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版 | 簡體版 | 發布廣告 |常用工具 | 網站地圖

登錄註冊找回密碼切換風格

我要發布

倍可親首頁 › 日誌 › 樂倫 › 日誌

樂倫

https://big5.backchina.com/?261700

陳有西：反思重慶現象的國家樣本意義 - email 轉載

作者：樂倫於 2013-2-15 04:12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作者分類:政經軍事|通用分類:政經軍事

關鍵詞：false, 重慶, email, 國家, email

反思重慶現象的國家樣本意義

——在中國改革論壇《依法治國與重慶教訓》上的發言

陳有西

今天名家雲集，胡部長也來了，很多都是我們非常尊敬的憲政學者和其他領域的權威學者。這麼寶貴的時間，先留給我們三人重點發言，很感謝《中國改革》和《胡耀邦史料信息網》的安排。

我昨天準備這個發言時，一直在思考選個什麼樣的題目。結果選了「重慶反思的國家樣本意義」這麼個提法。「國家樣本意義」，題目有點大，我想了好久，但是仍然用了，因為覺得比較貼切。覺得今天我想談的，就是這麼一個重大的題目。是我這階段一直在思考的一個重點。

剛才童之偉教授和李庄的演講，各有側重。童教授是對重慶打黑，進行了深入細緻研究的理論法學界的重要學者；而李庄則有切身感受，是親歷者。他在出獄后，多次回重慶，了解了非常多的內幕案例，尤其是有大量的第一手的數據，現在李庄是解剖重慶現象的一個金礦，最近他的申訴複查的事，引起全國主流媒介的關注，人民網、新華社都上了，非常熱。他自己也忙得不亦樂乎。這不是為了他一個人，而是一個重要的信號，體現的是民心所向。

實際上，我也受理處理著一些重慶的重大冤案，有公安機關內部被冤打的，有企業家被冤判的。重慶朝天門碼頭一個託運公司、重慶市渝西半島實業公司的王能案，50億的資產被黑打，經營行為都發生在浙江紹興，卻說他在重慶欺行霸市。文強的案子，我也研究了解過。他的強姦罪根本不能成立，受賄罪有大量水份，根本不夠死刑。黎強的案子，西政的刑法專家趙長青教授在辯的，為了壓制他真辯，重慶就查他的女婿的律師事務所的稅，迫使他退出辯護，不要真辯。這種做法，重慶當局當時是極其卑鄙，是無所不用其極的。

我在李庄出來以後，就曾經發過文章，李庄的案子他自己出來了，很多事情他自己會做的，我可以退在一邊。因為他是一個非常優秀的刑辯律師，有自我保護能力，所以我們就退到第二線，沒有多說話。最近這一段時間，特別是「十八大」之後，情況特別好，之前我就聽到領導說，「十八大」以後，李庄案複查會啟動的，現在也說到做到了。

《中國改革》和胡耀邦史料網今天能召集這麼一個會議，反思重慶現象同國家法治的關係，非常有意義，我下面就接著李庄剛才講的，再說幾個更加宏觀的話題。扼要地闡述四五個小專題。

一、重慶教訓需要深層思考

我現在提出四個問題，供大家一起深思：

1、重慶教訓是個別現象，還是中國普遍現象？有沒有內在的規律可循？因為在李庄案以後，我又接了很多全國性打黑的案子，進行辯護。在貴州貴陽、在江西宜昌、在湖北武漢、在江蘇常州、在黑龍江伊春、在浙江金華，打黑的模式不斷被複制，連公安的《起訴意見書》到檢察院的《起訴書》，再到法院的《判決書》，公訴的模式、偵察機關取證的模式和法院判決書的邏輯論證，一模一樣。打黑「黑打」，對民營企業的摧殘，不只是在重慶，全中國都在發生。這點好多人沒有認識到。

2、重慶現象是薄熙來個人因素導致的嗎？是他個人野心膨脹，急功近利，就搞出這麼些行動嗎？重慶事件后，很多人認為重慶問題就是薄熙來一個人搞出來的。再用了一個瘋子王立軍。做出了那麼多極端的事。但經過兩年多的觀察、思考，我覺得，產生重慶悲劇的社會基礎，在中國是非常雄厚的存在著的，如果我們不對重慶現象進行深刻的反思，如果對重慶問題沒有非常準確的定位和反思的話，發生重慶悲劇的土壤照樣還存在，不在重慶發生，也有可能在別的地方發生。

