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戰兩報一刊 推倒劃界理論 - （一次被取消的演講）辛子陵

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遲遲推不動，阻力來自權貴集團的本能抗拒，他們的列寧主義護身符就是「劃界論」。我寫了篇文章《挑戰兩報一刊，推倒劃界理論》在網上發表，就是要從根本上推倒「劃界論」，粉碎「劃界論」。

政治體制改革風聲一起，主流媒體的寫手們紛紛出來劃清界限：問一問姓無姓資，劃清資產階級民主與無產階級民主的界限。《光明日報》於9月4日拋出《兩種不同性質的民主不可混淆》，署名徐振華，據說真正執筆為文的是主導意識形態的一位高官。9月8日《光明日報》刊登社科院政治學所所長房寧的文章《劃清兩種民主的界限是中國民主政治建設的前提》；同日，《解放軍報》發表解放軍南京政治學院院長蔣干麟的文章，要劃清「四個重大界限」；《求是》第18期發表署名秋石的文章，題目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制度優勢與基本特徵》，也提出了「劃清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同西方資本主義民主的界限」，兩報一刊齊上陣，為反對政治體制改革造勢。

「劃界」理論是祖師爺列寧傳下來的，其代表性的著作是《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寧當時底氣十足地說：「無產階級民主比任何資產階級民主要民主百萬倍；蘇維埃政權比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要民主百萬倍。」  這一理論有兩大要點：一個是階級論，無產階級民主制是工人階級、農民和廣大平民坐天下，這是階級的優勢；一個是數量論，工人階級、農民和廣大平民永遠佔全國人口的90%以上，這是數量上的優勢。列寧說：「無產階級民主制（蘇維埃政權就是它的一種形式）正是為了絕大多數的人，即為了被剝削的勞動群眾而把民主發展和擴大到世界上空前未有的地步。」  這兩論一擺，反對者只好噤聲。後來，各社會主義國家的共產黨以這個為護身符，理直氣壯地實行一黨專政幾十年。

這一套理論在社會主義國家第一代領導人執政的時代，人民還是信服的。暴力奪取政權，首領不執政誰執政呢？兩代人的時間，合法性的危機就出現了，三代人的時間，就出現了蘇聯垮台，東歐劇變，中越等國走上了改革開放的道路。

列寧為一黨專政打造的「護身符」是1918年發表的，距今九十多年了。無產階級民主制和資產階級民主制都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這個根本性變化表現在彼此易位。「無產階級民主制」逐漸演變成了代表一小撮權貴資產階級的政權（如中國、朝鮮），「資產階級民主制」超出了有錢人的範圍，變成了全民民主制的政權（如美國、歐盟諸國），投票權成了百姓維護自己權益的有力武器。

先說資產階級民主制的變化。16至19世紀，歐洲和美國先後發生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這些革命並沒有能夠立即實現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的政治理想，歐美等國都曾經有選舉的財產限制，說這個時期的民主僅僅是有錢人的民主大體是不錯的。1883年恩格斯說：「『理性的勝利』建立起來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極度失望的諷刺畫。」  由於工人階級的鬥爭，由於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從19世紀末葉開始發生變化，這些國家紛紛取消了選舉的財產限制，實行普選，美國和西歐國家逐步實行了政黨政治，工人階級政黨在議會中有了一定的席位。當1890年2月德國社會民主黨在大選中獲勝，把鐵血宰相俾斯麥趕下台，廢除了用恐怖手段限制工人運動的非常法的時候，恩格斯的觀點完全變了。他肯定了在民主憲政的框架內，有成效地利用選舉權，是無產階級的一種嶄新的鬥爭方式，他甚至認為這是一場「社會革命」。 1924年1月，英國出現了世界第一個競選上台的工黨政府――麥克唐納政府；至六七十年代，美國和西北歐各國家逐漸演變成為新資本主義――民主社會主義。

