便這樣，我們還是很清楚自家淪落得多麼快，多麼徹底。以前的早點——豆漿，芝麻餅，還有油條——都吃不到了，現在我們吃的是廚子做的泡飯——一點剩米飯衝上開水，上邊再加點鹹菜調味。中餐、晚餐和早餐一樣可憐。一向無肉不歡的一家人，現在卻嚼著苦力才吃的菜：豆芽、鹹魚、白菜、鹹菜外加米飯。

　　每天早上，爸爸都出門去找工作，但他晚上回家后，沒人給他鼓勁，也沒人過問他。他讓我們破產了，在我們心中就失去了分量。如果我們不管他——不注意他，不關心他，以此來貶低他的地位，那麼他的淪落和破產就傷不到我們了。我們就這樣發泄著自己的氣憤與傷心。

　　我和梅也試著找工作，但很難。你得有關係。你得認識有頭臉的人——一個親戚，或是多年來你一直奉承的某個人——要有他們的舉薦才行。更重要的是，你得送一件價值不菲的禮物——一隻豬腿，一套寢具，或其他相當於兩個月薪水的東西。禮物既要送給舉薦你的人，也要送給你未來的老闆——即便只是一份在工廠里做火柴或編髮網的工作。人們都知道我們如今沒錢送禮了。在上海，生活對於富人和幸運兒像一條平靜而綿綿不絕的河流；而對於倒霉的人，絕望的氣息如腐屍的氣味那般強烈。

　　我們的作家朋友帶我們去俄國餐廳，請我們喝羅宋湯和廉價的伏特加。花花公子們——他們是富家子弟，去美國讀書，到巴黎度假—— 帶我們去上海最大的夜總會百樂門找樂子，喝杜松子酒，聽爵士樂。我們與貝絲娣還有她的美國朋友們出入昏暗的咖啡館，這些男孩子英俊又倔強，常被我們敲詐得一分不剩。有一次，梅消失了幾個鐘頭。我既沒問她去了哪裡，也沒問她和誰在一起。這樣反而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