3、重慶現象只發生在重慶嗎？有沒有影響到其他地方？無論「唱紅」，還是「打黑」，當時都得到了一些重要部門和重要人物的支持。唯其如此，重慶問題清理起來，就特別困難。因為有些根子並不在重慶。有沒有影響到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地區？我最近接了一個珠海的「打黑」案子，完全是在「黑打」，把沒有任何罪的一個私營企業家，搞了9個罪名，抓了14個人，都是企業內部的管理人員。沒有一個社會閑雜人員。而其行為，都發生在自己向政府承包的養殖海域里，針對別人的入侵和騷擾進行的自我保護行為。沒有一件事情發生在陸地公眾場所，卻被搞成犯了九種罪的「欺行霸市」的黑社會勢力。他「霸」的全是自己的合法承包海域里。這是地方為了完成打黑落後的「硬任務」，拼湊出來的黑社會。其方法，完全是在複製當時的重慶模式，跟風。生怕這方面落後了，「打黑」不力了。

4、薄熙來退出政治舞台後，就能夠消除重慶現象嗎？沒有薄熙來，我們中國會不會再發生重慶這樣的悲劇？這是更高一個層次要思考的。今後的中國，這種隱患有沒有消除？

二、重慶模式為什麼差點就成了？

我出場為李庄辯護，是一個偶然事件。當時根本不知道重慶的水有這麼深，當時只是「律師幫律師」，lawyer for lawyer的想法。當時全國很多人「唱紅」，中央有關部門是肯定的，當時的「打黑」，各省很多公安局，派人到重慶去學習。東北、安徽、湖北，都有公安機關去向王立軍取經，有的幹部就直接調到了重慶，被王立軍重用。有的地方還派副檢察長去重慶掛職學習。湖北當時一個經偵總隊的負責人，一年半以後給我打電話，說感謝你寫的《法治沉淪：中青報奇文批判》這篇文章，本來我要帶40多個人去重慶學習取經的，就是看到你這篇文章，我們起了懷疑，剎車了，沒有去參觀訪問，沒有複製他們的模式。現在想來都后怕。我到武漢開會，這位同志專門來賓館看我。全國很多公安局到那邊去學，如果沒有王立軍的叛逃，沒有薄熙來野心膨脹，迅速暴露出來，急於表現自己，《薄熙來之歌》都出來了，他如果再忍個八個月，可能就入局了，真有可能。重慶模式走向全國，真的是一步之遙。我們中國的法治道路將會怎樣？我們越想越后怕。

為什麼重慶模式差一點就成了呢？為什麼我們這個龐大的組織，整個系統，會如此無力呢？北京大學、人民大學、北京郵電大學，這些大學，為什麼全部會失守，為他搞課題、為他背書，為他抽專家寫作那麼多歌功頌德的「重慶模式」的書？為什麼北京這樣的最高學府，會這樣缺免疫力？拿幾百萬上千萬的錢，這點好處，就能為他搖旗吶喊？為什麼鳳凰、新浪這樣的大網站，會連篇累牘的登他的「唱紅打黑」？在上海開了熱熱鬧鬧的「日出重慶東方紅」的會議，文革餘孽和極左勢力都出來公開否定改革開放三十年的路線，為什麼沒人阻擊他？如果他上去，會是怎樣的情況？

為什麼重慶道路差點成了？我覺得有這麼幾個原因：

一個是「唱紅」的思想基礎，同我們一直在進行的意識形態灌輸方法是吻合的。紅海洋癔症，並沒有消除。因為對文革我們並沒有真正清算和反思。主流意識上，薄的做法有強大的傳統依據。我們共產黨建立國家，學蘇聯的意識形態灌輸、思想操縱，斯大林主義根深蒂固。文革發展到極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思考那麼多年，我們的憲政思想有了一定復甦，到了九十年代，很多地方回潮了，思想解放的成果被否定了。我們那種對文革的思考的教訓，得到的精神遺產，全部夭折了。當然現在「十八大」也講，我們的旗幟不能倒，我們不會走邪路，老路也不會走。那麼我們政治生活中的個人迷信，專制主義，以人劃線，自相殘害，殘酷鬥爭，要不要擯棄？實際上80年代，我們已經非常深的思考到這些問題了，可是後來全部回去了。唱紅的基礎，並不是重慶才有的。要回到計劃經濟、回到純公有制、回到思想控制和個人祟拜，這種思想基礎是非常濃厚的。