社會民主黨（工黨）帶給資本主義制度的是政策調節，不是制度重建，制度是資本主義的民主憲政奠基的。所以從制度上說，這是一種改良，不是革命。但這次改良，在人類歷史上的意義非比尋常，其影響超過了俄國十月革命。十月革命是一次試錯，沒有給人類找到出路。歐洲社會民主黨人使老資本主義變成了新資本主義，使暴力革命變成了和平進化，使社會重大的利益調整出現了雙贏的結局：一方面，保留私有制，不剝奪資產階級，保護了先進生產力，保證了生產率的不斷發展；一方面，政府調節分配，向富人徵收高額累進稅，實行全民福利制度，實現了相對公平，縮小了貧富差距，這是一個資本家可以接受，勞動者也滿意的根本國策。所以恩格斯把這種政策調整提高到「社會革命」的高度來認識。一個既非老資本主義，又非蘇聯式的老社會主義的新的社會制度就這樣產生了。

1945年二戰勝利后，英國工黨政府首相艾德禮領導了一場民主社會主義改革。主要措施是：礦山、銀行、交通運輸、鋼鐵生產及社會服務性企業實行國有化，使經濟領域中的國有成份達到百分之二十；通過級差明顯的累進所得稅，使社會總收入的五分之二通過稅收由政府實行再分配；實行「全民福利」的社會政策，對所有人實行疾病、事故、年老、傷殘、失業、生育、死亡等廣泛的保險，並對所有人提供免費醫療；中小學生享受免費教育。艾德禮說：「工黨政府正在英國建立一種優於資本主義和蘇聯式社會主義的最好的制度。這種制度叫做民主社會主義」。 民主社會主義就是這麼叫響的。

美國學者Ｗ·Ｅ·哈拉爾把民主社會主義稱作新資本主義。他在《新資本主義》一書中說：新資本主義是「一種溝通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世界秩序。」 「超越現有的『舊資本主義』和『舊社會主義』的僵化的意識形態。」  民主社會主義和新資本主義是一枚硬幣的兩面。所指的是同一個事物，同一種社會制度。民主社會主義最偉大的成就，就是在民主憲政的框架內，使原來的老資本主義國家通過生產力的大發展和調節分配，基本上消滅了城鄉差別、工農差別和體腦勞動的差別，鑄就了民主社會主義的輝煌。這一成就使蘇聯模式的所謂科學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黯然失色。這是促成蘇聯和東歐國家「和平演變」的根本原因。

民主社會主義的典範瑞典的經驗具有普世價值：在民主憲政框架內，瑞典社民黨依靠自己政策的正確，代表了廣大人民的利益，得以連選連任、長期執政的經驗；在經濟建設中把效率和公平統一起來，實現同向分化、共同富裕的經驗；正確處理勞資關係，調動工人和企業家兩個積極性，實現勞資雙贏的經驗；有效地防止特權階層出現，杜絕官員以權謀私、貪污受賄，長期保持廉政的經驗，為我們在改革開放中堅持社會主義方向，走民主社會主義道路，提供了成功的範例。

以上我們說的是資產階級民主制的演變。它一開始是不完善，但它能與時俱進，不斷改進和完善自己。列寧在《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書中曾批評了美國對黑人的私刑， 當時確實如此。1963年美國黑人還在聽馬丁·路德·金的講演，要求普選權，要求取消種族歧視。1965年黑人就有了完整的公民權，1969年就出現了第一個黑人市長，2008年就選出了第一個黑人總統。奧巴馬的祖父是奴隸。資產階級民主制的社會基礎越來越寬廣。由代表資產階變成代表全社會的利益。

蘇維埃的「無產階級民主制」從來不作任何有利於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改進和完善，它朝著比資產階級還要資產階級的方向改進和完善。葉利欽親歷了蘇維埃政權蛻化變質的過程，請看他的生動敘述：

