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嗩吶 中華文明「行」在哪裡?(10)

時間: 19 5 2010 13:20   



作者：金嗩吶 在 蘆笛自治區 發貼, 來自 海納百川

中華文明「行」在哪裡?(10)


金嗩吶


咱毛主席搞極權，「集中力量辦大事」又幹了點什麼？獨創的還就是大煉牛屎鐵，四處贈送國土，能勾起人回憶的可能還就是三年不吃紅燒肉之類的感人故事。毛主席一生嗜書如命，比斯大林學習勁頭大得多、刻苦得多。不過除了詩詞歌賦以外，大多是像《資治通鑒》之類的謀略大全。所以，毛主席的學問也就是控制人的學問，若讓偉大領袖看什麼亞當•斯密，還不得把老人家煩死。雖然毛主席也一直想接受西方的東西，可實際上他老人家根本學不進去。比如說，毛主席一生都在努力學英文，有一張廣為流傳的照片歷來被稱作是毛主席「飛機上的工作照」，實際上是毛主席在飛機上學英語的照片，但幾十年來我看老人家的英文實在沒什麼長進。

美國學者羅斯•特里爾（Ross Terrill）寫的《毛澤東傳》中提到，1910年毛澤東離開韶山老家，進入湘鄉縣城新式學堂———東山小學堂讀書，就開始跟著一個從日本留學回來的老師學英語，比老蘆學英語起步的時間早多了。以後在延安窯洞沒斷過，建國一直學，直到1976年臨終時還在學。他老人家學習方法也與眾不同，採取「對讀法」。具體說就是搬本字典，再找本中文和英文譯本毛主席著作，據說最多的是《矛盾論》、《實踐論》，然後從單詞到語法，一點一點「對讀」。光是《矛盾論》就精讀了三遍。

這種「對讀法」效果估計不咋地，因為大陸上世紀70年代出版的英漢小詞典和英文教科書，扉頁上都印著這樣一條毛澤東語錄：「為什麼語言要學呢？因為語言這東西，不是隨便可以學好的，非下苦功不可。」當時很多人不理解，覺得此話邏輯不通，難道外語就是因為「不好學」所以就一定要學嗎？而且按照毛主席學習中國古籍時所表現的語言文字方面的天賦，外語應該不是什麼太難的東西吧。關鍵可能還是洋玩意兒老人家學起來不對路。

不管貓粉們怎麼吹，毛主席的英文水平確實高不到哪去。1968毛澤東主席召見紅衛兵「五大領袖」（聶元梓、韓愛晶、譚厚蘭、王大賓、蒯大富），根據韓愛晶的記錄，毛澤東在談話中提到《孫子兵法》，然後出人意料地自問自答：「什麼叫兵法？誰學英語？阿特米爾就是兵法，阿達米爾孫子就是《孫子兵法》嘛。還是學英語好，我半路出家外文吃了虧，學外文要趕快，年輕時學好。」實際上，《孫子兵法》的英譯文是Art of War（戰爭的藝術），譯音應該是「阿特奧夫沃爾」，而不是「阿特米爾」。毛主席有時候會見外賓也會秀幾句（估計江澤民也受此影響），比較出名的幾次就是會見基辛格和尼克松子女的時候，蹦出幾句「papertiger」、「Class struggle」。

根據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差役們回憶，1975年毛主席在中南海會見金日成，兩個二杆子寒暄時，「毛澤東突然說了一句『Welcome』可能因為L、N不分，毛澤東自我解嘲地說：『講外國語，我發音不好。』雙方談完，金日成起身告辭，毛澤東卻要金日成『等一下』，然後出人意外地問：『你們吃飯還用筷子嗎？Two sticks（兩根棍子）？』」我覺得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差役們說的非常真實，因為只要聽過日本人講英語的都知道，日本人就是L、N不分，毛主席的英文肯定是讓東山小學堂的那個二把刀的日本留學生給耽誤了。

不過，偉大領袖毛主席對極權政治的貢獻無人能及，無論是斯大林還是今天的卡斯特羅和金正日，都從未達到過這種境界。在毛的極權時代，全國實際上在實行軍事化管理，城市機關廠礦學校自不必說，很早就實行了「統一思想、統一認識、統一指揮、統一行動」。在農村應該是在實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體制以後，實現了對農村農民的完全控制。毛主席通過國有化和集體化控制了全民的生計，通過單位制度、戶口制度、個人檔案制度等機制將私人空間個人自由剝奪殆盡。

人民公社這種體制簡單說就是對農民什麼都管，從生產、購銷、財政、醫療、教育、治安、基礎設施建設、社隊企業管理等等。結果當然是不可能管好，幾乎是樣樣失敗，依我看就是治安還算成功，其他的都是一塌糊塗。但從對農民控制來說，人民公社制度是空前絕後地成功，否則也不會全國一盤棋，說搞大躍進上下一起胡鬧。毛主席58年的時候曾經想通過人民公社在農村實現「四化」，即思想革命化，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而且還一度獲得成功。傳統社會的「皇權不下縣、縣下皆自治」這種事想都別想，明朝那些皇帝開豹房做木匠活，怎麼胡鬧的都有，但對普通農民沒任何影響。