第二個是打黑的法律基礎。我們的泛犯罪化立法，導致運用刑法工具整人非常容易。這一點不是專業的刑事辯護律師，是感受不到的。我們 1979 年《刑法》、《刑訴法》「兩法實施」以後，經過了 30 年《刑法》的發展。隨著商品經濟、自由市場經濟的發育，我們搞了八次《刑法修正案》，現在的《刑法》罪名已經發展到450多個，市場經濟秩序方面的犯罪罪名，有110多個。現在要折騰一個中國企業家，非常容易。企業家人人都是待罪之身。隨便找找，一個企業、一個企業主找出十幾個罪名，易如反掌，隨便都能找到。只要這個公安局長心術不正想搞你，沒有一個企業家能逃得過這個法網。就是說我們打黑的法律工具基礎，已經建成了。

市場經濟初起階段，我們有個「法律萬能論」，出現一個問題，就立一個法去解決，出現一種要治理的社會問題，就立一個新的罪名。我之前就是從公安廳出來的，我深深感覺到，立法萬能論對我們國家市場經濟的嚴重破壞。立了那麼多市場經濟秩序方面的犯罪，固然治理了很多市場無序問題，同時，也導致我們現在，不用再像《暴風驟雨》中「土改」時期那樣，用民兵連長槍斃人剝奪富人財產了，用公安局抓人就夠了。現在中國《刑法》的法網，沒有一個企業家能夠逃得過去。用公檢法剝奪一個企業、一個富人的財富，是分分鐘的事。而我們的憲法基礎是公有制，是先天歧視私有財產的。這種刑法思想是有憲法性依據的。重慶能夠這樣大規模地把無辜的企業家打成黑社會基礎，剝奪他們，判決他們重罪，甚至剝奪生命，同我們的的這種憲法思想、刑法思想是淵源相承的。我們的法律基礎有天然的消滅民營企業的基因。

現在全國人大那麼多專家常委、法學家常委進去，有沒有人在思考立法萬能論的危害啊？不是我現在嚇唬人，任何一個企業家，經營五到十年，如果我是公安局長，每個人整五個罪名，一點問題都沒有，完全可以搞到死刑。像文強怎麼被殺掉的？說他是黑社會保護傘，判決書中認真去看，他保護了誰？他的受賄，都是在公安內部部下這裡受賄，沒有一個黑社會老大給他送錢，只有龔剛模給他送了3萬塊錢。受賄數額，比他早的一個中海油的受賄一億八，死緩，他幾百萬，能夠死刑嗎？強姦罪，那個女大學生，房子都買了，同居了，按司法解釋，即使第一次是不願意的，後來長期同居，也不能按強姦定性。不能構成強姦罪。因此，對他的死刑判決，根本不是依法辦案。情節中的弄虛作假，也是一清二楚的，而文強居然被殺掉了。而且，王立軍公安局這樣搞，檢察院守不住起訴關，法院把不住審判關，最高法院把不住死刑關，就這樣把他殺掉了。所以，打黑的法律基礎的隱患，只有我們深層了解的法律人，才能思考到。

