蘆笛 鍍金帝國掠影（七)

時間: 2010-11-20 周六, 上午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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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蘆笛 在 蘆笛自治區 發貼, 來自 海納百川

三、民生


我接觸的人非常有限，只能說一下模糊印象，沒有統計調查，當然極不可靠。

一般來說，比起30年前，哪怕比10年前也罷，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是極大地改善了。當然各階層改善的幅度不一樣。最富的當然是上文說過的那些資本家，公務員、國企老闆等也富得流油，至於在一般受薪階級中，我看所謂「高知」的日子過得最好，不但有房有車，而且居住條件似乎勝過了國外同行。上海教授的住宅似乎比美國教授的面積還要大，當然不是美國式的獨家樓，而是公寓樓。除住房外，這些同志的收入似乎也比美國教授多，除了工資外，還有著多種來源的收入：帶研究生的補貼（因此一般帶的研究生都很多，讓我大開眼界），出書或寫專欄的收入（據說出書掙不了幾個錢，寫專欄則特別來錢。若按老蘆的本事，大概可同時承擔十個專欄，那真是財源滾滾啰），在國際學術雜誌上發了論文還能領到獎賞，等等。

為私人企業打工的高級技術人員收入也不菲。不少知識份子退休后或辭職後去打工，那似乎是計件拿錢，完成一個項目即有重賞。若是直接去當老闆開辦企事業（其實現在也沒有什麼事業單位了，學校和醫院都是唯利是圖的企業單位），則收入就更高了。因此之故，雖然我的老哥老姐們都已退休，個個過得都比我好多了。每家都有兩套房子，一套是原來從單位買的所謂「福利房」，低價購入，約六七十平米，另一套是後來按市價買的商品房，似乎是140平米。第一套房子一般是租出去，第二套則自住。他們買房可不靠什麼按揭（mortgage），都是一次付清。除此之外，他們還炒股炒基金，以蘆家的高智商，似乎都頗有斬獲，小日子過得十分滋潤。和他們比起來，我可真是「我的叔叔于勒」了，不折不扣的海外窮措大。

但同樣是知識份子，下層就比較夠嗆。聽北京一位教授說，一般講師月薪也就四千左右。在北京那種高消費城市（所謂一線城市）生活，房租起碼每月兩千，剩下兩千用來吃穿，雖算不得水深火熱，卻也一定是捉襟見肘。一般公司的所謂白領民工就更不用說了，這些人要結婚，唯一的希望是靠父母給房子，蓋房價高到荒唐可笑的地步，絕非一般工薪階層可以問津。而如今結婚的前提便是「有車有房」，這條件就公開在電視徵婚節目上提出，跟買賣牲口無異，而大眾也已習以為常，並不覺得這類拍賣自己或購買對方的勾當有何噁心之處。

如上所述，城市原有的工人階級業已消亡，代之以進城農民充當的所謂「民工」階級。中小國企的老一代工人階級已被千古奸相朱鎔基（不知他賭咒發誓要裝99個貪官的棺材為何不把他兒子裝進去）直接拋向街頭。90年代末似乎是這些人最水深火熱的時候，構成了「無產階級領導的國家」史上的最大丑聞。但這些人的遭遇也不一樣。在災難發生時，熬到退休者都被工廠移交給所謂「社保局」，每月有一千元左右的退休金，而且一般都有原單位分配的福利房，所以也不是活不下去，雖然緊張一些。但若年輕一點的可就慘了。我們那個廠子有對夫婦，剛失業那陣子窮到連電費都出不起，天一黑就只能睡覺，連水費都出不起，只能到遭到嚴重污染的水塘里去洗菜。