就連我這個政治局候補委員，這樣的級別，都配有三個廚師、三個服務員，一個清潔女工，還有一個花匠。

我頭一次到別墅時，在入口處，別墅的衛士長迎接我，先向我介紹此處的服務人員——廚師、女清潔工、衛士、花匠等一些人。然後，領我轉了一圈。單從外面看這個別墅，你就會被他的巨大面積所驚呆。走進屋內，只見一個五十多平方米的前廳，廳里有壁爐、大理石雕塑、橡木地板、地毯、枝形吊燈、豪華的傢具。再向里走，一個房間、兩個房間、三個房間、四個房間。每個房間都配有彩色電視機。這是一層樓的情況，這兒有一個相當大的帶頂棚的玻璃涼台，還有一間放有撞球桌的電影廳。我都弄不清楚到底有多少個洗臉間和浴室。餐廳里放著一張長達十米的巨大桌子，桌子那一頭便是廚房，像是一個龐大的食品加工廠，裡面有一個地下冰櫃。我們沿著寬敞的樓梯上了別墅的二樓。這兒也有一間帶壁爐的大廳，穿過大廳可以到日光浴室去，那兒有躺椅和搖椅。再往裡走便是辦公室，卧室。還有兩個房間不知是幹什麼用的。這兒同樣又有幾個洗臉間和浴室。而且到處都放著精緻的玻璃器皿，古典風格的和現代風格的吊燈、地毯、橡木地板等其他東西。

結束巡視之後，衛士長興奮地問：「這個別墅怎麼樣？」我們好像哼哈了幾句。我們一家人基本上是被驚呆了。

所有這一切都是那樣毫無意義。我現在對什麼是社會公正、什麼是社會兩極分化已經沒什麼好說的了。

中央書記和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都是乘專機，伊爾-62或圖-134。在乘機時，一個人身邊有好幾個保鏢和服務員。

如果你爬到了黨的權力金字塔的頂端，則可享有一切——你進入了共產主義！那時就會覺得什麼世界革命、什麼最高勞動生產率，還有全國人民的和睦，就都不需要啦。

克格勃第九局正在建立共產主義。

當人們了解到這令人憤怒的社會不公，並看到黨的領袖不採取任何措施以制止黨的高層人物的這種不知羞恥的掠奪，就會失去最後一丁點的信任。

這是蘇聯垮台前夕的情形，主要講特權這個側面，和我國現在的情況比較，就是小巫見大巫了。

中國的無產階級民主制，或曰人民民主專政制度，是蘇聯模式的變種，經歷了三代人的時間，歷史地走向了反面。如果說上世紀40年代在野時的中國共產黨還表現出是一個追求民主自由的進步黨，一個反對貪污腐敗的廉政黨，一個反對專制獨裁的民主黨，那麼今天的中國共產黨，在執政掌權60年之後，已經墮落成為一個反對民主是普世價值的黨，一個貪官「前撲後繼」的黨，一個為維護權貴利益堅持專制獨裁的黨。《光明日報》的文章開宗明義地提出「由誰統治」的問題，好極了，我們就從這裡切入，只要一較真就會發現，這正是執政黨的軟肋。構成我們政權的四梁八柱是些什麼人呢？

2006年4月初，國務院研究室﹑中紀委辦公室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完成了《全國地方黨政部門﹑國家機關公職人員薪酬和家庭財產調查報告》。報告披露：廳級以上幹部已是官僚特權階層。官僚特權階層年收入是當地城市人均年收入的8～25倍，是當地農民人均年收入的25～85倍。深圳市的地廳級幹部的平均財產相當於一個普通市民250年的工資，省級幹部的平均財產相當於一個市民 300年的工資。在金融、外貿、國土開發、大型工程、證券五大領域中擔任主要職務的，有85-90%是高幹子女，實際上已形成了官僚資產階級。

據該報告披露：

全國有七省市地廳級以上幹部及配偶擁有財產超七百萬，概況如下：廣東省，平均800萬至2200萬；上海市，平均800萬至 2500萬；福建省，平均700萬至1600萬；浙江省，平均700萬至2000萬；江蘇省，平均700萬至1800萬；山東省，平均 700萬至1500萬；遼寧省，平均700萬至1400萬。

七省市地廳級以上幹部及配偶擁有住宅數及平均面積如下：廣東省，平均3.5 幢，面積600平米至900平米；上海市，平均2.5幢，面積450平米至850平米；福建省，平均2.5幢，面積500平米至600平米；浙江省，平均3幢，面積500平米至650平米；江蘇省，平均3.5幢，面積600平米至800平米；山東省，平均2.5幢，面積500平米至700平米；遼寧省，平均3幢，面積600平米至850平米。