第三個是中國的維穩方針。這十來年，中國的維穩採取高壓維穩，就是王立軍的典型做法，「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在警察內部搞黨同伐異，大清洗，高度發揮警察強權的作用。搞專案組，鉗制檢察、法院、濫用勞動教養職權，不要法律原則。「擺平就是水平、搞定就是穩定、沒事就是本事」，這就是一些地方極為流行的庸俗主義、功利主義、實用主義的「維穩三大方針」。「露頭就打」、「消滅在萌芽狀態」、「花錢買平安」，是典型的維穩套路。我只要「搞定」就好了，有事就採取高壓手段，用大量的警察放到街上，辦案用刑訊逼供，有不老老實實的，鼓動犯人打犯人，甚至直接搞死。所以這樣的維穩方針，在重慶給了他一個可乘之機。王立軍才敢這麼干。刑訊逼供，私設鐵山坪看守所，審訊室和羈押室不分，就是吃喝拉撒睡都在這裡，沒有入監記錄沒有別人監督，所以可以連續吊打搞他八天八夜。龔剛模是大便小便都在褲子里，放下來到洗手間洗一下，沒有衣服穿，就光著身子再拷回去。所以維穩這種思路，導致無法無天。你這裡沒有大事情，能把事情包住不暴露，你就是好局長。只要擺平，裡面出點兒問題，都是次要的。所以，中國的火藥筒在發酵，在燒高壓鍋。

第四，是改革開放的思想路線被否定。我們30年來，小平同志說要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梯次發展，先富幫后富，要讓多種所有制並存。但是重慶的做法，就是要均貧富。不是讓窮人向富人看齊，實現共同富裕，而是宣揚一種民粹主義，消滅先富，實現低水平的均富。另一方面，又培植自己的新的權貴，讓他們在資產轉移重組中大肆撈錢。自已也中飽私囊。他就是覺得毛澤東時代好，鄧小平的路子走錯了，要回到文革去，否定改革開放以來的成功經驗。薄熙來、王立軍，包括重慶現任的個別領導，還在位置上的一些人，走的就是這條路啊。他不是想「農民上樓」，進一步剝奪農民的土地，把城市土地流轉問題，擴展到農村去嗎？把大量的大型私營企業消滅以後，將二三十億、五六十億的財產，兩三億就賣給國有企業，進行國進民退嗎？國企再捐1.5億給王立軍，創立警察基金，給警察發好處，這樣的消滅私有經濟，用法律手段進行掠奪，實施「國進民退」，再用打黑沒收資產，不經法定程序，用來進行面子工程和扶持民生收買民心，完全否定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

還有就是社會輿論的綁架。薄熙來很懂得輿論炒作，他知道謊言重複千遍就是真理。所以網路媒體的連篇累牘宣傳、大量給御用寫作班子砸錢寫書、在全國唯一強令電視台不做廣告，用政府財政撥款，傳播紅色文化，為自己的思想路線宣傳，他是不惜工本的。所以當時重慶極左勢力對輿論的利用、佔領，是無所不用其極的。

如果他的政治生命不是這樣由於目空一切大暴露，一朝結束，他的這一系列做法，不但能夠迷惑越來越多的人，而且很有可能長期佔領中國的意識形態舞台，為實現他的政治目的服務。他的計劃差一點就成了，只有一步之遙。

三、薄熙來為什麼會受歡迎？

有一個真實的故事，說人民日報一位記者在重慶乘計程車，由於談到了薄熙來的問題，出租司機一言不合，將他趕下了車。現在看來，重慶老百姓，仍然有很多人發自內心地支持薄熙來。他獲得了很多底層人民的支持，他很有民粹主義的力量淵源。這是令人深思的。不能單純從人民被蒙蔽、人民不知道真相來解釋。他為什麼會有這些底層百姓的支持？

第一，重慶的問題遠沒有真正揭開。反思重慶做法，會涉及我們黨的歷史上一些基礎性的意識形態問題，和先天性的病灶。對薄執政時重慶的一些倒行逆施，對人民的犯罪，根本沒有、也不敢真正揭示。財政虧空問題、冤假錯案問題、家族貪污問題、關係戶到重慶撈錢問題、謀殺外國人包庇問題、唱紅愚弄人民問題、都沒有真正揭示，就想平穩過渡，早早收場。張書記說了重慶沒有模式；孫書記說了點真話，也只是說到「重點工程財政虧空難以為繼」。真正的數據和問題真相，都沒有揭示。人民當然只看到了形象工程表面現象。

第二，我們現在的官媒宣傳太虛假，現在繼續著這種方法，同薄熙來在乾的這一套相吻合。重慶這幾年的做法，有一種受我們官方思想支持的基礎。就是歌舞昇平，只說好話，掩蓋真正的矛盾，傾向性引導和炒作，「唱紅歌、紅海洋」這種方法，我們一些官媒現在仍然在用。因此沒有人看出薄唱紅歌有什麼不對。相反認為「唱讀講傳」是我們進行思想政治工作，屢試不爽的成功方式。

