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陽：郎朗事件證明「極右」與「極左」沒有兩樣

對郎朗在白宮演奏《我的祖國》大興文罪之師其實挺好玩的。好玩就好玩在這實際在客觀上對文革來了個否定之否定。

　　如果郎朗確如問罪者所罵的那樣，是明知故犯、借題發揮、蓄意「辱美」，那就順便證明了一個事實：在意識形態領域「提高警惕」、「繃緊階級鬥爭弦」沒 錯，符合「國際接軌」、「普世價值」。美國能如此，中國為什麼不能如此？當年為什麼不能對借題發揮、蓄意「辱華」、反共的東西來個揭發清算？由此可見文革 的大原則沒錯。  

　　如果郎朗確如他聲稱的那樣，此事出於無心，他事先對此曲的政治內容一無所知，那一口咬定他是「是中國獨裁者御用琴師」就是製造冤案。這就順便幫助了今 天的年輕人理解無數所謂「文革冤案」都是怎麼來的——就是如今這些抓住人的把柄、不由分說、無限上綱一棍子打死的人這樣製造出來的。由此可見製造冤案並非 文革獨有、中國獨有。  

　　這種「冤案製造專業戶」從來都是以「緊跟形勢、一貫正確」的姿態出現，文革時如此，如今仍然如此：文革時顯得比誰「左」，否定文革時顯得比誰都右。

　　比如，別看吳敬璉如今言必稱市場，文革時可是「極左」五．一六，「左」得宣布「一個人不應該有兩件以上的襯衫」、不讓往鉛筆盒、橡皮上寫名字：「不要把這麼一點點小東西都變成『私有財產』」。

　　又比如，別看這次對郎朗「借演奏反美」義憤填膺、帶頭揭發的魏京生如今是「民運人士」，文革中卻是「極左人士」——當初鬧「極左」製造冤案，如今鬧「民運」製造冤案，雖然面目不同、借口不同，製造冤案的本質卻是一脈相承。  

　　「極左」與極右本來就是來回變的一回事，而且萬變不離其宗——搞破壞。當無力直接對抗時，在「贊同」的名義下搞歪曲和醜化比直截了當說「不」更有破壞 性。如今讓許多年輕無法理解的各種「文革冤案」、醜聞就是這樣製造出來的，而且製造者往往就是如今否定文革最積極的「權威」。  

　　對郎朗的演奏，美國人暴跳如雷的並不多，傾向於相信郎朗的解釋的卻很多——「白宮發言人維耶特發表聲明，認為這首曲子是在羞辱美國的任何說法都是完全 錯誤的。這只是郎朗最喜歡的中國旋律之一。白宮另外在聲明中指出，在國宴上，郎朗演奏的是這首歌的曲子，沒有歌詞或其它任何政治內容，他只說了歌名，並說 此歌在中國很流行」。「《紐約時報》在一篇報導中，以「鋼琴政治？」為小標題，簡短地提到這個小插曲。文章認為在國宴上演奏這個曲子似乎是一個「令人遺憾 的選擇」，但是郎朗顯然不是故意這樣做的。」  

　　有意思的是一些中國人比美國人對「郎朗辱美」更義憤填膺，更積極上綱上線：「如果知道這首歌的背景，還選擇它演奏，那你可以懷疑他的動機或大腦智商。 如果他不知道，那中國大陸的教育比我想象的還糟糕」、「國禮場合, 給人以杯弓蛇影, 太不懂事。這樣一個中國怎叫人放心」、「很不合時宜」、「希望中美關係不會成為此類以及其他不起眼小動作的犧牲品」、「一個友善的中美關係，需要雙方在價 值觀上凝聚。儘管這次可能是誤撞，但希望未來朝這個方向發展」、「美國人民的感情如果因此受到傷害，那俺們應該代表亞洲人民說一聲對不起」……  

　　更積極的是「民運人士」，迫不及待地連夜揭發批判：「有一件讓我也感到羞辱的事情，不得不告訴你們」、「赤裸裸地把美國軍隊比喻為『豺狼』，並要用武器來對付它。在美國總統的國宴上演奏這樣的歌曲，難道不是對美國國家的極大羞辱嗎？」  

　　如此「對美國國家的極大羞辱」，最義憤填膺、最急著積極上綱上線的居然不是美國人而是某些中國人，真是「皇帝不急太監急」——難怪魯迅說：「叭兒狗往往比主人更嚴厲」。

　　法家誅行，儒家誅心。對郎朗的演奏追根刨底要挖出個「蓄意反美」的主觀動機之罪，正是儒家誅心的典型作派，也是大肆尊孔的自然結果。這跟文革中以「極左」的名義製造冤案其實是一脈相承。此脈不斷，更大更多的冤案還會源源不斷，這是靠大罵文革所無法解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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