說起治安，毛時代確實比現在好，而且不光是農村，城市也不錯；也不光是中國，斯大林蘇聯和納粹德國當時的社會治安也都不錯。這也是很多人懷念毛時代的重要原因。極權政權可以掌控一切，包括小偷流氓，而且可以成批的殺、秘密的殺、有計劃按比例的殺、由廣大人民群眾熱心參與的殺，和現在媒體到處渲染的刑事殺人案件給人的感覺是不一樣的，不管再怎麼解密當年的檔案，毛時代死亡幾千萬也只是個數字而已，絲毫無損於毛主席的光輝。

就對人的控制來說，偉大領袖確實是像林副說的那樣，是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一個的天才，是難以複製的天才。斯大林和咱們的領袖不是一個路數，斯大林對發動群眾不太感興趣，更多的是大眾恐怖（Mass Terror）推動社會發展，靠「十月革命以來的輝煌成就」來獲得人民群眾的崇拜。按照毛主席的觀點，群眾並沒有真正發動起來，階級鬥爭的理論也沒有深入人心，社會各階層之間沒有太多的仇恨。剛剛改革開放的時候我記得看過幾部斯大林時代的蘇聯電影，裡面充滿人情味和小資情調，應該說蘇聯那個時候已經變修了。古巴也是一樣，看看新聞裡面的鏡頭，光是穿衣打扮就知道，社會的寬鬆程度絕不是經過文革的中國人可以想象的。朝鮮按說夠邪乎的，可社會各階層之間沒有矛盾，權力鬥爭完全就是宮廷鬥爭，所以這些國家將來搞起民主憲政來都比中國要容易。

毛主席執政后，一直致力於剝奪中國人的個人權利與自由，毛澤東時代與大規模的思想改造和政治運動相始終，如土改、鎮反、肅反、知識分子思想改造、三反五反、反胡風、反右派、反右傾、四清直到文革，毛主席可以自豪地說「余致力剝奪權利與自由凡27年」，令人詫異的是，包括受迫害者在內的官員、知識分子和「人民大眾」都主動或被動地投身於這些運動、上演數不盡的作賤自已和相互殘殺的人間悲劇鬧劇慘劇。而且就拿我看到的，毛主席剝奪知識分子言論自由、農民的遷徙自由，從來沒有遇到過什麼像樣的抵抗，相反，「剝奪一點，舒服一點；剝奪得多，舒服得多；徹底剝奪，徹底舒服。」人身自由和個人權利被剝奪之日，就是「全國各族人民」對毛主席感激涕零之時。

所以，我感覺在這種環境里呆的時間長了人會變得很殘酷，會潛移默化地產生一種「對奴才的憐憫就是對人類文明的犯罪」的想法，覺得中國人就該沒事兒給收拾收拾、折騰折騰。

相比較而言，威權主義社會比起極權社會來，感召力和誘惑力要差得多。威權主義政權的特色是嚴重倚仗軍警和傳統精英，這使它容易受到廣大下層民眾和知識分子的疏遠和憎惡。而極權主義的魅力在於它可以巧妙地運動群眾投身於波瀾壯闊的社會政治運動來獲得人民大眾的認同。中國和俄羅斯，確實有極權的土壤，廣大人民群眾中間，蘊藏著極大的「被剝奪」的潛質。對於很多中國人來說，毛時代除了貧窮以外，一切都沒有什麼不適。卡里斯瑪型領袖，不出則已，如果出的話，俄羅斯就該出斯大林，中國就該出毛澤東。若出個別的什麼人，大家肯定看著彆扭。

毛駕崩以後的中國，外國人稱為後極權時代我認為是有道理的，最主要的是一個地道的極權國家要有一個有無上權威、能夠操縱二杆子「二杆子王」。這種極權的獨裁者可以不受任何約束，為所欲為。現在的胡溫的權力和極權政府的金二根本沒法比，既要看官僚集團的眼色行事，還要適當考慮民意輿情。像金二「用核武器對付內部反對勢力」的豪言壯語，借給胡溫十個膽也不敢說，甚至連想都不敢想。

極權是把專制推向極致。傳統皇權專制制度看起來對國民的統治很完善，從六部衙門到鄉保里正，朝廷的觸角幾乎可以伸到每一個家庭中去，但實際上具體事兒管得卻不多，整個體系主要就是征糧納稅，防止民眾造反。整個系統缺乏對思想的控制，缺乏人民群眾的參與。傳統皇權專制的一大特徵就是，國家在地方行政系統中儘可能少用「朝廷命官」，因為傳統小農經濟根本無力支撐起一個全面滲透窮鄉僻壤的龐大國家機器。傳統社會有「皇權不下縣、縣下皆自治」的說法，也就是說朝廷命官到縣一級為止，而且縣太爺的工作也很簡單，就是征糧納稅、拉夫抽丁、升堂斷案。對老百姓的進行「教化」只是個軟指標，靠縣太爺一個人也根本完不成。維持古代大一統中央集權專制的組織保證是官僚制度和宗法制度。後者是控制農民的。古時社會比現在簡單得多，沒太多職業，平民階層主要就是農民，商人和手工業者數量不大，而且相當一部分織席販履、引車賣漿之輩也並沒有離開土地，屬於「忙時務農、閑時經商」。