第三，薄的作為慾望和作為能力，迎合了人民的期望。中國近些年的平庸政治，越來越不得民心。對於我們國家的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的真正有效整治，這十多年的等待，人民已經不耐煩了。人民需要執政者有所作為，期望有聲有色，打破沉悶。而薄熙來好像是這樣一個人。很多人，包括我本人，在他任商務部長、剛到任重慶時，都是有良好的期待。期望他給沉悶的中國政治舞台，帶來一股新風，希望他成為改革開放大刀闊斧的開拓者。他有作為的願望和能力，能夠敢作敢為，不計後果先幹起來。他從大連、遼寧、商務部，他是想做事的。不管做的對做的錯。而人民已經對維持會式的中國政治非常失望和討厭。人民已經不耐煩了，需要打破沉悶。你要動起來，動的對、動的錯我不管。所以他得到了底層民眾，特別是一些人心思變的知識分子的支持，覺得這個人能夠有作為，上去以後能夠大刀闊斧的干。如果他的唱紅、打黑的真相不暴露，他的政治形象仍然能夠得到很多人的擁護。所以政治家如果沒有事業心，太平庸，就會失去民心。

第四，就是人民對腐敗和犯罪的痛恨。重慶抓到了這些社會熱點，以反腐敗、打黑，迎合了人民群眾中仇富、仇官的心態。打黑中的一些違法做法，令人髮指慘無人道的刑迅逼供做法，他們通過宣傳掩蓋，人民並不知道。而他們把所有的民營企業家，一抓起來就先塗黑，偽造材料進行打黑展覽，說成是無惡不作的「黑社會分子」。被打的畢竟只是少數富人，只有幾個家屬喊冤，人民不會相信這些有錢人，能夠得到大量不了解真相群眾的擁護。群眾是相信官方報紙的宣傳的，他們沒有辦法對每一個案件真相進行了解分析。谷開來殺人、雷政富腐敗、王立軍濫權受賄、郭維國刑訊辦案這樣的腐敗行為，他們可以通過抓人、勞教、判刑，嚴密掩蓋起來，不讓人民知道。相反用公權又表彰，提撥，並給他們戴上人民衛士的桂冠。

第五，就是關注底層民生和市政形象工程。通過打黑斂財、引資、貸款，短期內啟動經濟建設，做形象工程和民生工程。幼兒園、敬老院、發補貼、搞綠化、為老百姓加強巡邏，他抓住了民生熱點的東西，自然能夠得到百姓的擁護。

第六，他熟練地掌握了刑法工具，來實現他新時期的獨裁統治術。我們50年代土改的時候，是用暴力革命的方式。現在中國有了三百多部法律，再用這種方法不可能了，因為有了法律規則。他就用了公、檢、法，用「依法辦事」的漂亮口號，來實現他的實質上的獨裁管治。他從遼寧調去一個王立從軍，然後再調去大量的中層警察，把原來2300多個警察骨幹，從派出所長以上，全部下崗重新聘用，換班子，把警察這個和平時期最重要的武裝力量牢牢抓在手裡。然後，通過專案組和反腐敗抓法院檢察院人員，讓檢察、法院、律師都聽命於王立軍控制的警察，由偵查權主導所有的檢察權、審判權、辯護權，來毫無阻力地實現他的獨裁意志。

他用刑法這個工具，把檢察院、法院搞的不敢說話，只有惟命是從的份。剛才李庄講了很多例子，王立軍控制的警察力量，在重慶就成了太上皇，後台直接是市委一把手。權勢衝天。

最後刑法工具被他們用的駕輕就熟，他想怎麼干就怎麼用。而且用刑法工具幹了以後，做的壞事很難糾正，非常穩定，為什麼？我是「依法辦事」的，不是我一個人乾的，你中央都沒法來干預。我們走了非常嚴格的司法程序，我們這不是公安局在黑打，我們檢察院嚴格審查了，我們法院嚴格審判了，做了一審判決，我們還開庭了，讓他上訴了，有的還經過最高法院死刑核准了。他把「打黑」的責任套給了最高法院，文強案、樊奇杭案，重慶直接綁架了最高法院。同時唱紅，把中宣部套進去了，打黑把最高法院套進去了。