從2003年至2008年6月底，在職地廳級以上官員離婚再娶者52570人。這裡頭少數有正當理由，有許多屬於喜新厭舊，更多的是為了轉移財產，把巨額財產劃在前妻名下，貪官自己，既保住了江山（職位），又可再娶個美人。

據《遠東經濟評論》2007年第4期報導：至2006年3月底，內地私人擁有財產（不包括在境外、外國的財產）超過5000萬以上的有27310 人，超過1 億元以上的有3220人。億元以上的90%是高幹子女，有2932人，他們擁有資產20450億元人民幣，平均每人6.7億元。其中：廣東省，1566人；浙江省，462人；上海市，225人；北京市， 195人；江蘇省，172人；山東省，141人；福建省，92人；遼寧省，79人。

2006年世界銀行報告稱，中國0.4% （這個數字許多文章引證錯了，說成了百分之四，是百分之零點四，即千分之四）的人口掌握了70%的財富，美國是5% 的人口掌握60%的財富，中國的財富集中度世界第一，成為世界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

一位在中國居住了二十多年的美國官員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的問題，其實很簡單，就是那麼大約500 個特權家庭的問題。這500個家庭，加上他們的兒孫、親友及身邊工作人員，構成了約5000人的核心體系。他們之間還存在著普遍的通婚聯姻關係。他們壟斷權力，形成利益集團，竭力維護現狀，並製造了「一旦民主，就會天下大亂」的謊言。

鄧小平說：「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

現在我們應該正視，我們的經濟改革，從單純經濟觀點看是成功了（估且不談付出了過多的環境、資源和勞力的沉重代價），但從政治上看，是失敗了。要承認這個失敗，挽救這個失敗，經濟改革的成就才能保住；不能挽救這個失敗，將是歷史的大倒退。我們政治上的失敗，主要表現在共產黨由窮人黨向富人黨的蛻變；政權由建國初期的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聯合政權，經過了毛澤東獨裁統治，向官僚資產階級政權的蛻變。

在高幹子弟中出了2932個億萬富翁，平均每人財產六億七千萬，這不能不影響到我們政權的性質。前國家副主席的兒子曾偉，在澳大利亞的悉尼買了一幢豪宅，花了兩億五千萬人民幣，轟動世界。一般來說，三百萬美元以下的算是一般豪宅；三五百萬的算是中等豪宅；一千萬左右的算是高檔豪宅；兩千萬以上的應該是豪華莊園了，自家配有養馬場、小型跑馬場和高爾夫球場。1998年蔣宋美齡生前以280萬美元賣掉了紐約長島蝗蟲谷豪宅，據行家估算現在應該價值1000萬美元，摺合人民幣約7000萬元。曾偉的豪宅價值是蔣宋美齡紐約別墅價值的3.5倍。我黨曾經義憤填膺地號召和領導人民打倒國民黨的四大家族，如今我黨領導人的家族，在經濟地位上取代了四大家族的位置，在巧取豪奪的財富數量上遠遠超過了他們，還硬說是人民在當家作主，這樣的瞞和騙能夠長久嗎？