這次我回去，本想去找那些窮哥們，可惜毫無線索，蓋原來的工廠早就被推平改成商業區了，工廠當年蓋的福利房也蕩然無存。不僅如此，與我記憶有關的一切建築都已不復存在：我上過的幼兒園、小學、中學、我自己的家、可可的家、蘆婆的家、和她們談戀愛時坐過站過的地方，統統灰飛煙滅，所謂故鄉完全是一個與我的過去毫無聯繫的陌生城市，因此自然也就無從找到當年一道扛活的窮哥們，只可能找到現在還與蘆婆保持聯繫的所謂「髪小」（這是台灣爛話，不知所云）或曰「閨蜜」（似乎也是港台爛話，但知所云）。敝廠是劇毒廠，女工可以提前退休，因此那些人都逃過了奸相朱鎔基的屠刀，現在都在吃社保，居住的是貧民小區。那可不是140平米的四室兩廳，而是約20來平米的一室一廳。下雨時到處漏雨，打著傘在改為廚房的陽台上炒菜，跟我家70年代前在貧民窟的生活差不多。不過每月千多元還是活得下去的。窮人有窮人的活法，並未到必須揭竿而起的地步。我看她們還活得很海皮，時常互相邀約湊份子，去作低消費旅遊，比蘆婆開心多了。

物價的上漲頗驚人，似乎超過了正式工資的上漲幅度。10年前我回去，一般受薪階級的工資似乎也就在千元左右，而現在的民工收入大約也就是這麼多。但那陣子衣食住行都很便宜（當然是相對國外而言）。如今可不是這麼回事了，論穿，國內的名牌衣服比國外的還貴。我穿的皮鞋在國內據說是名牌，那價錢高到令我咋舌，不禁起了當國際倒爺之心。當然中低檔服裝要比國外便宜。吃的似乎還是比國外便宜，但我老婆不同意，堅持認為國內比國外還貴。她似乎比我有發言權，蓋她上次在國內生活了半年，自己買菜做飯，而我只是匆匆來去，上哪兒都是寄食。住若是買房，則貴到一般工薪階層無從問津的地步，若是租房則似乎比國外便宜，例如在上海城郊租個兩室一廳，那房租似乎也只是兩千多元，這「租售比」（從學徒網友那兒學來的概念）低到可笑的地步，提示房價遠遠偏離了真實價格，在這種情況下，絕對是買房不如租房，然而房價仍然居高不下。行則要看是什麼，若是飛機票，我覺得與美國差不多，例如從紐約飛到洛杉磯，那行程橫貫整個北美大陸，travelocity報的最低價是109美元，最高價是351美元，按現在的比價6.633算，摺合人民幣723-2328元，其中最低價比從北京飛到烏魯木齊去似乎還便宜。當然國內飛機供大於求，常常裝不滿人，因此常有打折情事，尤其是臨近起飛時更是如此。只是我這人謹小慎微，不敢拖到最後一刻，總是提前幾天購票，而且又無法刷卡，只好用現金交易，因此基本沒買到過打折票。我很少在國外坐火車，因此無法與國內的火車票價比較。不過從深圳到北京，軟卧也就是七八百元，大概要比歐美的便宜吧。若論公交（地鐵與公共汽車），則票價當之無愧是天下最便宜的。

物價上漲幅度超過工資增長幅度，百姓應該比十年前更貧困才是，但我的感覺完全相反。十年前沒誰有手機，更無電腦，而這些玩意如今已經廣泛普及。百姓的衣著也遠比過去好多了。就連我訪問過的貧窮人家，家裡也擺滿了水果，體現出「物質極大豐富」。這大概是因為大家除了正經工資外還有額外收入，而這收入增加的幅度超過了物價上漲幅度。

我看困擾城市居民的，主要是三大問題，首先是房價高到了荒謬絕倫的地步，與國民的平均收入絕對不成比例。北京上海等地的年輕人若沒有父母提供住房，則根本不可能靠自己築就香巢。

房價居高不下，我看主要是一種惡性循環：大眾害怕通貨膨脹搶走了自己的儲蓄，於是便去買房保值；「國進民退」把民企擠兌得走投無路，迫使民間企業家們放棄無利可圖的實業，把資金轉到房地產投機中去，進一步抬高了房價。房價越高，則越促使大眾趨之若鶩，使得房價居高不下。房地產業因此成了吸納貨幣的巨大蓄水池，構成了巨大的泡沫，使得通脹的威脅更加實在，因而使得房產越發成為保值的「黃金」，於是政府更加不敢去主動刺破那泡沫。由此形成了巨大然而不會爆破（或起碼不會迅速爆破）的大泡，蔚為世界奇觀，儲蓄了巨大的風險。