因此，用法律手段進行黑打，大大降低了他自己的責任風險。而事實真相是，這一系列他是完全一手操作的。連如何審判一個李庄，他都是親自關注的。這麼多表面上的司法機構，這麼多人，都圍著其指揮棒轉。唯其個人意志是瞻。所以過去革命，個人拍板，責任明確，精力有限。現在的專制權力，能夠讓一個人幹壞事的能量放大到無窮大。用司法的手段進行掠奪和資產的重組，甚至剝奪人的生命，而自己又不用直接承擔責任。他把這個用得駕輕就熟。

所以，薄熙來為什麼能夠受歡迎？有很多的客觀上大的因素，也有其個人行事方式的因素。直接的原因是我們投鼠忌器，不敢公布真相，實質性地清算重慶當局當時的罪行，不能讓人民知道真相。而後果，則是像我們對待反右、文革局勢一樣，再煮一鍋夾生飯，繼續禍害我們的政權和人民。這是我這兩年多來一直在思考的，現在悟出一些道理了。

四、重慶問題的危害實質

下面我同大家談談重慶這套做法，對我們的政權和人民利益，造成了哪一些危害，以及其危害的實質。主要分九個方面談：

第一，治理方式：權治還是法治。這個很清楚，重慶走的就是權治的道路。他表面上的法治，只是一個外衣。在薄的諸候割據式的治理下，公共權力家丁化，法律規則被破壞殆盡。他可以隨心所欲，指鹿為馬，反白為黑，無罪的李庄可以轟轟烈烈地審判成有罪，不該死的文強、樊奇杭可以通過審判殺掉。

第二，發展方向：順勢還是逆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中共「十二大」、「十三大」以來開創的改革開放路線，要不要繼續？是回到共同貧窮，殺富濟貧，分蛋糕，還是繼續扶持民企經濟和資本市場的發展，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做蛋糕，在競爭中提高社會創富能力，實現共同富裕。

第三，政治導向：獨裁還是民主。薄在重慶主政的一言堂風格暴露無遺。無論是同僚，還是下級，薄的工作作風不能容人隨時顯露。黨內民主、政治民主、集體領導，都被嚴重破壞。

第四，經濟基礎：計劃還是市場。國進民退、政府強勢干預市場經濟行為，是重慶這些年組織經濟的基本特徵。公有制，還是多種經濟成份並存？重慶打黑，百分之百打了民營企業，沒有一家國企。私人有錢了就是犯罪了。打黑的目的、針對的對象十分明確。重慶模式如果得逞，他在全國推開「打黑」的話，很多民營企業都會被摧毀。這一點很多民營企業家還沒有意識到。重慶打黑打的600多個黑社會團伙，當時被抓2千多號人，實際上現在掌握的數據遠遠不止。我們還在繼續調查當中，因為當地官方一直沒有準確公布。

第五，發展模式：長遠還是短期。為了實現薄的進入十八大高層的目的，能夠獲得短期的民心民意，幫助他實現這個目標，他畢全市之力創造政績。只要眼前搞的好，管你「十八大」以後重慶經濟能不能繼續維持，政府是不是破產？根據目前的一些調查研究披露，重慶現在有大量的銀行貸款、大量的引入投資，以及現在幾千億民營企業被打黑沒收掉的資產，都無法複查恢復。有一些是現金、有一些是股權、有一些是房產。是支持重慶長期的發展，還是短期馬上見效？如果他為了拿到一張政治門票的話，他把這些錢兩年就花光是毫不猶豫的。他的這些做法還得到了一些百姓的擁護，管你怎麼弄到的錢，也不管你以後怎麼還，能夠為重慶現實搞到錢建設的就是好官。因為群眾不會去考慮長期和全局。

第六，組織路線：民主還是擅權。在全國，對全市公安機關幹部採取全員下崗重聘，只有重慶。2300多個科所隊長以上的中層幹部一個命令全部重新來過，就是完全由他家天下決定的，他說用誰就用誰。對黨政官員的任用，包括王立軍的免職，都是視為私家天下。