與此形成強烈對比的是普通老百姓中近年發生了十幾起為抗議政府征地拆遷而自焚的事件。上月10日，江西省宜黃縣鳳崗鎮鍾家，受縣長帶領拆遷隊的野蠻逼迫，舉家自焚，燒成重傷三人，一人不治死亡。鍾家兩個女兒上京告狀，縣委書記又帶了四十多人追到南昌昌北機場，把兩個女孩堵在機場女廁。縣長、書記齊出動，如此殘害百姓，這個地方政府還能算是人民政府嗎？宜黃縣委書記和縣長都受到了撤職處分。有的青年朋友認為，只要上級領導是包青天就能解決問題，為什麼非要政治體制改革呢？我給大家講講台灣是怎麼解決這類問題的。社科院的於建嶸是個為民請命的知識分子。他訪問台灣，預定日程完畢之後，他要求接待方給他派一輛車，他要到各縣隨機採訪。人家很大度，派了車，讓他隨便接觸老百姓。於建嶸每到一家就問一個問題：如果政府要拆你的房子，你怎麼辦？台灣人沒遇到過這樣的事情，連說不可能，政府怎麼會拆我的房子呢？於建嶸說：這是個假定、假設的情況，請您回答。台灣百姓說：那我給聯繫我的議員打電話，他在參議會彈劾縣長，縣長就可能被罷免。於建嶸說：真的嗎？那戶主人找出一張聯繫卡片，當場打電話，真把縣參議員叫來了。我們的政治體制如果有這樣的機制，宜黃鍾家還至於自焚嗎！遺憾的是我們的人民代表是協商指定的，不是民選的（雖然履行投票形式），和人民沒有那個聯繫，你叫他，他不理你，你找到他家裡把情況告訴他，他要和黨、和政府保持一致，絕不會替你說話，他要替你說話，下一屆的人民代表就當不成了。政治體制改革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就是習近平最近說的「權為民所賦。」民選縣長，縣長怕百姓；任命縣長，百姓怕縣長。包公戲久演不衰，是因為沒有包公，人們一代一代地期盼著。包公是人民理想中的小救世主。既不能靠大救世主，指望出個好皇帝，也不能靠小救世主，希望各地出包公。只有民主制度，老百姓把選擇官吏、選擇國家領導人的權力掌握在自己手裡，可以選他，把他舉起來；也能罷免他，把他拿下去，這才靠得住，政治體制改革的過程，就是實現「權為民所賦」的過程。現在常說的「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統一」是一句貌似全面、正確的廢話。縣長和書記逼得鍾家自焚，只見黨的威勢，不見依法治國，老百姓連自家的房子都保不住，遑論對國家大事的當家作主。

兩報一刊的文章竟然把「5000人的核心體系」對13億人民的統治和剝削說成「是人類歷史上先進的社會主義性質的民主，它把過去只有少數剝削者才能享受的民主變為大多數人都可以享受的人民民主，使廣大人民群眾真正成為國家和社會的主人」。

這種站在雲端說出來的神話，離開中國社會實際十萬八千里，在官方改革派公布的那些官僚資產階級巧取豪奪、貪污腐敗的事實面前，顯得那樣虛偽，那樣狡詐，那樣無恥。顛倒黑白，混淆是非到這種程度，連指鹿為馬的祖師爺趙高都只能自嘆弗如。在推動中共亡黨亡國的問題上，兩報一刊反對政治體制改革的文章又立了「頭功」。

結論：原來說共產黨是代表工人階級、貧下中農和廣大民眾的，黨的掌權集團經濟地位的變化把這種代表關係完全顛覆了。「由誰統治」？現在是「5000人的核心體系」對13億人民的統治，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這個國體，一不代表窮人，二不代表多數。一黨專政絕對失去了階級基礎和群眾基礎。

這樣說，並不是說黨和政府中就沒有代表廣大人民利益的人了，有，這就是改革派。2010年以來，國民收入的分配政策大規模地向民生傾斜，是胡溫新政不絕如縷仍然存在的標誌，但他們的處境非常困難。權貴集團是通過綁架黨、綁架政府的形式實現他們的利益的。現在是常人政治。一個普通人，跟我們一樣的人，幸運地通過各種機遇走上了黨和國家的領導地位。他們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來行事，只能按照社會的合力來行事。在組成當今社會合力的各股力量中，權貴集團力量最強，所以權貴集團可能決定政策的方向，改革的方向。常人政治的常人領導人可能成為權貴集團的俘虜，被他們所掌控，成為他們的工具，這就是常人政治的困境。現在事實上是「5000人的核心體系」控制了黨和政府，改革派不能有大的作為，連呼籲政治體制改革的講話都被媒體過濾掉，並受到主流媒體的圍攻，他們企圖把改革派領導人與人民隔絕開來。改革派領導人要擺脫困境，只有向民間尋求支持。

