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德國打麻將

麻將堪稱中國人的國玩，是有閑階層消磨時光的最佳方式。據說中國人在飽受鴉片的誘惑之後，作為報復曾想把麻將輸出，讓歐美人沾染此習無法自拔，無奈上鉤者不多。

在中國時我很少打麻將。一來是沒有那麼多閑工夫，二來是不上癮。差不多一年前認識了幾位愛搓麻的德國人，他們問我會不會打麻將，我驕傲地回答，不會打麻將還能算是地道的中國人嗎？從此我便常常被他們找去當牌架子。

第一次和德國人打麻將是在麻將幫幫主瑪爾塔（Martha Strasser）家，老太今年已經87歲高齡。但她耳不聾，雙眼裝有人工晶狀體，所以戴眼鏡以防光刺激，身板硬朗，尚能開車。最主要的是她思維敏捷，計算起各位搓麻輸贏所得的分數，又快又利索。她1921年出生在中國的漢口，父親奧托·克萊恩（Otto Klein）當年是嘉利（又譯開利，原文KAI LEE）公司的老闆，主要生意是把中國的雞蛋做成蛋粉銷往歐洲，也做桐油生意。母親莎辛是美國早期為數不多的女醫生之一，曾在協和醫院工作，她與丈夫育有三女一男，瑪爾塔排行老三，上有兩個姐姐、下有一個弟弟。兵荒馬亂的年月沒有什麼別的消遣，母親常常帶領他們幾個孩子在地下室打麻將，所以她練就了一身打麻將的童子功。1935年時局動蕩，父母把孩子們送回了德國。二戰後父母也返回德國，不久即因癌症先後去世。1984年瑪爾塔老太在闊別中國近五十年時再次踏上中國的土地，她以「無喉發聲」專家和病人家屬（她丈夫患有喉癌，術后五年無法說話）的雙重身份為中國喉癌術后病人辦訓練班，教他們用食道發音，重新開口說話。1996年她回到漢口尋根，找到了位於惠濟路的「老家」 。2005年她以84歲的高齡再度只身前往漢口，在中國朋友們的幫助下終於憑著記憶在廬山找到五十多年前她家的別墅，並在那裡驕傲地照下了舊地重打麻將的照片。昨天打麻將前，她又鄭重地委託我給2005年在漢口接待她的作家方方寫電郵，申明她父親是做和平貿易的，而當年《武漢晚報》報道她的文章中誤將他父親當作了另一位做軍火生意的克萊恩（Hans Klein），希望能夠予以更正。

定期前往瑪爾塔老太位於慕尼黑郊區宜青（Icking）家中打麻將的另一位幹將是謝清格教授（Prof. Schürzinger）。他曾經是空軍飛行員，后在台灣輔仁大學出任數學教授多年，講一口流利的中文。他愛上麻將是這幾年退休后的事，他自己也有一副麻將，有時也在自己家中或別的住在市內的牌友家打。但瑪爾塔老太家的牌局他是從不放過，也是最熱心的組織者之一。他買有打麻將的指導書，每打完一局都要根據計算分數的表格一絲不苟地認真計算。有時我真想建議，既然不玩兒錢，輸贏都用骨頭針支付，乾脆在每個人名字下寫「正」字計算得了。但轉念一想，做什麼事都具有一絲不苟的科學精神的德國人肯定不同意我的動議，也就懶得提什麼改革方案了。

其他常來湊趣的人士有一位女醫生、一位女心理學家、一位曾在日本生活多年的女日本通，還有一位在稅務局工作的男士，最近又剛剛發展了一位新手，她父親曾是蔣介石德國軍事顧問韋策爾的副官。要說起他們的打法與中國北方麻將的打法有什麼不同，那就是一個字「嚴」。首先是一順的牌（如四、五、六）只許出現在一種花色中（或條、或萬、或筒），其次是即使一條龍了，另一副碰的牌也必須是同花色的。因為清規戒律多，所以間或有牌已抓盡，而沒人能贏的局面。而且一局打下來的時間也比在中國要長。有時我抓來的牌不錯，幾個回合下來自己就按照中國玩法興高采烈地喊出了「胡」字，結果德國牌友一致抵抗，不承認我贏了，我只好把亮出的牌再拾起來，按著德國規矩繼續慘淡經營。這時不信佛的我就默默地向菩薩求援，讓菩薩助我一臂之力，把這局贏了，結果十有八九我還真能贏。主要是多數人年事已高，看了我的牌也沒記住，又把我需要的牌打了出來。

每個月去與這些德國麻將迷們一起玩兒一兩次麻將，在幾個鐘頭的搓麻消遣中幫他們圓圓他們的中國夢，讓自己也找回一些我是中國人的感覺，這恐怕不失為一種美好的經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