就連平時的征糧納稅、拉夫抽丁那些行政雜事縣太爺也管不了，農村由胥吏、鄉宦、生員把持，所以縣衙門只能大量僱用胥吏、衙役和鄉官去干。「胥吏行文書，治刑獄、錢穀」（蘇軾）這些人上邊不給工資，只好自己找米下鍋，從搜刮的民脂民膏中拿出一部分來支付這些人的開支。明擺著當胥吏差役總比種地強，所以七大侄八大甥越來越多，胥吏差役隊伍越來越龐大。而且工作性質決定了這些人必須具備地痞惡霸的素質，否則什麼也收不上來。「吏胥視民為魚肉，民畏吏胥如虎狼」。而且那時和現在不一樣，政府只有農業稅可收，沒有其它財政來源，政府根本離不開這些地痞惡棍，否則將一事無成。現在國家取消農業稅最大的意義我看不是直接減輕農民負擔，而是少養一些與收稅相關的胥吏、差役。因為只要收農業稅，就會有這些魚肉農民的胥吏、差役存在；城市也是一樣，只要這麼大規模改建拆遷，一定會有半黑社會性質的拆遷辦，這是必須付出的制度成本。

因此中國傳統社會就出現這樣一個「必然規律」，就是歷代王朝末期的非正式官員人數總是比初期大得多，通常會膨脹數倍甚至數十倍。年景好還沒事，碰到自然災害、異族入侵、叛亂兵變農民就會不堪重負，小農經濟根本承受不了這麼多人的壓榨，就會周期性爆發農民起義，狠狠地殺掉一批，然後輕鬆過上幾十年，循環一個周期后再接著來。有人做了個統計，說中國皇宮寺廟保存的都不錯，但沒一處縣衙門是保留完好的，全都是破爛不堪，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縣衙門的工作是征糧納稅、拉夫抽丁，是壓迫剝削的象徵，農民一旦造反先砸縣衙門。而「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的規模之大，是世界歷史上所僅見的」（毛主席語錄），所以各地的縣衙門都難以作為完好的文物而保留。

中國古代的皇帝在理論和觀念上，無疑是享有至高無上的、正統的權威，但坐上君主位置的人能否有效的行使這種權威是另外一回事。皇權是處於帝國政體的核心地位，但是，用儒家思想訓練出來的官僚隊伍，很多時候對皇權也起制約作用，皇帝的最後決定權包含在政務運行的程式中。比如在宋代，原則上皇帝的指令須經「二府」以「敕牒」的方式頒行，從宮內直接發出的批示被認為是「滅裂紀綱」的源頭，經常受到臣僚的批評和抵制。無論東方西方，政治結構都是上中下三層：在古代西方，國王與平民之間，夾著一層以血緣為紐帶的貴族階層。而在古代中國，皇帝與平民之間，夾著一層以文化為紐帶的官僚階層。這個官僚階層起始於秦漢，成熟於唐宋，至今還大模大樣的活著，對政治局的決策起著制約作用。

宋神宗是一位有理想有抱負的皇帝，他勵精圖治，銳意改革，然而，就是這樣一位牛氣衝天的皇帝，卻經常被臣子們噎得半死，弄得心情鬱悶，牢騷連連。元豐年間，陝西方面對西夏用兵失利，神宗非常惱火，打算抓個典型殺一儆百，內定的這個替罪羊是一名漕運官員。就這麼小蘿蔔頭，也被宰相蔡確以「祖宗以來，未嘗殺過士人」頂著不辦，最後神宗惱羞成怒發牢騷，「朕快意事一件也不得做！」，底下大臣還不依不饒，還要接著回一句「如此快意事，不做也好！」。再從決策機制看，很多皇帝雖然是決策和行政的最高負責人，但其決策很多都是建立在集體討論、決議的基礎之上。只有斯大林和毛澤東，才可以完全無視這支官僚隊伍的存在，想殺就殺，想抓就抓，想批就批。

所以啊，中國的極權專制只是傳統的皇權專制與列寧主義結合的產物，李銳所說的「秦始皇加馬克思」有道理，但「秦始皇加列寧」可能更準確些。偉大領袖毛主席「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繼承捍衛和發展了中國的專制傳統，把專制推向了一個嶄新的階段」，可以說是一個從未有過的高峰，按林彪的話來說，就是任何人無法超越的「頂峰」。

【未完待續】

ZT