第七，意識形態：多元還是盲從。唱紅充分展示了重慶對人民進行思想控制和奴化教育的惡果。花巨資強迫人民按照文革時的方式進行文化娛樂活動，對唯一的電視台進行節目的直接干預控制，對重慶日報和華龍網進行完全的操縱，有時不惜發布虛假不實消息。僧尼、學校、街道、精神病院、環衛工人，都被發動起來唱紅。

第八，法律價值：公平還是鎮壓。法律程序變成演戲。檢察、法院完全成了貫徹長官意志的工具，喪失了基本的事實和法律把關的功能。大量勞教一些有不滿言論的人。發一條微博勞教一年，轉發一條微博勞教二年，公安和報紙能夠串通起來誣陷律師嫖娼，全市律師被壓製得不敢真正辯護，三年多沒有任何不同聲音。

第九，政治道德：公義還是私利。一個沒有任何職務的書記夫人，能夠指揮公安局長、區委書記、警衛人員幫助他殺人，毀屍，滅證。能夠玩弄異性，能夠為自己和親屬大肆撈錢。而在檯面上又非常高調地標榜自己。做個兩面人。有些行徑，哪裡還是共產黨做的，國民黨也不敢這樣干。

五、重慶問題的治理趨勢

重慶薄下台領導調整后，很多人問我，你預測，重慶下一步會怎麼辦？確實，大家都很關心：新的主政者，會如何面對薄的遺產，怎樣開始重慶的新的執政思路？很多事情，到底是平穩過渡，還是撥亂反正？

我說，用平穩過渡，安定人心的方式治理，會是基本的方式。很多冤假錯案，不可能立即全面地複查。因為一個是思想意識上，當地一些人們，遠沒有明白重慶路線的危害性；二是經濟問題有個慣性，不可能出現大的調整；三是冤假錯案產生的人員基礎都還在，人員不動，複查基本上動不起來。四是很多打黑資產，已經被王立軍等人未經審判在公安偵查環節就違法變賣處理了，很多資產已經揮霍處理，政府根本沒有能力都複查發回。

對待薄的審判，是用政治鬥爭的方式搞，還是用法治治理的方式搞？我們一貫的方式，很有可能用政治鬥爭的方式搞。包括以前的四人幫審判，後面的陳希同、陳良宇審判，都不是嚴格的法治方式的審判，而是一種政治審判。

作為一個法律人，我們很希望從薄熙來審判開始，能夠真正嚴格按《刑事訴訟法》的程序，能夠公開化、實質性地公正審判。保障他的自身辯護權和律師辯護權。開一種政治行為司法化的先河。但現在我聽到消息，不是這樣的，最高檢沒有接受他的家屬為他請的兩個律師，另外推薦了兩位北京的律師。連請律師的權利都被限制，還能公開公正審判嗎？

重慶前幾天報道，法院、檢察院公布任免了一批新的幹部。公檢法如果不換班子，案件複查是動不了的，而冤假錯案不認真複查公開，不公開報道揭示真相，要人民理解重慶事件的危害性也是不可能的。重慶現象的後遺症就不可能消除。

還有個財政虧空的問題，真相如何？孫書記一到任說，很多建設項目難以為繼，我理解是他不想背黑鍋，因為下一步建設放慢是他的責任。還有，打黑的資產怎麼發還？這些財產據說2千億，至少幾百億，如果複查，怎麼恢復？打黑資產發還是一個非常艱巨的任務，很有可能不了了之。複查會碰到強大的阻力。

重慶民心的恢復，需要真相的揭示。無論是經濟狀況，還是唱紅的開支和效果，還是打黑對民營經濟的摧殘、對人權的踐踏，都需要真相。我覺得整治重慶、反思教訓，不單是為了重慶，而是為了整個中國！！！

六、重慶逆流對我們的警示

重慶事件，能夠給我們怎樣的教訓呢？我們如果防止這樣的現象在中國某些地方再次發生呢？

我覺得首先要解決黨的一把手專權與黨內民主化問題。一把手權力過大，形成諸候政治，這個趨勢已經越來越嚴重。需要重提黨政分開和政企分開問題。政府功能的依附問題目前非常突出。十二大十三大曾經提出過的黨政分開，已經長期沒有提了。相反，這作為加強黨的領導的一種經驗在強化。結果是黨管了好多不應管的事，背了好多不應背的包袱，使很多社會矛盾集中到黨的頭上。同時，導致了黨的一把手一言堂的情況。