其次是醫療費用，快鐮刀割草趕不上籮筐漏，哪怕是高級白領，也萬萬不可病倒，一病倒就全完了，絕對是聽人宰割的肥羊，而這不是政府而是白衣魔鬼們造的孽。

平心而論，政府在發財之後，也不曾完全忽略人民的福利，還是建立了有限的勞保制度，為低收入或無收入者提供微薄的補助。而且，低收入人群包括農民在內也能參加醫保，這點遠遠強過毛時代，那時農民只有所謂「合作醫療」，無非是發點紅藥水、龍膽紫、枇杷露，若要住院則只有全靠自己掏腰包。加入了醫保的患者若是病倒，到所謂三甲醫院（三級甲等，也就是最高等級的醫院，數字越大等級越高）看病，國家幫你報銷50%，而若到二甲醫院，則國家幫你報銷60%，其餘自理（有可能記錯，倘若此，則請國內網友指正，謝謝）。即使是高收入的白領，參加醫保也不可能全報，例如醫生自己看病就不能百分之百地報銷，只是自費的比例要比上述的低。如今能百分之百報銷者，似乎只有公務員和離休老幹部。

如果白衣魔鬼們不是那麼喪天良，則這制度還是能解決大問題的。問題是，國家給公民的這點福利，完全被醫院搶走了。如今的醫院都是自負盈虧，根本不是事業單位而是唯利是圖的商業公司，不但構成了商業銷售鏈的終端，而且還利用其職業的特殊性質，構成了權力腐敗鏈的終端。我過去說，國內最黑暗的地方其實不是官場而是醫院，引起白衣戰士或其家屬讀者們的強烈反彈（其實在知識份子中，大夫乃是智力最低下的族群，哪怕是天才，進了醫學院也肯定要被死記硬背活活弄成傻子。外科大夫則完全是手藝人，牙科就更別說了，偏偏這些弱智份子無論在中外報酬都是最豐厚的，當真無天理）。那話就算不準確，需要改的無非也就是「國內最黑暗的地方有兩個，一是官場，一是醫院」。

這次我回去后才知道，原來醫院趁人之危搶病人，靠的是雙管齊下：儀器檢查與賣葯。大夫搶病人主要靠賣葯，蓋所有的大夫都是藥販子，構成了五花八門的藥商的銷售環節的終端。藥商要想把藥物兜售給醫院，先得給醫院藥房主任上貢，但這隻能保證自己的貨進入醫院藥房，最後能否賣出還得靠大夫。因此，藥商與每個大夫都達成了提成協議（當然只是默契，絕無可能形成文字）。每到月底，藥商便仔細查對大夫開出的一切處方（都有電腦存底並整理出了明細帳），確定哪個大夫開了他公司的多少葯，再據此給大夫發傭金。大夫本人也要查帳，以防藥商少給了錢。

於是，整個「救死扶傷，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的崇高事業，就完全變成了純粹的商業交易。這交易與一般商業交易的區別，在於顧客根本沒有自由挑選的餘地，被大夫強制性賣給了大量昂貴的、他根本不需要、甚至有可能對身體有害的藥物。這種強行售貨得以發生，全在於病人所處的特殊不利的情勢剝奪了他拒絕購買的權利——他本人在生病，絕對不敢不吃藥。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去與街上藥房賣出的同名藥物作價格比較。一般來說，醫院賣出的藥物售價要略低於街上的藥房，於是他當然就買下了醫院賣給他的葯，渾不知其中有許多葯根本就不必吃，哪怕是對症的葯，也有更便宜的。