現在共產黨內事實上有三派：官僚資本主義派、毛派和民主社會主義派。

官僚資本主義派是當權派。他們控制著國有企業，控制著媒體，控制著國家機關。他們主張改革開放既不前進（搞政治體制改革）也不後退（放棄經濟改革的利益回到毛時代），停下來。這最符合他們的利益。他們的口號是「穩定壓倒一切」。想的是「維穩」，乾的是「維穩」。他們增加維穩經費，擴大維穩編製，甚至運用安元鼎保安公司這樣半黑社會力量抓捕關押上訪者，想在國慶60周年露一手，創造太平盛世。讓他們沒想到的是2009年的群體性事件達到23萬起以上， 比起2008年的12萬起，翻了一番。他們終於認識到，治理13億人口的一個大國，靠暴力擺平一切是不可能的。他們抗拒政治體制改革的意志有所動搖。標誌性的事件是2010年7月上旬，曾任瓦文薩的顧問，被譽為波蘭1989年和平轉型的靈魂人物的亞當·米奇尼克應邀訪華。

毛派的主體是粉碎「四人幫」后政治上的失意者，以代表工農弱勢群體的面目出現，打毛的旗幟，以「公平正義」奪取話語權，實際上是不甘心被邊緣化的地位。他們並不是真心想回到缺吃少穿的計劃經濟時代，而是要奪取政權，至少是謀求政壇上的一席之地，急不可待地組織了兩個毛派政黨，又沒見其中的共產黨員聲明脫離共產黨，許多人成了「跨黨分子」。他們甘為權貴集團利用，攻擊改革派，成為權貴集團政治上的同盟軍。

民主社會主義派由黨內民主派演化而來，以胡耀邦、趙紫陽為代表，胡趙被撤換後跟著失勢。這一派是一個廣大的黨內幹部群體，離退休老幹部多數屬於這一派，在職幹部和廣大知識分子中也不乏其人。他們人數眾多，但不顯山，不露水，不組黨，不組派，是改革派在黨內的堅定支持者和組織基礎。他們憂國憂民，真心為黨，主張把公平和效率統一起來，走民主社會主義道路，是建設性的救黨派，吸引了越來越多的人。現在，一個類似社會民主黨的派別或政黨，已經水到渠成，呼之欲出了。誰能舉起民主社會主義的旗幟，誰將在黨內和民眾中爭得多數，誰將在十八大勝出，並主導中國的未來。

令人欣慰的是溫家寶總理最近明確表態：「政治體制改革是鄧小平很久以前就提出的概念。儘管社會議論紛紛，儘管遇到阻力，我仍會堅定不移推動我的信念。在我能力範圍內，推動政治改革，風雨不倒，至死方休。」 他還表示：「中國的下一代領導人將繼續堅持改革開放，決定國家力量的是人民。人民的力量、人民的願望是不可阻擋的，順者昌，逆者亡。」  溫總理的堅定態度，說明在當權派中，改革派的聲音越來越大，越來越強硬。這種明智態度，是中國民主轉型的希望。正當改革派的領袖人物向人民走來，與人民結合的時候，有人敗壞溫家寶的聲譽，企圖把溫家寶和人民隔開。我很贊成一位網友的意見：「我們沒有任何理由懷疑溫家寶的真誠，勇敢和大度，他是活著的趙紫陽和胡耀邦，我們不要等待中國開明的領導人失去了權力以至生命之後，再去紀念他，緬懷他，我們應當在此時此刻就給他多一些鼓勵和支持！」

我將恩格斯的一條語錄，贈給黨內各派：

老的政黨註定要滅亡，老的套語變得沒有意義了，老的口號已被推翻，老的萬應靈藥已經失效了。各個階級的有思想的人，開始看到必須開闢一條新的道路，而這條道路只能是走向民主制的道路。

今天的講演主要是批倒「劃界論」。撰寫「劃界論」理論文章的同仁如果不服，可以下一次到三味書屋來跟我辯論，也可以在中央電視台舉行公開辯論，你們把我駁倒了，我辛子陵從今不再談政治體制改革，如果是我把你們駁倒了，你們就不要再把「劃界論」當作反對政治體制改革的萬應靈藥，現在是既麻痹不了自己，又忽悠不了人民。記住恩格斯的話：老的萬應靈藥已經失效了。（2010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