民營企業的地位和命運問題。這是重慶教訓特別讓我們引起注意的地方。民營經濟是中國三十年改革開放環境發育的重要成果，在一些地方已經佔有大半壁江山，是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持。不從思想上、政治上、法律上給民營經濟應有地位，將嚴重影響現有國民經濟基礎。還會導致無端傷害，和大量的民營資本和先富階層外流。損害國家發展的後勁。要在政治上為民營經濟正名、經濟上對其理解和扶持、法律上嚴格保護合法民營經濟的權益。

基礎薄弱地區的發展模式問題。中部崛起、東北振興、西部戰略，改革開放三十年，我國經濟發展動力和投放重點逐漸內移。西部開發有很多機遇，也有一些急躁情緒。但是拔苗助長、用政治資源帶動超常規發展的模式是不可複製、也很難長久堅持的。重慶的大投放經濟效果如何，後續動力如何，都有待觀察。

司法獨立審查功能問題。重慶模式對社會結構的破壞，對社會公平的破壞，對人權的破壞，對法治規則的破壞，基本特徵是警察權的強勢，法院審判權、檢察監督權、律師辯護權，都讓位於警察強權，實質是讓位於個人的獨裁個人專權。司法的審查功能、最後把關功能，基本都失守了。既沒有保護住公民的財產權，也沒有保護住自由權和生命權。再一次證明：司法獨立，是一個國家長治久安必須走的道路。必須建立獨立、客觀、超脫，不受政黨、政府、個人任意干預的獨立的司法機制。防止個人權力、利益集團權力對司法的損害和破壞。

重慶教訓告訴我們：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刻不容緩。人心思變，政治家要有所作為。維持政治是沒有出路的。人民允許試驗，不允許不作為。哪怕試錯了，人民都是能夠容忍的。而沒有任何新思路想維持原狀前瞻後顧，人民不會答應。

重慶教訓告訴我們：要關注五大熱點問題。一是關注民生問題；二是關注社會犯罪問題；三是關注社會腐敗問題；四是關注輿論放開問題；五是關注用人路線問題。

特別要關注政治思想幼稚病問題！

我們不爭論、不折騰已經二十年了。摸著石頭過河的實用主義、盲從主義施政方法也堅持了二十年。不單官方，民間現在都缺乏清晰的國家發展思路。缺乏宏觀設計，缺乏周密論證，有政治而沒有政治學，有憲法而沒有憲政。最應當遵守憲法的政治家，往往平時從不提憲法，害怕憲政，故意淡化憲法的作用。這是一種非常有害的政治幼稚病。

重慶現象，是我國進行了三十年的改革開放、經過了二十年的不左、不右、不爭論的埋頭經濟建設的實用主義的調整，在一個省區出現的全國性隱患的集中總暴露。這個壞事能夠變成好事，讓我們看清了不繼續深化改革的嚴重後果，看清了不加快實質性政治變革的嚴重後果，看清了極左勢力復辟的極大可能性和深厚的土壤。

反思重慶現象，是有全國意義的。今天的研討會，真的是為了探討，我們的國家下一步應當走什麼路。「十八大」以後，這些問題，都需要放到全國的體制上來思考。因此，不要把重慶事件，孤立地認為，就是薄熙來個人搞出來的一個局部問題。它有很深的社會基礎和思想基礎，值得我們認真思考。

由於時間關係，我就講到這裡，多聽取各位專家的意見，謝謝！

（經本人校對審定）

陳有西，京衡律師集團董事長兼主任，一級律師，兼職法學教授。曾在浙江省公安廳、省委政法委、浙江省高級法院任職。后辭職成為專職律師。業務範圍涉及刑事辯護、公司法律風險防範和公司併購、建築房地產、國際貿易、知識產權、香港上市、重大行政訴訟和集團評訟。2010年獲《時代周報》時代人物，《中國律師》雜誌年度新聞人物。2011年獲《中國新聞周刊》「影響中國年度人物」；《南方人物周刊》「50名中國年度魅力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