這說的還是門診病人，住院病人就根本連上述選擇餘地都沒有。大夫開出葯來后直接就交給護士，護士便給病人打針發葯，病人連看一眼處方的可能都沒有，遑論去與市售藥物比較價格。先父2000年病重時，儘管我們走通了路子，給主任大夫上過貢，他也一口答應幫忙控制開藥量，然而下頭的主管大夫卻拚命地開好葯，每天光是針水就是三千多元，十天就是三四萬，家父原來的單位業已破產，無法報銷，全靠子女們自掏腰包。我去找那雜種惡吵，說病人已經是癌症後期，業已全身擴散，放療化療都已毫無可能，無非是維持而已，還開什麼昂貴的進口抗癌藥？那雜種居然大言不慚地說，他是大夫，責任就是救死扶傷，非得開那些藥物不可。他那富貴很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特別能戰鬥的精神，連他頭上的主任醫都無可奈何。

您說天底下還有比這更喪德的爛事么？然而這還不是whole story。大夫和藥房都靠賣葯有了「灰色收入」，院領導該怎麼辦？那當然只能充分利用全院的共同財產：儀器。各個醫院都規定，大夫在治療一個病人過程中，檢查費與藥費之比必須是個定數。例如那比例是45%吧，那意思就是，一個病人每掏出100元，必須有45元用於檢查，55元用於藥物。醫院每個月都要考察大夫的創收比例，若是哪位大夫全月讓病人掏出了一萬元，其中只有3500元用於檢查，距離規定差了1000元，則按十倍罰款，該大夫必須掏出10000元來賠給醫院。

這是為什麼？儀器是醫院的財產，並不是大夫個人負責推銷的貨物。病人當然要為儀器檢查出錢，但那錢在理論上是醫院的共同收入，當然必須按權力階梯分肥，大頭只會落在院領導與有關科室領導的手裡。臨床大夫即使能拿到獎金，那也是九牛一毛。因此，對於開檢查單，大夫本人並無高漲的社會主義積極性。院領導為了確保自己的荷包豐滿，便作出了這一聰明的規定，以重罰逼著大夫去為他們創收。這結果就是，哪怕您害了個感冒，也很有可能被大夫弄去做頭部的CT掃描或核磁共振，因為感冒必然頭痛，而這就給了大夫無情宰割您的借口，尤其是當他在電腦上算出他本月有可能被罰款時（若您碰巧見到大夫在電腦上仔細計算，那多半不是他在研究病情而是在計算他本月的「葯比」是否超標）。

您說這國家爛到了什麼程度？這種全面潰爛，我看根本就不是改變社會制度或是改變政府可以治癒的。

第三個困擾據說是子女教育。但我家的人都是做爺爺奶奶的人了，沒有什麼可教子女，這方面沒有什麼體會，只是聽人閑談時提到子女入學何等昂貴。這想來也不足奇，有財大家發么，既然醫生可以把職業化為權力制高點，趁人之危去搶劫弱者，教師又胡為乎不可？中國生活方式的優美動人之處，就在於所有的人都力圖找到別人有求於己之處，把那化為赤裸裸的敲詐手段。

農村的情況我不了解，大體情況估計是隨所處地域的戰略價值不同而異。隨著城市面積爆炸式增長，原來的市郊農民統統成了城裡人，這些人似乎都靠賣地發了財。若是居住在遠離城市的地方，則要看當地有無商業資源，最富的似乎是地下埋著黑金的煤老闆。至於一般的農村，我只能在火車上「考察」。在全國各地「考察」了幾千公里，看到的農舍似乎都很象樣，破舊的並不多，新房不少。尤其是「長三角」與京津一帶，從火車上看下去，村舍都是洋房，周遭的農村都已經田園化了，頗有點外國農村的風味。當然這也不是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典型風貌。如所周知，中國的經濟發展很不均一，西南西北的農村絕對比不上沿海一帶的。不過即使如此，我看到的景象與20多年前相比，也已經是天壤之別了。那陣子東西南北都一樣窮，沒哪個地區是「先富起來」的。

Z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